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余英時於當地時間8月1號在普林斯頓寓所去世，享年91歲。
余英時（1930–2021）
就在余先生去世前不久，他還與香港中文大學的兩位老朋友陳方正和金耀基分別通了電話。和陳方正先生的通話是在香港時間8月1號上午10點，除了相互問候，余英時也說起，很多老朋友都走了，能夠和他說說話很高興。到了12點（已是美國時間午夜），余英時又和金耀基通話，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金先生覺得余英時有點反常，他的聲音不太對，以往的通話也不會這麼晚。
美國時間8月1號凌晨，余太太發現余先生已在睡夢中離世。後來她告訴金耀基，那通電話就是余先生最後的通話。余先生悄然落葬之後，外界到了今天才得知消息。陳方正和金耀基回想起來，覺得可能是余英時自己有預感，在電話中和老友告別。
在我們出版的陳方正《當時只道是尋常》一書中，陳教授細緻回顧了他和余先生的交往，有同在哈佛時一班客中寂寞的中國學生談天說地的熱鬧，也有中文大學改制風波之後性情中人余英時的失聲痛哭，還有對余先生學術思想的總結和分析。作為相交六十年的朋友，陳方正說余英時有點像陶淵明，「外表平易淡泊，骨子裡卻有俠氣乃至凌厲鋒芒」。
今天的推送就和大家分享這篇文章，以紀念余英時先生。
我所認識的余英時
節選自〈玉山高並兩峰寒——記余英時與楊振寧〉
《當時只道是尋常》頁221–227，此標題為編者所加
陳方正
從打漁莊到工作小組
初識余英時，是半個多世紀之前，還在念本科的時候。有此緣分，是通過羅球慶——他的嫂夫人和我姐姐同事，他自己則像許多新亞畢業生如陳啟雲、何佑森、還有我的同班好友曾省一樣，都得到哈佛燕京學社資助，到劍橋來進修；至於英時兄，當時早已經到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並且隨父母在美國定居了。這班新亞學人客中寂寞，周末很自然地都聚集到他家裡吃飯，談天說地，熱鬧一番，余府遂獲得「打漁莊」的美稱。我是物理本科生，其實不入流，卻也跟隨球慶去湊熱鬧，因此不時有機會見到英時兄，暢論古今，記得還下過一兩盤棋。但沒有多久他就到密西根大學教書去，我後來也畢業回香港，自此音書渺然。
余英時新亞書院畢業照，1952年
再見面已經是十多年後。1973年他到中大來做新亞書院院長，心想他未必記得舊事，況且地位懸殊，就沒有造次。但有趟一起開教務會議，會後他拉住敘舊，於是又聯絡上了。他喜歡下棋，曾邀請台灣的「神童」王銘琬訪問新亞，掀起了小小圍棋熱；他又鍾情紅學，曾寫文章大談《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傳誦一時。這些是他做院長的賞心樂事，我也頗感興趣，所以仍然談得起來。但我們真正相熟乃至相知，則是由於「工作小組」，那是負責中大體制改革事宜的委員會。他回到中大第二年，在毫無心理準備情況下，被李卓敏校長拉去主持這小組，我雖然資歷淺，也陰差陽錯被邀請加入。這樣從1974年開始，我們每星期都要關在一起，整天開會。那時我少不更事，意見多，發言無所顧忌，一年下來，和主導這小組的余英時、邢慕寰、馬臨，還有其他年輕教師代表金耀基、傅元國，都成為好朋友，因為大家經常各抒己見，爭論不休，又要承受外界壓力，自然生出同舟共濟之感。成員書院歷史悠久，是創辦中文大學的基礎，小組工作牽涉它們的地位和利益，因此不但在校內導致軒然大波，社會上也議論紛紛。英時兄身處風口浪尖上，飽受攻擊和中傷，更被誣為出賣新亞。他是性情中人，蒙此不白之冤，鬱結可想而知。小組工作結束後，大家到尖沙咀某飯館餐聚，趁酒酣耳熱之際，開懷放言，以消胸中塊壘，散席後英時兄感觸不能自己，竟然坐在樓梯口失聲痛哭起來，大家相對黯然。此後不久，他返回哈佛任教，於是又天各一方，動如參商。
1973年，余英時出任新亞書院院長
（《新亞生活月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
平淡中有俠氣
再有機會不時相聚已經是八十年代末，我到中國文化研究所任職之後了。1987年我休假，回到離開二十年之久的劍橋訪問。那時他已經轉到普林斯頓任教，我專程南下到他家中作客，議論舊事，對枰消遣，品嘗嫂夫人的手藝，更有幸在座上認識牟復禮（Fritz Mote）和周質平，和重訪初來美國時已經認識的方聞，度過了很愉快的幾天。⋯⋯到九十年代初，我和中大同仁創辦《二十一世紀》，試圖為中國的文化建設出一分力，他毫不猶豫響應，列名創刊編委，對約稿更有求必應，成為支持這新雜誌的中堅分子。此後我們在夏威夷和斯德哥爾摩那兩次國際會議上碰頭，我又數度到他家作客，都可謂浮生快聚。到新世紀來臨，普大同仁為他舉辦慶祝七十大壽的研討會，我和老伴欣然就道，得以盤桓多時，敘舊盡歡。但這也就成為絕響⋯⋯
英時兄是個很樸實，但絕不簡單的人，有點像陶靖節，外表平易淡泊，骨子裡卻有俠氣乃至凌厲鋒芒。他曾經說，自己有傳統中國人氣質，那是抗日戰爭中在安徽潛山老家的農村成長所塑造。換而言之，他講道義，重情誼，是非曲直分明的性格，就是由此養成。此後他投入錢穆先生門下，受傳統學術薰陶，這性格自然又得到進一步發展。但我們自不會忘記，他的尊人余協中先生畢業燕大，曾經留美，在國內多所大學教授西洋史，他自己則在哈佛接受嚴格西方學術訓練，一生浸淫於美國學術界。因此，他的學問無疑得力於深厚傳統功底，但在理念和方法上，卻深受西方影響。在他心目中，中國和西方兩個迥異傳統的重要性應該無分軒輊，甚至可以說是融為一體，但兩者之間卻仍然具有強大張力。
陳方正與余英時聚餐。右起：邢慕寰、余英時、不知名者、陳方正、金耀基、余小姐、余夫人，1982年9月。
例如，在紀念錢穆的〈猶記風吹水上鱗〉和〈一生為故國招魂〉兩文中，他極力要說明的便是，錢先生雖然一生以闡釋、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在學術上卻是完全開放，能夠接受新觀點、新思想的。更值得玩味的，則是〈錢穆與新儒家〉那篇長文。錢先生曾經拒絕簽署1958年由四位新儒家學者發起的《中國文化宣言》，去世之後台灣學界對他的評價因此顯得頗有分歧。英時兄此文實際上是為乃師辯護，但其中並無一語頌揚錢先生，而只是致力撇清錢穆與新儒家的關係，也就是強調錢是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學家，然後舉出層層客觀證據，將新儒家定位於宗教而非學術，並且進一步把它「狂」的特徵與發展過程加以細密剖析。說到底，這篇申辯書（apology）在性質上是不折不扣的學術論文，言外之意卻咄咄逼人，森嚴可畏。
和而不同
當然，英時兄的扛鼎之作是新世紀初出版的兩卷本《朱熹的歷史世界》。那是令人震驚的大部頭翻案文章，以無可駁辯的細密考證闡明，宋代新儒家具有與人君「共治天下」的自我期許與承擔，換而言之，「外王」與「內聖」之道對他們具有同等重要性。這對當代新儒家而言，無異於操戈入室，直搗黃龍——不過，那大概已經不是此書措意所在了。我在一篇報刊隨筆中說，中國史學向來忌諱標新立異，余先生此說與歷來觀念大相逕庭，許多人恐怕會期期以為不可，然而，他的嚴格與深入論證，卻又令人不得不折服；而且，以如此篇幅集中討論一個中心議題而又達到如此深度，也是歷來罕見，在這幾方面它都是具有開創性的。想不到，這些行外人話他居然也頗為看重，視為知言。那麼中國史學界「向來忌諱標新立異」之說，大概也不是瞎猜了吧。
1975年，擔任新亞書院院長的余英時
（圖片來源：香港中文大學資訊處）
不過，在許多有關中國的問題上，我們的意見並不一致。在《二十一世紀》創辦之初，他寫過一篇〈待從頭，收拾舊山河〉，基本看法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步步「激進化」破壞了傳統社會和文化，由是造成今日困局。我則認為，許多革命是被形勢逼出來的，由不得當事人選擇，土耳其青年革命如此，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也是如此，這是我在夏威夷之會上發言和隨後所寫文章的中心思想。但我們從沒有就此問題交換過意見。隨後，在五四運動的八十和九十周年這兩個關節上，我都寫了文章，論證它與啟蒙運動其實具有相同本質和意義，即公開、激烈和全盤地反對傳統文化；英時兄同樣有文章，但卻認為不應將五四附會於啟蒙，兩者並無本質關係。為此我作了一點解釋，他的反應是，我們討論的問題根本不一樣，所以實際上並無分歧。
去年他出版《論天人之際》這本堪稱「大軸戲」的著作，通過細緻史料引證並且應用「軸心文明」說來探討傳統「天人合一」觀念的確切意義，然後通過它的演變來闡釋遠古巫文化蛻變為古代哲學主要流派的漫長曆程。對此書我深感興趣，寫了一篇介紹性的書評之後意猶未了，又另外撰文討論「內在超越」觀念，那是英時兄多年前提出，而在這書中也占重要位置。我對這觀念的確切意義作了分析和討論，又對此書將老莊思想歸入「內在超越」類型提出商榷意見。英時兄對我的看法很客氣，未多評論，但似乎不甚以為然。我的感覺是，他倒也不見得不屑與我這個「小老弟」一般見識，但除非必要，壓根就不太喜歡爭辯，也就是傾向於和而不同吧。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畢業生名錄，余英時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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