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的診斷確定，毛的病非西方所猜測的帕金森氏綜合症（另稱震顫性麻痹），而是一種罕見而又無藥可救的運動神經元病（另稱內側縱索硬化症）也就是腦延髓和脊髓內，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運動的神經細胞逐漸變質死亡。在國外文獻報告上的統計，這種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運動神經細胞，最多只能活兩年。因為，喉、舌癱瘓，會引起肺部的反覆感染，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飲食，勢必更形衰弱。必須經鼻道裝胃管飼食。受影響的肌肉組織失去功用，呼吸困難。現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療方法。
毛的病情如專家所料的惡化。但真正使毛致命的，是他的心臟——那老邁而被慢性肺炎折磨的心臟。毛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和張玉鳳一次劇烈爭吵中，爆發第一次心肌梗死，六月二十六日則是第二次。第三次發生於九月二日。醫生們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臨，但沒有人敢明言。
毛主席仍在和死神掙扎。
我彎了腰對他說：「主席放心，我們有辦法。」這時有一痕紅暈在毛的兩頰出現，兩眼頓時露出了剎那的喜悅光彩。接著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兩眼合下來，右手無力地從我的手中脫落，心電圖示波器上呈現的是一條毫無起伏的平平的橫線。我看看腕上的手錶，正是九月九日零時十分。
毛的逝世並未使我感到難過。二十二年來我每天都隨時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個會議。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裡我不只是毛的醫生，我還是他閒聊的對手，我幾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細枝末節。除了汪東興之外，我可能是隨時在他身邊最久的人。
我剛開始崇拜毛，望他如泰山北斗。他是中國的救星，國家的彌賽亞。但在一九七六年此時，這崇拜早成往日雲煙。好多年前，我那個全民平等，剝削終止的新中國夢想就已破滅。我那時仍是共產黨員，但我對它毫無信心。「一個時代結束了，」當我盯著心電圖那條平直的線時，閃過這個念頭。「毛的朝代過去了。」
這念頭瞬間即逝，緊接著我心中充滿恐懼。我會有什麼下場？做為毛的專任醫生，這問題長年在我心中盤旋。
我抬起頭，茫然環顧四周。從每一個人的神色舉止和語言裡，可以清楚看出他們對於這位叱吒一時的風雲人物的死亡，有著多麼不同而複雜的心情。江青轉過身，惡狠狠地對我說：「你們這是怎麼治的？你們要負責任。」
江青的指控早在我意料之中。江青在最天真的舉動中都能嗅出陰謀。二十年前我們就處得不好。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她指控我是特務集團中的一員。
華國鋒慢慢走到江的身旁：「我們一直都在這裡值班，醫療組的同志們都盡到職責了。」王洪文漲紅了臉急忙說：「我們四個人一直在這裡值班。」
王洪文才四十二歲，是政治局裡最年輕的委員。他從原本是上海一家紡織工廠安全乾部，竄升到最高政治權力階層的速度之快，使得外界給他取了個「火箭式幹部」的綽號。沒有人知道毛為何喜歡這年輕人，並如此迅速的提拔他。王長得高大英俊，可他是個金箍馬桶，只有中學程度，不學無術，只會賣弄小聰明。他對中國的領導階層沒有任何貢獻。那年五月，毛的健康重大惡化時，王還建議我給毛服用珍珠粉，但我拒絕了。為此汪東興還批評我不尊重黨的領導人。毛也從未服用過珍珠粉。
毛垂危病榻時，王原本該負起看守的責任。但他卻常跑去國家高層領導專用的西苑軍用機場獵兔子。大部分的時間他都在觀看香港進口的電影，我想王原先就不是有品德的人，權力只是使他越加腐化。
王洪文又說：「醫療組的每項工作都報告了我們，我們都清楚，也……」沒等王說完，江青搶著說：「為什麼不早通知我？」
但我們早跟江青報告過好幾次毛的病情。江青指控我們醫生從未將病情說得嚴重，是謊報軍情。她怒斥我們是資產階級老爺，還說醫生的話最多只能聽三分之一。八月二十八日，在聽過我們對毛病情惡化的正式報告後，她氣沖沖趕往大寨「巡查」。九月五日，華國鋒打電話將江青從大寨催回北京。當晚江來了一下，說太疲勞了，就回了她自己的住處，並沒有詢問毛的情況。
九月七日，毛已進入垂危狀態，江青下午來到二零二，與每一個醫生和護士握手，連聲說：「你們應當高興」。她似乎以為毛死後她會當然接管權力，我們也會期盼她的領導。
醫療組的人都感覺很奇怪，為什麼江青這樣對待毛呢？我將這些告訴了汪東興。汪說：「這不奇怪。江青認為阻礙她取得最高權力的人，就是主席。」
這時張春橋背著雙手，踱著八字步，兩眼看著地上。
一旁的毛遠新則臉色鐵青，走來走去，似乎在找什麼東西。
毛遠新是毛澤東二弟澤民的兒子。毛澤民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新疆省省長判處死刑。原本親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盛世才，曾熱烈歡迎毛澤民前往他的轄區。但在德國入侵蘇聯之後，他便轉而投靠蔣介石和國民黨。毛澤民的夫人也一起被捕，在牢裡產下毛遠新。他母親再婚後，毛澤東便負起養育侄子的責任。毛在一九四九年把毛遠新接入中南海，但很少和他見面。
我是看著遠新長大的。遠新小時和江青處得不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才二十多歲。他寫信給毛為自己與江青不睦的事道歉。現年只有三十多歲的毛遠新是瀋陽軍區政委。一九七五年尾，毛因病重而不能出席政治局常委會議，毛遠新便代表他出席，成了毛的聯絡員。江青信任毛遠新。
其他人和醫生護士都低眉垂目，象是等待判決，汪東興在向張耀詞說些什麼。張耀詞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團長。汪東興與江青素有嫌隙。汪當時擁有相當大的權力並身兼數個要職。他不但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還是警衛局局長兼黨委書記，以及中央警衛團黨委書記。想發動政治局政變一定得有他的鼎力相助。
突然江青的臉色變得緩和起來。也許她以為阻礙她取得最高權力的障礙已經消失，她馬上就可以統治中國。她轉身向我們說：「你們大家辛苦了，謝謝你們。」然後回頭叫她的護士說：「給我準備好的那套黑色衣服和黑頭紗呢？你們燙好，我要換上。」
華國鋒向汪東興說：「你立刻開政治局會。」
大家從室內走到外面的大走廊，這是張玉鳳突然放聲嚎哭，嘴裡叨叨著：「主席你走了，我可怎麼辦哪？」江青走過來，用左手抱住張的肩膀，笑著對張說：「小張，不要哭，不要緊，有我哪，以後我用你。」張立即停止了嚎哭，滿臉笑容對江說：「江青同志，謝謝您。」
我聽到江青悄悄對張玉鳳說：「從現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誰也不許進去。你把留下來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點好，交給我。」一邊說一邊向會議室走去，張跟在江的後面說：「好的，江青同志。」
此時張耀詞氣急敗壞從室內走出來，向我說：「李院長，你問問值班的人和別的人，有沒有看見床旁桌子上的那塊手錶？」
我說：「什麼表？」
「就是郭老在重慶談判時，送給主席的那塊手錶。」毛沒有戴手錶的習慣——他起居無常——那隻瑞士亞美加表是多才多藝的文人兼學者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送給毛的。郭后來出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直到一九七八年去世。他終生是毛的好友，因此那隻表極具歷史價值。
我說：「剛才大家都忙著搶救，誰也沒有注意那隻表，你問問張玉鳳。」張說：「我看見毛遠新走來走去，東摸西摸，一定是他拿了。」我說：「我沒有看見，醫療組的人沒有誰有膽量拿。」張又急忙回內室。
汪東興從會議室那邊走過來，叫我到旁邊的房間內說：「剛才同華總理商量過了，你趕快去想辦法，要將主席的遺體保存半個月，準備弔唁和瞻仰遺容。一定要保住，天氣太熱，不要壞了。」我說：「保存半個月容易做到。」汪說：「你趕快去辦，我還在開會，你回來後立刻告訴我。」
我又走到大走廊，中央警衛團一大隊一中隊值班的警衛隊員都在這裡，一中隊的教導員坐在地毯上，他對我說：「李院長，你可要準備好，政治局開會，好事攤不到你的頭上，出了事都是你的責任，你跑不了。」我想，我跑到哪裡去呢？無處可跑。
我早料到了我會被控謀殺毛澤東。
我家五代都做醫生。
我的大曾祖李德立，是滿清同治年間太醫院左堂官，四曾祖李德昌是右堂官。我家相傳下來的一段史實，同治皇帝患梅毒，但慈禧太后只准醫生按水痘治，大曾祖曾冒險向慈禧說，不能這樣治皇上的病，不是水痘。慈禧大怒，將頭上的鈿子擲下，大曾祖立即摘帽磕頭到地。慈禧沒有殺他，但摘去頂戴，帶罪當差。所以大曾祖死時遺囑，「不要戴帽入殮，把帽子放在旁邊。」並告誡子孫，不要做御醫，怕沒有好下場。我家仍舊是以醫藥傳家，但代代都遵守著我大曾祖所說不要做御醫的遺言，往後沒有人再做御醫。
我被任為毛的醫生後，曾要求上級再考慮。但我無法回絕。我嘗試離職好幾次，毛都將我召了回去。
只有我的家人和最親近的朋友知道我工作的性質。真正了解我工作的人總覺得我不會有好下場。他們常警告我，做為毛的專任醫生，可能會有悲慘結局。
一九六三年有一次我的堂兄對我說：「你在工作上承擔的責任太大，毛主席的健康可是全黨全國人民都極其關心的大事，萬一有哪位中央委員對你的工作不滿意，指責你，可就不好辦了。」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母親的乾女兒由雲南昆明到北京來休假，看到我說：「你的家我可不敢去，更不敢住。在昆明譚甫仁被暗殺後，凡是去過他家的人都被隔離審查，幸虧我沒有去。你這裡如果發生點事，那可不得了啦！」譚甫仁當時任昆明軍區政治委員，文化大革命中被軍區保衛處處長刺殺。
自從一九七二年一月毛髮生肺心病心力衰竭後，身體越來越壞，特別是神經系統症狀出現以後，我經常想到會不會發生一次象蘇聯在史達林死後那樣的「醫生謀殺事件」？在毛去世前五天，我抽空用了一刻鐘的時間，坐車回家一趟。慎嫻上班，孩子們上學，只有老保姆在家。我將棉衣棉褲棉大衣打了一個小包帶走。我打算，如果發生「醫生謀殺事件」，我坐牢，天冷時還有棉衣穿。離開家以前，我到每個房裡看了看，心想，再見吧，或許是永別了。正因為在心理上早就有了準備，所以現在反而十分鎮靜。毛生前常愛講的一句口頭禪是「死豬不怕燙」，這時的我在精神上已經是「死豬」了。後來，慎嫻告訴我，老保姆同她說，李院長這麼急急忙忙地回來又走了，一定是出了什麼事情。在北京，幹部家的保姆政治嗅覺都很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