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從「女兒國」到卷進黨獄
黨校公開對外，普通都是用「中山圖書館」的名義，實際上「中山圖書館」是黨校內的一個附屬部門，也是用來掩護黨校的。
黨校同學有五百餘人，每人每天的菜錢是七分錢，較棗園為苦。這裡主要的是訓練黨的下級幹部的。我被派到黨校工作，因為我過去學過一點圖書館學和管理過一個短時期的圖書館，因此被當作「圖書館專家」送到黨校去當「中山圖書館主任」了。
我在黨校，除了參加黨校內一般的組織生活外，另由潘漢年介紹給我一個黨校的同學程方善，我們隨時聯繫，他就把我們在黨校內「了解」的一切帶到棗園去，我自己得抽空，也藉口到城內去，實際上是去看潘漢年，潘走後，後來我就常和曾希聖見面。
「中山圖書館」內有兩間房子，一為藏書室，一為閱覽室。全部圖書約五千餘冊，但除了當時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幾種書，每種都有一兩百冊以外，其它的書，實際不出五百種，這樣一個小圖書館，當時連我一共享了六個管理人員，平均一個管理員只管八十餘種書籍。但這種情形還算好，我後來不久在抗日軍政大學時，全部不出一百種的書籍，也一樣用了五個管理人員，都是女同志，其中一個正待分娩，另一個正抱著孩子餵奶。我一進去就打趣的說：「啊，你們這圖書館好威風，不出一百種書籍，居然有七個管理員。」
「不，我們只有五個人。」其中一個女同志對我說。
我指著那個大肚皮的和另一個抱著孩子的女同志刻薄的說：
「她們不就是四個嗎?」
邊區所有的圖書館，從來沒有把圖書分類編目過，中共當局一向只是把圖書館看作養幾個嬌嫩的女同志。自從「中山圖書館」開始一點制度化以後，抗日軍政大學的圖書館，邊區青年救國會的圖書館，都是經過我為他們整理編目的。在抗大圖書館時，鄧拓幫過我不少忙。
我們的圖書館中，除我以外，其它幾個也都是女同志。夏森是五個女同志中最漂亮的一個，生得一對多情的滴溜溜水汪汪的眼睛，一副迷人臉蛋兒，她不多笑，不多說話，一舉一動都引人入勝，笑的時候，甜而美，兩個酒渦微微露出，舉止很文雅，從她的微笑和目光流轉中就使人感到，她不僅美麗，而且是一位極聰明的女孩子。
「你簡直置身於一個『女兒國』了。」有些同志都很羨慕我的工作，常常這樣調笑我。
結果，我終於在這個「女兒國」中「陷入情網」，和老同志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情場爭奪戰。為了夏森，我和抗大副校長羅瑞卿，訓練部長陳伯鈞發生了正面衝突。並因此埋下了日後卷進黨獄的種籽。
我被中央組織部通知調動了工作，我當時只簡單的想到，這一定是由於我在原單位的工作表現和同志關係搞得不大好的原故。
我的新職務是當時中共最大的機關報「新華日報」的延安辦事處主任，也就是新華通訊社的前身，我是這個通訊社的第一個創辦人，最早發出的新華社通訊稿是我自己手抄的，我當時為了新換一個獨立發展的環境，很賣力，殊不知背後早已有陰影跟著我。
我這時的工作表面上是受徐冰（邢西萍）領導的，徐冰當時是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的秘書，我屢次去請示他工作上的意見，他總只陰陽怪氣的笑笑，或者簡單的敷衍我幾句。
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我自然喜歡到處鑽鑽，何況我是一個黨報的記者?我覺得我的職責應該出去跑跑新聞，我何曾想到，在共產黨的觀點，他們從來不把新聞記者當作一回事的。
當「邊區臨時參議會」舉行第一屆大會的時候，我以一個黨報的記者身份去會見高崗（當時的議長），他站在大會堂前，披著軍服，嚴肅的看著我，我本來早見過他，但是他裝得對我毫不相識的樣子，當我說明了來意後，他很不耐煩的說：
「新聞記者的事，我們這裡不管。」
「高議長，這不是你管不管的問題，這次參議會表現了我們邊區的民主精神，應該向全國報導，這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的。」
「這關你啥事?」說著，他把頭看向別處，聳聳肩膊，跟著就走開了。
我不知又為了什麼原因，突然被中央組織部通知把我調到邊區醫院擔任文書，當時邊區醫院已經遷到延安近郊，我只直覺的感到，我是被降級了。我又何曾想到，我已經在暗中被監視了，不久，我又被捕了。
邊區保全處最初找我去談話，一談就談了三個鐘點，開始從我的家庭出身問起，後來就問我參加革命的歷史，他們又問到我對某人的認識經過，和某次看某人的目的，我都一一照直說了。這時是由一位不十分重要的幹部主持的，當他問我認不認識一位葉薛敏這個人的時候，我說從不認識。他又問我知不知道「新哲學研究會」這個組織，我也說不知道。他繞繞圈子，又再重複的問我這些問題，我依然回答不知道。天啊，我委實一點也不知道啊!
審問的幹部急得臉色發青，滿面殺氣，揚一揚手，招呼另外兩位同志走開，然後，突然好像又變得很斯文的對我說：
「你說，你照直說吧，這裡沒有別人，沒有關係，我總幫你忙的，『新哲學研究會』會員名單里有你的名字，你賴是賴不掉的。我相信你也只是被騙參加他們的反革命組織的。」
「我委實一點不知道，要我說什麼?」
他狠狠的望了我兩眼，又接上去說：
「你好好說出來，立刻放你同去，否則的話，哼哼……。」
一會兒，一位面目姣好穿著整齊制服的中年人走進來，立刻，審訊我的那位幹部就迴避在一邊，進來的人，我認識他就是周興，當時是邊區保全處長，他正對我怒目而視，最初審訊我的那位幹部又走近來，輕輕在他的耳邊說了幾句話，於是他陰險的對我說：
「已經派人到邊區醫院拿你的鋪蓋了，住在我們這裡也是一樣的，沒有什麼不舒服。」
現在，我算是失去自由了，我被帶進一個漆黑的窯洞，我一進去，就摔了一交，剛一站起，又踢倒另一個犯人。
「唉呀，好小子，瞎了眼睛嗎?」
他隨手也回敬我一腳。
我定一定神，才朦朧的看出，這窯洞裡，數數連我一共是十一個人。
接著，我的誧蓋送來了，裡面被翻得不成樣子，再看看，我的讀書筆記和幾件較好的衣服都不見了。
犯人是被規定要勞動的，我們這一組是派在挖新窯洞，由武裝士兵押著，我們一早就在警笛聲中，匆匆集合出發工作，其中有幾個犯人罪嫌較重，身上被套上紅色的外農。除了偶爾相罵以外，犯人間不准交談，所聽到的只是一片「砰砰」「沙沙」的聲音，我挖了不上十鋤，手上就起了水泡，後來被派改充用筲箕搬運沙石的工作。
第五天，我又開始被審訊了。
「在你的前面有兩條路!一條是光明的路，向黨徹底坦白，另一條是毀滅的路……。」周興一開始就對我這麼說。我全身打了個冷顫。
「你不要狡滑，照直說了吧，在我們這裡，鐵打的、銅煉的都要軟化的。』另一個幹部又說。
「同志，我的確什麼都不知道。」
我一句話剛落口，周興立刻吼起來：
「不知道?你是不是參加過『新哲學研究會』的小組會議?」
「我根本不知道這個團體。」
「媽的，老子親眼看過你們在十里舖（距延安東門外十里處）的一家小館子集會。」
周興身邊冒出一個小幹部，一面說著一面就拿起手邊的一根粗杖，沒頭沒腦的向我亂敲，崩、崩、崩，如雹子似的落在我的頭上、臉上、身上。我閉著眼睛，用全力支持住我的身體，耳朵嗡嗡的亂叫，等我睜開雙眼時，周興已經走開，那位執著棍杖的傢伙還在繼續的問：
「你究竟說不說?」
我起初沉默了好一會，表示無言的抗議。當他繼繼問我的時候，我反問他：
「同志，你剛才說見到我在十里舖開會，究竟是哪一天，還有別的一些什麼人?」
「你先說，我再告訴你。」
「我沒有什麼說的。」
他吆喝一聲，幾位武裝同志七手八腳的把我拖到老虎凳上，雙手吊起，大腿用繩子綁在凳上。上面坐著一個滿面橫肉的彪形大漢，然後將我的小腿用棍子往上撐，骨頭吱吱的發出響聲，在下面塞著磚塊。
一塊，兩塊，三塊……。
「你說不說?」
「我不知道，同志……。」
「再加!」
我這時不知怎的，眼淚已經奪眶而出，他們以為我屈服了，又把我從癱瘓昏迷的狀態中扶起來。
他們又繼續對我進行疲勞審問，我對他們說：
「同志們，我為了革命，參加黨，受過千辛萬苦，冒著無數艱險，為黨工作，今天你們把我打成這個樣子，但是，我對黨依然沒有怨言，我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子弟，我是黨的好兒女，我以為黨為了保衛革命利益，對敵人的高度警惕是必要的。我要求你們鄭重的處理我的案子，如果證明我確有叛黨行為，我願以生命抵償。」
在半個月以後，我們這個窟洞內，提出兩個犯人，不知他們是被處決了，還是被釋放了，反正不會有人知道的。另外，我們這窟洞中又增加了一個新「犯人」，我記得他的名字叫勞志修，江西人，他一進來以後，就常常發牢騷，把共產黨罵不絕口，他罵的時候，別的犯人就向他伸伸舌頭。後來不久之後，這位勞志修就找機會和我接近，對我表示十分「同情」的樣子。我一開始就懷疑這個傢伙，後來他更大膽地向我談起黨的路線問題，說黨出賣了無產階級革命，我力斥他的觀點錯誤。他屢次糾纏我，屢次又被我用黨的觀點駁得他啞口無言。有一次我很不在意的問他：
「同志，你是什麼罪嫌被捕的?」
他支支吾吾，吞吐了半天，才想出一個罪名來：
「哈哈，我也是政治犯!」
他的馬腳已經完全露出來了。
他住了大概只有十天，後來就不見了。我相信這個假犯人出去之後，一定很幫了我的忙，因為他可以證明我對黨的忠誠。
我的腿部漸漸鬆動，又恢復了勞動。兩個月以後，我由邊區保全處遞解到中央組織部，離開邊區保全處的時候，我奉命具了一個結，不得將內部的情形泄漏，否則要受革命紀律最嚴厲的制裁。一到組織部，我就等於被釋放了，這次和我談話的是樂少華，因為我在獄中寫了一封長信給他，我表示我始終忠於黨，忠於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我表示我對於自己個人這次冤獄並無怨言。假如黨給我一次最後的機會，我願意到任何最危險的地方去工作，為黨作一次最後的表現，甚至隨時犧牲自己的生命亦所不顧……。
樂少華把我這封信轉呈上去，中央組織部再交給樂少華處理，要他簽具意見，同時並負責重新審查我的黨員資格。
樂少華和我談過幾次話後，他為了謹慎起見，決定暫時停止了我的黨籍，但是卻同意了我提出的工作意見。
「你到安徽蚌埠去，準備做高冠吾（當時偽組織的「安徽省長」）的工作，這一工作十分艱巨，你先要打進他的公館做一個時期工役，你的任務是掩護……，詳細的情形你一到蚌埠就寫封簡單的信給西成巷二十七號之鄺發盛先生，你本人千萬別去那兒，自會有人來找你，然後，他們會指示你一切的……。」他一面吩咐，一面接上去又說：「你到蚌埠的時候，不要住在旅館裡。」
「但是，我在蚌埠並沒有熟識的親戚朋友呀!」
「那麼——」他皺眉頭，猶豫了片刻再說：「有一個偽區長，你可以先住到他家裡，不過我也不十分清楚，你到西安辦事處再說，我另外寫信給西安辦事處的柳樹春同志。」
他可能知道我此去是凶多吉少的，因此又假作慈悲的說：
「不要過分緊張，這工作是沒有什麼危險的。」
他拿出一疊老法幣，數一數一共是二十六元，對我說：
「這是你的路費。」
這已經是延安的春夏季節，河水已經解凍了，河身雖闊，但水倒極淺，有時水不過膝，站在浮橋上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水底的石子，有時發水時，水又流得十分湍急。
這時延安中共當局正在組織生產運動，這真是一幕騙人的大喜劇，毛澤東和朱德在自己園內種了幾棵花，就算起了「帶頭作用」，所有的幹部、士兵、學生們一律抬著大糞，扛著鋤頭，上山開荒。原因據說是為了「衝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克服困難，渡過難關」以求「自給自足」。
我們還記得，黨不是在不久前還宣傳過邊區是「豐衣足食、物產豐富」的「模範抗日根據地」嗎?曾幾何時，我們黨又要號召「克服困難」了，縱然有「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那也僅僅只限於工業日用品方面，何以我們的糧食和蔬菜都發生問題了?反正一般的中共幹部都是善於健忘的，他們對於黨昨天所說的話早已忘得乾乾淨淨，這些可憐的孩子們，不管黨昨天說些什麼，或者黨今天說些什麼，他們總是跟著一步一趨，一點不能走樣，實際上他們只有那麼一點小天地啊!
毛澤東的興致倒很好，當生產運動如火如荼、軍民整天汗流浹背的時候，他這時還有閒情逸緻乘車兜風，這時毛澤東已經有一部小包車了，這車是海外華僑獻給抗日將士作救護車用的，車過延安，就由毛留作私人座車了，車上永遠是老毛攜著江青和一位司機兩位衛士，我在延安初見江青時，她著海勃絨大衣，這時已換上另一套深紅色的春裝，她和毛澤東在車中雙雙風馳電掣，招搖過市，路人都為之側目。
當時影人袁牧之，要以毛和江青為男女主角，拍一部影片，據說是為了作幹部「示範」的，毛澤東或許是出自好奇心，一口答應了，延安是沒有攝影場的，因此他和江青每天照例要到南門外大校場上，忸怩作態登場。我這時因為快要離開延安，沒有參加生產運動，就常到南門外去看毛主席拍片子，他所拍的這部片子，後來不知怎的胎死腹中。
王明這時也在延安，他倒時常獨自漫步在街頭，也不帶一個警衛，低著頭，不發一言地，沉重的腳步聲中若有所深思。
當時延安有些幹部在背地議論，對毛澤東和江青同居的事頗表不滿，其中一位同志就說：
「王明同志也是這麼說的。」
我快要離開延安的前幾天，有一位同志偷偷對我說：
「你不妨去找王明同志談談，或許——」
他以下沒有說，不過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或許洗一洗你的委屈。」但是我一直沒有這樣做。
再會吧，延安。這時大約是一九三九年的六七月間，我在延安一共住了一年半，在一年半中間，競發生了許多的事故，現在我能對延安說些什麼呢?在當時，這城市不失為一個有朝氣的地方，儘管我有許多辛酸的不幸的遭遇，我還是愛它的，何況，我覺得，在一個偉大的革命浪潮中，個人的微波又算得什麼呢!更何況，我是為著一個崇高的理想來參加革命的呀。我懷著個人沉痛的創傷，但是在政治上，我的腳步還是穩定的，就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我離開了延安。
海闊天空，人事茫茫，我這個年輕的孩子，過去把自己的一切希望寄托在黨，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委身在組織中間，現在，我又要重新摸索了。
離開陝北邊區，到了洛川，就又被國民黨逮捕了，他們當時要把我送到咸陽的集中營受訓。我當時決心堅持我的理想，到了三原，我就逃脫國民黨的監視，到了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