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度事件：朝廷反改革面目徹底暴露
改革的攻堅之年，終於到來。在晚清最後十年的改革進程中，沒有哪一年比1908年更為關鍵——呼喚真改革的民意，在這一年第一次以運動的方式爆發出來。朝廷如何應對這洶湧澎湃的民意，直接決定著人心的去留與改革的成敗——但終究，朝廷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假改革、反改革之路；革命，也終於不可避免……
反改革案例一：下達諭旨，禁止紳商和學生"干預國家政治"
1907年12月，清廷下達諭旨，用十分嚴厲的口吻譴責"各省紳商士庶"干預朝政。諭旨說：近年以來，各省紳商士庶，遇有內外政事，動輒拿立憲說事，"相率干預，一唱百和，肆意簧鼓"，以此干預朝廷決策，著實可惡。諭旨明確強調，立憲法開議院這種國家大政，決不是人人都可以議論干預的——"各國君主立憲政體，率皆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其開設議院專為採取輿論，……固非人人皆得言事，亦非事事皆可參預。"
禁止"紳商士庶"議論立憲事宜的同時，1908年1月，作為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機構的學部，也秉承朝廷諭旨，明文禁止學生干預國家政治。在其下達給"大學堂"（清末大學的通稱）的文件里，如此嚴厲規定：
"（學生）不准干預國家政治及離經叛道、聯名糾眾、立會演說等事，均經懸為厲禁。…………如有廢棄讀經、講經、功課荒棄、國文不習，而教員不問者；品行不端、不安本分，而管理員不加懲舉者，不惟學生立即屏斥懲罰，其教員、管理員一併重處，決不姑寬！"
上述諭旨的頒布，與1907年大量的"紳商士庶"和"大學堂"學子積極參與收回蘇杭甬鐵路修築權的運動，有直接關係。運動的起因，是朝廷在鐵路修築權問題上出爾反爾。本來，江、浙兩省紳商所成立的商辦鐵路公司，早在1906年前後就已上奏獲准修築此條鐵路，而且部分路段業已開工；英國方面卻以1898年曾與清廷訂立過一條借款代築此路的草約為由，要求清廷禁止江、浙紳商自辦。英方的要求獲得了袁世凱的支持，1907年10月，朝廷頒布諭旨，將築路權送給了英國，本國紳商則只允許"搭股"。
浙江鐵路公司總理湯壽潛。1905年7月24日，江浙紳商160餘人於上海集議，成立浙江鐵路公司，籌股自築蘇杭甬鐵路，並公舉湯壽潛為總理。在晚清立憲領袖當中，湯壽潛與張謇齊名，其憲政思想，則似有過之。此種背景，顯然會深度影響到蘇杭甬拒款保路風潮中的政治訴求。
朝廷此舉，引發兩省立憲士紳的極大不滿，隨後掀起一場堅拒借款、鐵路商辦的運動。在這場運動當中，立憲士紳們似乎是第一次意識到"議會立憲"與維護自身權益之間存在密切關係——他們在《時報》上刊文，說此次事件背後，"非僅鐵路問題，乃民權問題"，倡議"合二十二省開國會，以爭還我民權"；《申報》上也刊有大量立憲士紳的文章，尤其有文章一語道破機關——"今日應急設議院，然後可保路礦"，《申報》自家的社論說得更明白：假如國會成立，監督政府，之前那種借款便不會發生，更不會出現這種紳商利益被朝廷予取予奪的現象，所以，若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則——"非國會不得其當，代表國民之意見而以全力撼政府，亦非國會不得其當。"
袁世凱個人意見即可決定鐵路修築權的歸屬，尤其讓士紳們憤怒。《時報》因此竭力呼籲速速設立議院，"以戢官場之專橫"，期望以議院來壓制官僚們的專制決斷；在一篇名為《論今日不能不開國會》的文章里，《時報》說道："今日我政府實無一事而不腐敗，縱我國民不憚煩日日而爭之，事事而爭之，其所補救者亦僅矣"，若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則非召開國會不可。報紙甚至以揚言的態度號召民眾，假如政府不立憲，不開國會，不給民眾以代表權，則民眾應該組織起來抗拒納稅——"至再至三，繼續進行，強矯不變，如萬不得已，則以不納租稅為最後對待之手段"。
清末匯集出版的《蘇杭甬拒款匯紀》。1907年，清廷下令江、浙兩省鐵路公司停止經營，建設中的蘇杭甬鐵路改由政府借英款修築，由此導致蘇杭甬拒款運動。此次運動一改昔日聯合官府、上書請願的方式，而採取組織保路團體，如國民拒款會、鐵路協會等，動員社會各界力量，轉與中央政府抗爭。在這一抗爭過程中，江、浙紳商們明顯感覺到"武器"的匱乏——若有國會之存在，則可以名正言順地狙擊朝廷的專制之舉。一場保路運動，遂升級為要求立憲法開國會的政治運動。
江、浙士紳們在這場保護蘇杭甬鐵路修築權的運動中，所表現出來的憲政、民主素質相當之高。單就其提出的——"欲收對外爭權利之效，請先從事於對內爭權利可也。……對外爭權利者，治標之法也；對內爭權利者，治本之法也"——這一條，就已足以讓後人汗顏。朝廷雖然早已宣布預備立憲，但士紳們立憲維權的意識越高，朝廷卻越是忌諱；加以此次運動江浙學生非常活躍，北京9所"大學堂"的學生也積極聲援，聯名要求拒債築路。朝廷自覺尊嚴受到了挑戰，利益受到了傷害，遂有上述禁止紳商和學生"干預國家政治"的諭旨的頒布。
如此倒行逆施，引致輿論一片譴責之聲。《申報》刊文《論政府欺罔朝廷》，文章諷刺道：朝廷已經宣布預備立憲，政府非但不誘掖引導人民皆有政治思想，反而不准民眾干預政治；這豈非欲實行專制？若政府真想要搞專制，何妨明說，又"何必用其專制之手段，以骯髒此立憲之美名也哉！"另一《政論》雜誌亦明目張胆地刊文《今日中國之學生宜與聞政治之事也》，赤裸裸地與朝廷諭旨唱反調；文章說，學生在全國民眾當中，相當於一種"先覺者之地位"，政府若要立憲，必須讓學生參與政治，沒有學生的參與，立憲不可能成功；如今政府之所以不准學生參與政治，不過是"以便政府之私圖"罷了。
反改革案例二：頒布《大清報律》，壓制一切不利於朝廷的言論
報紙刊物聲援紳商和學生和批評朝廷的堅決態度，終於也招來了朝廷的打壓。
1908年初，朝廷頒布《大清報律》。《報律》共45款，其主要規定大致有：報刊創辦前須向有關機關辦理登記手續，並交納保證金；每期出版前須送交地方行政機關或警察機關審查；禁止刊載"詆毀宮庭"、"淆亂政體"、"擾亂公安"的言論，違者"永遠禁止發行"；禁止刊載"未經官報、閣鈔發布的諭旨章奏"，違者處兩年以下徒刑及二百元以下罰款；國外出版的報刊，違反上述規定者禁止入境，出海關沒收後入官銷毀。
1906年，商人丁寶臣在北京創辦的《正宗愛國報》。該報在報導上採用地道的北京白話文，很受北京市民歡迎。1908年清廷頒布《大清報律》，《正宗愛國報》公然刊文嘲諷："甚麼叫《報律》呀？簡直的外號兒就叫收拾報館，堵住報館的嘴，不准你說話，就是《報律》的真精神。"
上述規定當中，最核心之處，是對報紙內容實行事先檢查制度。這一事先檢查制度的具體規定是："每日發行之報紙，應於發行前一日晚十二點鐘以前，其月報、旬報、星期報等類均應於發行前一日午十二點鐘以前，送由該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隨時查核，按律辦理。"倘若此款法律被嚴格執行，則意味著報紙上再無可能出現任何針對朝廷的批評之聲。
事實上，朝廷意圖控制輿論的努力早已有之。1906年由巡警部頒布的《報章應守規則》九條，實際上就是九條控制輿論的禁令，頭兩條尤為赤裸裸："一、不得詆毀宮廷。二、不得妄議朝政。"——《規則》出台前一個月，朝廷剛剛宣布要"預備立憲"，許諾要將一切政務"公諸輿論"。
《規則》很自然地引發了媒體的憤慨。朝廷對外宣稱《規則》系參照日本報律而制定，政治立場傾向於立憲的《申報》，則參照日本報律，對九條禁令逐一駁斥，以揭破朝廷虛偽之真面目。尤其於頭兩條駁斥最為用力。《申報》說，所謂"不得詆毀宮廷"，已經違背了立憲精神，因為中國宮廷事務與政治關係極為密切，譬如"皇室經費，既與政務相混，內官制度又與政體相睽"，這些事情，報紙當然有責任記載和評議，若因此而治報紙"詆毀宮廷"之罪，顯然已經違背了"預備立憲之原理"。對於"不得妄議朝政"，《申報》說，監督政府、促進政治改良，是報紙天然的職責，"報館豈政府之臣屬，而可以禁之不議政耶！"政治立場傾向於革命的雜誌《漢幟》，自然更不會放過這種批判清廷的大好機會——
預備立憲公會會旗。1906年12月成立於上海，會長是鄭孝胥，副會長張謇、湯壽潛。會員主要是江蘇、浙江、福建的紳商知識分子，約270餘人。社團的宗旨，是"奉戴上諭立憲，開發地方紳民政治知識"。1908年，預備立憲公會兩次向清廷請願召開國會。
"七月十三日滿廷頒布立憲之偽詔下，未幾即有巡警部取締報館之規則，如不得誹謗宮廷，妄議朝政。是奪全國人發言權，而有過於始皇偶語之禁也……出版、言論、集會三大自由者，萬國憲法中，共同遵守之通例也。而報館則具有出版、言論兩部性質，各國文明程度之高低，皆以報館之敢言觀之……滿廷方議憲法，即犯三大自由之二，是各國以報館監督政府，中國反以政府監督報館。各國因專制而立憲，中國反因立憲而專制也。"
1908年的《大清報律》，不但重複了當年的《規則》，而且增添了事先檢查制度，對輿論的控制更為嚴厲。通篇《報律》，只講言論控制，絲毫不提言論保護。《報律》尚未出台，媒體已得知其主要內容，《公論新報》即刊文批評："吾國政府未嘗自束於法律之中，而僅僅苛責於吾民一方面"；《大公報》也悲觀地預料道："（報律一旦推行）報界言論自由之靈魂將飛散於雲霄之外……湛精爛漫之輿論，更芻狗之不若也"；《申報》則激烈批判道："（報律頒布之後）則吾國真為無輿論之國"。
朝廷對報界的反抗置若罔聞，反在1908年3月頒布的《報律》中增加了不少限制輿論自由的條款。結果，引發了整個報界的抵制。《江漢日報》刊發時評《嗚呼立憲——對於新定報律之感言》，痛罵制定此律者的"袞袞諸公"——"不啻憲政之罪人，國民之公敵也"；《神州日報》發表社論《監謗政策之爭議》，稱朝廷這一法律的出台，其目的在於——"欲以極嚴酷之手段，虜使人民，以鉗制輿論，將使輿論一線方萌之生理，因而摧殘消歇。然後政府之言語行動，可以狂猖自恣，為所欲為，不復有人承議其後，自以為是而後快其私心"。
朝廷的一意孤行最終促成了報界的聯合抵制。最堅決的可謂北京報界，其聯合宣言書戳破了朝廷自謂《報律》襲自日本的謊言，明白昭告世人，日本報律決無"內容事前檢查"的規定。宣言書揚言：如果朝廷固執己見，必要執行"內容事前檢查"，則北京報界將採取一致行動，同時停版，並將呼籲全國報界與政府進行交涉或將所有報館的發行所移到租界，全體掛上洋旗，以示堅決抵抗。
反改革案例三：出台《結社集會律》，打壓開國會請願運動
與輿論領域朝廷的壓制和報界的抗爭大約同步，朝野士紳在1908年前後已經比較充分地聯合了起來，成立了許多以研究憲政、呼籲憲政、開啟民眾憲政智識為宗旨的社團組織，譬如政聞社、憲政講習會、預備立憲公會、國會期成會……等等，並掀起了一場請求開設國會的大請願運動。
運動由憲政講習會發端。1907年9月，由憲政講習會會長熊范輿等人領銜，向清廷呈遞了全國第一份要求從速召開國會的請願書。請願書中說：中國之所以長期解決不了"外憂"，是因為長期以來沒有解決"內患"。這個"內患"，就是中國數千年傳承下來的專制政體，"人民無參政之權，國家對於人民，既以干預政務為越權，人民對於國家，亦以不聞國事為本分。是故政府孤立於上，人民漠視於下"，這樣的整體，以前用來鎮壓國內是綽綽有餘的，但要用來抵禦外辱，就遠遠不足了。因此，"民選議院不立"，不但內患化解不了，外憂也同樣無法消除。
請願書還說，國會一定要速速召開。因為只有議院作為立法機關"及早成立"，然後制定各種民法、刑法，實現司法的"完全獨立"，使議院真正成為政府的監督機關，監督一切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與執行，如此，"一人失職，彈劾之書立上，一事失道，質問之聲即起"，才可以保證"官無屍位，責有專歸"；才能夠防止"橫徵暴斂"和"官吏肥私中飽"；如此，底層民眾的怨言，也就可以銷聲匿跡，"內患"已除，外憂自然不再是問題。
末了，請願書還駁斥了當日流行的民智未開，不應急於開設議院等謬論。請願書說道：民眾的議會民主知識，有些是"自然發達"，有些則是"助長而使之增高"——"東西各立憲國，惟英吉利之國會，由人民程度之自然發達而來，除此以外，無論何國其初開國會時，人民之程度皆非即如今日之優，特因有國會以助長之，乃得至於今日耳"——開設國會，恰恰正是提高中國民眾民智的重要途徑。
這份請願書的期望是：朝廷"發布選舉制度，確定召集期間，於一二年內即行開設民選議院"。
以此為開端，朝野士紳依託各種憲政社團組織，在1908年掀起了一場請求朝廷開設國會的請願高潮。迨至1908年3月，在這些憲政社團的推動下，河南、廣東、江蘇、安徽、直隸、奉天、吉林、山東、山西、浙江等省都先後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赴京上書請願。在請願書上簽名的一般都有數千人之多，河南為4000餘人，安徽有5000多人，江蘇達13000多人，最多的是山西，共20000餘人。江西、福建、貴州等省未及選派代表赴京，但都開展了請願簽名活動。報刊輿論請開國會之聲亦連綿不絕，北京八旗士民亦有1500多人簽名上書請開國會。朝廷大吏重臣，如黑龍江巡撫程德全、兩江總督端方、河南巡撫林紹年，駐外使臣孫寶琦、胡惟德、李家駒等也都先後上折或電奏朝廷請求儘快開設國會。
面對如此洶湧的民意，朝廷做出了最錯誤的選擇。在德國考察憲政的大臣于式枚上奏要求朝廷"遇事彈壓"，正中朝廷下懷。稍後，法部主事、政聞社成員陳景仁得知于式枚有如此奏摺，遂獨自電奏朝廷，提議三年內召集國會，並呼籲將于式枚革職。1908年7月，朝廷公然將陳景仁革職，又將其所在的政聞社查禁封閉，並查封了與政聞社骨幹梁啓超等有聯繫的《江漢日報》。
除了赤裸裸的暴力鎮壓之外，朝廷還寄望於通過立法根絕請願運動。1908年3月，朝廷頒布了一份《集會結社律》，該律規定，一切"宗旨不正，違犯規則，滋生事端，防害風俗"的社團組織，均在取締之列。這一條文的伸縮性如此巨大，意味著政府可以隨心所欲地取締任何自己想要取締的社團組織。朝廷有意頒布這樣一份限制民眾集會、結社自由的法律，始於1907年12月的一份諭旨，該諭旨要求相關部門"將關於政事結社條規，斟酌中外，妥擬限制，迅速奏請頒行"——"限制"二字，將制律的目的說得非常直白。
但該諭旨遭到了部分體制內改革派的抵制。1908年初，憲政編查館和民政部會奏《結社集會律》，很婉轉地否定了這份諭旨，奏摺說：結社集會種類很多，"除秘密結社潛謀不法者應行嚴禁外"，其他如以討論憲政，研究事理、合群聚策為主旨的社團，對社會沒有任何危害，法律沒有理由禁止它們。奏摺還說，西方這樣性質的社團非常之多，非常發達。
這些體制內開明派的呼聲顯然沒有打動朝廷的最高決策者，最終出台的《集會結社律》，沒有任何對結社、集會自由的保護條款，通篇都是鎮壓之詞。朝廷自以為，此律出台之後，那些憲政社團均將戰戰兢兢而迅速解散，請開國會的請願運動也將迅速落潮。但自由從來都是壓制不住的，至清廷滅亡之日，全國大大小小的公開半公開和秘密的社團，已有數萬之眾。
反改革案例四：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君主專制反較改革之前更盛
《欽定憲法大綱》。憲政編查館、資政院在進呈《憲法大綱》的奏摺里說："東西君主立憲各國，國體不同，憲法互異，論其最精之大義，不外數端：一日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二曰君主總攬統治權，按照憲法行之；三日臣民按照法律有應盡之權利義務而已。自余節目，皆以此為根本。其必以政府受議院責難者，即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之義……而立法、行政、司法則皆綜攬於君上統治之大權。臣等僅本斯義，輯成憲法大綱一章，首列大權，以明君為臣綱之義，次列臣民權利義務，以示民為邦本之義。雖君民上下同處於法律範圍之內，而大權仍統於朝廷。"——竟如此公然將"君主總攬統治權"、"立法、行政、司法則皆綜攬於君上統治之大權"，視作近代憲政"最精之大義"，清廷之反改革面目，至此已昭然若揭。
"剿撫並用"，是傳統帝國慣用的政治手段，清廷在1908年也不例外。在上述一系列針對民意的嚴厲鎮壓之外，1908年8月，朝廷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和《九年籌備立憲清單》，希望以此安撫民意，緩和壓力。
但也恰恰是這份《欽定憲法大綱》，徹底暴露了清廷心目中的"立憲"是個什麼樣子。
《大綱》全文不長，照錄於此：
欽定憲法大綱(1908年)
君上大權
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
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
欽定頒行法律及發交議案之權。凡法律雖經議院議決，而未奉詔命批准頒布者，不能見諸施行。
召集、開閉、停展及解散議院之權。解散之時，即令國民重行選舉新議員，其被解散之舊員，即與齊民無異，倘有抗違，量其情節以相當之法律處治。
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司之權。用人之權，操之君上，而大臣輔弼之，議院不得干預。
統率陸海軍及編定軍制之權。君上調遣全國軍隊，制定製定常備兵額，得以全權執行，凡一切軍事，皆非議院所得干預。
宣戰、講和、訂立條約及派遣臣與認受使臣之權。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
宣告戒嚴之權，當緊急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爵賞及思赦之權。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專。
總攬司法權。委任審判衙門，遵欽定法律行之，不以詔令隨時更改。司法之權，操諸君上，審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詔令隨時更改者，案件關係至重，故必以已經欽定為準，免涉分歧。
發命令及使發命令之權。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議院協贊奏經欽定時，不以命令更改廢止。法律為君上實行司法權之用，命令為君上實行行政權之用，兩權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廢法律
在議院閒會時，遇有緊急之事，得發代法律之詔令，並得以詔令籌措必需之財用。惟至次年會期，須交議院協議。
皇室經費，應由君上制定常額，自國庫提支，議院不得置議。
皇室大典，應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議定，議院不得干預。
附：臣民權利義務(其細目當於憲法起草時酌定)
臣民中有舍於法律命令所定資格者，得為文武官吏及議員。
臣民於法律範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監禁、處罰。
臣民可以請法官審判其呈訴之案件。
臣民應專受法律所定審判衙門之審判。
臣民之財產及居住，無故不加侵擾。
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納稅、當兵之義務。
臣民現完之賦稅，非經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舊輸納。
臣民有遵守國家法律之義務。
（《大綱》全文完）
整個《大綱》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君上大權"，此部分通篇均是"議院不得干預"、"不付議院議決"、"皆非議院所得干預"，皇權甚至於比立憲之前還要強大，立憲之本意是限制皇權，如此搞法，這算什麼狗屁立憲？第二部分是臣民的權利義務，其中第二條貌似給予了民眾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的自由，但其前綴是"於法律範圍以內"，而那些法律是什麼樣子，前文已經有詳細敘述——民眾有言論自由，但禁止學生、紳商"干預國家政治"；民眾有著作、出版的自由，但《大清保律》有"內容事先檢查制度"；民眾有"集會、結社的自由"的自由，但《集會結社律》可以取締任何讓朝廷不爽的社團和集會——越改越專制，這才是改革的真相。
結束語
晚清最後十年的憲政改革，終於在1908年明目張胆地登上了專制的馬車，一路絕塵而去，清廷也將因此在三年之後灰飛煙滅。此種轉折，《神州日報》早在1907年即已有充分之預測：
"自去年宣布立憲後，而各種之風潮，非常之慘劇，皆相隨而至，不特為立憲諸國所未聞，抑亦為開明專制國所未有。由是觀之，政府之於專制也，乃取其實而不欲居其名，於立憲也，則取其名而惟恐蹈其實……吾以今日現象卜之，過此而往，政府之政策必不外二方面：於一方面也，必日益言銷融滿漢，必日益言改良庶政，必日益言宣布憲法，必日益言予民自由；於一方面也，必日益派偵探，必日益捕黨人，必日益鈐制學界，必日益添募陸軍。而所謂立憲雲立憲雲者，則亦言之愈殷，去之愈遠，而國民之對於此立憲也，則亦如鏡之花，如水之月，可望而不可即。……念前途之茫茫，真不覺仰天而大慟也！"（《論國民之前途與救國之責任》，載《神州日報》1907年9月1日）
慈禧出殯。1908年末，慈禧去世。此前，光緒皇帝已中毒身亡。慈禧留下一份公開的遺囑，內有"前年宣布預備立憲詔書，本年頒示預備立憲年限……回念五十年來，憂患疊經，兢業之心，無時或釋，今舉行新政，漸有端倪"之語，似乎並無意改變憲政改革的既定路線。但據惲毓鼎《澄齋日記》，似乎在公開遺囑之外，慈禧尚應有一份旨在加強皇權的秘密遺囑。此後改革的進程，也證實了這一點。這個一輩子與改革糾纏在一起的女人，在她去世這一年，終於徹底把改革弄死了。迄今，慈禧在清末最後十年改革中起到何種作用，仍存有爭議。但改革最終亡於其手，卻是毫無疑問的——如果說1901到1907年間，慈禧對支持改革勝過反對改革的話，那麼，1907年到1908年，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年，各種各樣反改革諭旨、反改革法律的出台，同樣也都是出自她的旨意，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慈禧否定了改革。
1908年11月，慈禧去世，臨終前忽嘆曰："不當允彼等立憲。"少頃，又曰："誤矣，畢竟不當立憲。"（據惲毓鼎《澄齋日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