中共最重要的宣傳話語和宣傳策略，就是把黨和國家混為一談。在中共眼裡，所謂愛國其實就是愛黨；不愛黨的人，不可能愛國。反對共產黨的中國人，就是賣國賊、是顛覆「國家」政權；反對共產黨的外國人，就是反華分子，是「境外敵對勢力」。
中共不但把黨和國家故意地混為一談，而且把黨、政府、國家、人民四個互不相同的東西統一起來，四位一體。於是，黨的利益就成了人民利益，黨的統治成了國家政權，國家形象等同於政府形象，愛國、愛人民就必須愛黨、愛政府，批評中國政府就是反華，獨裁者的同盟軍就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諸如此類。2014年黨的喉舌《環球時報》有一篇社論《必須抵制把愛國、愛黨對立起來》寫到，「用國家、政府和黨這些概念編出各種繞口令一樣的東西，欺騙、搞暈了一些人」。可見，共產黨很不希望把這幾個概念清晰地區別開來。
這種搗糨糊的宣傳術和霸王硬上弓的洗腦術，造成了普遍的思想混亂。我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書時，每次課都要批評政府、批判中國的法律和政治體制，有一次一個學生質疑到，你天天批評政府，為什麼不愛國？我回答說，作為知識分子，批評政府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愛
國方式了。
黨和國家混淆，從根本上來源於黨國體制（party-state）。中共建立之初就形成了極權黨的本色。（國民政府時期，執政的國民黨也受到蘇俄「黨國」體制的巨大影響）。1949年中共武裝奪取政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建立了一套極為嚴密的黨國同構或者以黨代國體制，這也是今日中國政治制度的基本特色。舉凡各級人大、法院、檢察院、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等等都有黨委，而且黨委的權力更大，如中共總書記高於國家元首、市委書記高於市長。1989之後，中共的慣例是總書記、軍委主席、國家主席三個職務由一人擔任，這也造成了區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困難。
在中共的統治下，黨法、國法不分，雙規就是黨法取代國法。黨軍、國軍不分，人民軍隊實際上是黨衛軍。黨庫、國庫不分，國產變成了黨產，黨產又變成了黨幹部的私產。中國權力體系裡面的「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或「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現象，更能直觀地說明黨國體制的特點。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原「中央對外宣傳小組」）與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中央保密委員會辦公室與國家保密局、中央檔案館與國家檔案局、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與國台辦、中紀委和新成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都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
1957年反右運動後，愛國是不是意味著愛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心裡出現了疑惑。40年前，劇作家白樺的劇本《苦戀》中有一句著名台詞：「你們愛祖國，可是祖國愛你們嗎？「這段台詞引起了一場關於「愛國」的大辯論，並且成為《苦戀》最大的罪狀，據此劇本改編的電影被禁演至今。當時鄧小平試圖利用這場愛國主義大討論，主張不能把愛國和愛黨劃等號；而中宣部長鄧力群卻說：「在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就必須愛黨，不愛中國共產黨，你愛的是啥子（什麼）國啊？」
鄧小平的那個說法當然比左棍鄧力群要開明，但是之後的1989年，鄧小軍用坦克機關槍血腥鎮壓民主運動時，當他說出「殺20萬、保20年穩定」時，他自己徹底暴露了黨國不分的邏輯，也徹底暴露了屠夫本色。殺的是中國人民，禍害的是國家，保的是共產黨政權。
中共宣傳體系中的黨、政府、國家、人民四位一體，否定了不同群體、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人民之間有不同的、變化的、有時候是衝突的利益。在現代政治中，需要不同的政黨來代表多元的群體，需要自由的定期選舉來反映變動的觀念和利益訴求；一黨制本身就沒有合法性，是必須被推翻的反動體制。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