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體制的陷阱》立體書封正體簡體
眾所周知，自18世紀工業革命出現，人類得以從「貧窮的陷阱」中脫困，「赤貧」現象也幾乎消失，經濟成長突飛猛進。不過，「貧富懸殊」、「所得分配不均」的「相對貧窮」卻成為重大課題。19世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興起都是此現象的產物，也是該課題的解方。可是斑斑歷史告訴我們的是，鬥爭資本家、窮人翻身的流血革命、指責和撻伐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以致於實施中央計劃、保護主義、管制和干預市場等等，不但未能抑制貧富不均、經濟失衡，反而在金融風暴、金錢遊戲、房地產炒作等等現象出現下，中產階級向下移動致所謂「M型社會」來到，而占領華爾街運動（即1% VS.99%）凸顯出的貧富懸殊極端兩極化現實更令人怵目驚心。全球一波波的尋找病因熱潮興起，而滿坑滿谷的研究、書本、研討會，可說熱鬧繽紛。
貧富懸殊愈演愈烈
我們知道，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2014年出版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wenty-First Century）這本磚頭書最受注目。他認為資本主義是造成收入與財產持續分配不均的主因，他由三百年的具體數據中，歸納出兩大重要論點：一是除非有大規模戰爭和政府的介入，資本的報酬率約是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而經濟成長率僅百分之一･五左右；二是如果一直維持「資本的年報酬率大於經濟成長率」，貧富差距將持續擴大，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所以，皮凱提建議政府應對富人「課百分之八十」重稅，來消弭所得分配的嚴重不均。
至於中產階級向下層流動、甚至消失，或所謂「M型社會」的現象，雖然大前研一的《M型社會》一書最響亮，但2006年CNN名評論家杜博思（Lou Dobbs）出版的《中產階級的戰爭》（War on the Middle Class）卻更有看頭。
我們知道，美國是自由民主的典範，也被認為是市場經濟、自由經濟，或是資本主義國家，奉行「自由貿易」更是再自然不過了，而「開放」、「自由」也是最基本的原則。可是，全球化如火如荼、沛然莫之能御的21世紀，諸多由共產世界解放出來的社會正努力掙扎邁向自由化之路的當兒，身居主流財經媒體主播的杜博思卻為美國發出異聲，因為他覺得「美國的中產階級正在滅絕」，而罪魅禍首就是「自由貿易」（雖然作者小心的歸給企業，但企業卻是以「自由貿易之名」從事企業行為，終極元兇不就是「自由貿易」嗎？）及其衍生出來的「委外」（outsourcing）行為。
顧名思義，「中產階級」就是中等資產或中等所得的一群人，無論在什麼社會他們都占有最多數，但21世紀初的美國，這群人卻普遍面臨失業危機，一來國內企業「委外」將工作機會移給新興國家的低工資勞工，二來外國人以合法和非法方式大量進入美國搶工作，於是美國的中產階級在內外夾擊下丟了飯碗。在艱苦環境下，美國政府不但沒撐起保護傘，還被企業遊說團體和其他特殊利益團體的政治獻金收買，制定不利於中產階級的法律來落井下石。
杜博思舉卡奴為例，指出信用卡公司、銀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制定了相關法律，導致很多中產階級因病、因失業而家庭生活困頓之後，還是不能求助於破產保護，即使個人破產的主要原因是負擔不起重病造成的醫療與健保費用。杜博思指控說，事實上，不具代表性的美國國會已經變成各種企業行為的啦啦隊，企業的作法摧毀了數百萬個待遇優厚的中產階級就業機會，而且摧毀的力道還一直持續。他還親眼見到了二十五年前不能想像的事情：國會立法機構忽視大多數中產階級的意願，認為國家的主權與邊界，不當妨礙貿易及商業，而國民不過是消費者或是全球市場中的勞動單位。於是，企業把生產設備移到海外，把工作委託國外的廉價勞工承包，這種意識型態已經對一國的製造業基礎，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傷害。
中產階級遭遇困境
杜博思當時就意識到，困擾美國中產階級的問題不只是就業、薪資、健保與教育受到侵蝕，問題大得超過任何人的想像。他在2005年終於弄通這些事情之後，就將探討主題直接訂名為「中產階級的戰爭」。杜博思鄭重強調:「這真的是一場全面戰爭，用比全面戰爭輕微的話來形容這種情形。都會傷害真相、傷害人民。」他很早就驚訝地發現，討論國際貿易與企業經營手法之類看來無聊的問題都可能遭到惡意的人身攻擊。政治人物與名嘴都攻擊他，因為他報導的事實、分析與結論，跟他們的特定政治或經濟信念衝突或對立。
其實，不只是杜博思對美國中產階級的處境抱不平，連2009年去世的第二屆（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榮譽教授保羅·薩繆爾遜（Paul A. Sammuelson），在2004年9月間仍老當益壯的在「美國經濟學會」（AEA）發行的季刊《經濟觀點期刊》（Jou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發表論文，以「辯解謊言」（polemical untruth）指斥「委外」論點。薩繆爾遜所說的「謊言」，意指假設在經濟學原理下，美國經濟長期而言將受惠於各種形式的貿易活動，包括電話服務中心和軟體程式設計委外到外國。薩老認為這種廣為經濟學家認同的假設，「只是一種掩飾」，因為「認為收穫一定大於損失的看法根本是大錯特錯」，畢竟「貿易活動未必會讓各方都受惠」。薩老曾在當時的一次訪談中，表示想要「回歸歷史的真相」，因為他覺得「那些主流派捍衛全球化的說法實在都太簡化這個問題」。
乍聽薩繆爾遜的說法，直覺他持反對自由貿易大纛，反面說也就是贊同「保護主義」。薩老對此也心知肚明，所以他也表示不希望該篇文章被作為「合理化保護主義的藉口」。薩老也承認，到當時為止，貿易帶給美國的收穫的確大過損失，他只是擔心「未來並不一定也能保證會是這樣的結果。」薩繆爾遜在文章一開始就提到許多美國人對工作和薪資感到不安，尤其是因為中國和印度借著他們的低工資、技術人才和日益壯大的科技力量之優勢迅速崛起。
全球弱勢者相殘
薩繆爾遜的論點和杜博思雷同，也一點都不新鮮，因為這種說法是自「全球化」潮流興起以來就一直充斥世間，只是我們較常看到為落後國家將與先進國家愈拉愈遠而憂慮者，在先進國家領袖高峰會議會場外的龐大抗議活動，訴求就是「為弱勢者請命」。而薩老的著重點卻是「為美國低技術工人抱屈」，杜博思則擴及廣大的「美國中產階級」。看來全球化的「受害者」並不分國籍，凡是弱勢者都涵括在內，而弱勢者的範圍擴及全球、且愈來愈廣。不過，依薩老和杜博思的說法，美國低技術、低薪工人和中產階級的飯碗是被落後國家的同類弱勢者搶走。那麼，在這些對全球化持悲觀看法者眼中，全球弱勢者究竟是得利或受損，竟然是混沌一片！
值得強調的是，當今的「弱勢者」已不同於從前的弱勢者，因為中產階級已經大量流向下層階級，也落在弱勢者行列中。多年來響徹雲霄的「M型社會」指的就是這種狀況，而M型社會廣泛在各國出現，是另一種「全球化」現象。其特色已不只是貧富懸殊拉大，而且富的這一方只有「極少數」，更必須提醒的是，先進國家的弱勢者和新興及落後國家的弱勢者竟然互相「對立」並相互傷害，因為前者的工作是被後者取代，而後者的勞動條件（包括工資）卻非常之低。我們要問的是:全球化是「零和」遊戲嗎？這場遊戲沒有得利者嗎？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對於先進和新興國的弱勢者來說或許是零和，但總體的全球化應有很大的「加值」在。那麼，這些利益落到誰家？杜博思在書中對此問題明白的給出答案:牽制政治體系的企業與特殊利益者。這些人透過政治獻金與充斥政府各部會的遊說部隊，控制了政治、經濟智庫與媒體，主宰了朝野政黨，社會中幾乎沒有任何制衡力量，可以舒緩、甚至稍稍減輕這種可怕現象，政府變得極為不正常，不能善盡滿足人民需要的責任，而民選官員也早就不是維護公益、對抗金錢與資本的力量。
正如杜博思所說的，美國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身兼生產者、消費者、納稅人與選民的勞動階層努力建設。他們以個人的身份，為經濟做出貢獻，總是珍惜民主制度的基礎原則、珍惜每一張選票都重要的原則。今天儘管美國的人民在世界上仍然算是富有的，比許多國家的人民都擁有更確定的自由、更多財富與機會。但是美國人卻坐視精英階級破壞了自由市場與民主社會的原則，也讓精英階級建構了謊言。
中產階級揭竿而起
杜博思認為中產階級沉默不語的時間太久、太久了，根本不該再忍受下去，中產階級一直沒有發聲抗議自己在社會中遭到物化，再這樣下去，跟國家與前途有關的所有重大決定，就會由政府、大企業與特殊利益團體的精英決定。這些精英喜歡你默不作聲，因為這樣可以讓他們自私自利的掌握國家的前途。
儘管杜博思呼求美國中產階級勇敢站出來抗爭，但在共和黨小布希主政的最後二年和歐巴馬捕手的8年，美國中產階級卻都默不作聲，任憑情勢的惡化。直到2016年川普出人意外的加入競選美國總統行列，就以「美國再度偉大」、重建美國、製造業回流等口號激發出中產階級的熱烈響應，將川普拱上總統寶座。
川普入主白宮後，也一一實現其政見，對外祭出「公平貿易」大旗，對中共課徵高關稅抗擊「新重商主義」，對內實施減稅讓製造業回流美國，於是美國經濟竟然快速復甦，工作機會大增，中產階級也向上提升。不過，由於川普對精英權貴極盡羞辱，矽谷的高科技大亨、華爾街金融大鱷、高級知識精英發起「反川」熱潮。
在民主黨、建制派配合下，經由主串流媒體宣揚川普為「種族主義」惡棍極盡貶抑，全美分裂成「擁川」、「反川」兩股旗鼓相當的敵對勢力。雖然川普政績斐然，中產階級也回流，但分裂的美國也路人皆知。不幸的是，2020年新冠肺炎大瘟疫襲卷全球，美國尤其受創極重，而且更讓該年美國總統大選有舞弊機會。
在滿天爭議聲中川普黯然下台，接掌政權的民主黨拜登政府實施激進左派議程，高舉綠色新政、歐巴馬2.0社會主義政策，美國中產階級又再度面臨向下流的命運。
就在此時，一道曙光出現了，這就是耶魯大學法學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Daniel Markovitz）出版的這本《精英體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這是馬科維茨花20年才磨出的書，身為「精英階層中精英」的他，經由20年的研究與觀察且親身體驗出，唯有解構「精英體制」，跳出「精英體制的陷阱」，才能讓中產階級和弱勢族群有翻身的可能，畢竟當前的「精英優勢就是一場騙局—經由能力與勢力就能獲得優勢已不再是人人有的機會，精英成了破壞公平的新貴族。」
馬科維茨提醒大家，現今社會的精英體制正在帶領大家走向毀滅！
在本書的第一部中，他先敘述精英體制的缺失，並指出它所形成的階級將大多數人排除在外，同時又為少數人帶來傷害之際所產生的人類成本。接著在第二部中，描述精英體制的運作是如何進行社會與經濟的操作——在所得、教育與工作等方面。描述精英體制的發展方式是如何造成競爭優勢的不合理，以及對中產階與精英階層帶來傷害。最後，在第三部中，揭開精英體制的面具——顯露其新貴族階級的本質，其目的是要主宰一個最大財富資源並非來自土地而是人力的世界。精英體制宣稱自己公平博愛，將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相結合，以及提倡自由與機會均等。然而在現實中，精英體制所形成的社經失衡卻是背叛了它的原則與價值。
馬科維茨深刻地描述精英體制的禍害：在精英體制演進的同時，已形成一個全新的壓迫性階層，精英們不僅壟斷了所得、財富與權勢，同時把持了產業、公共榮譽與個人尊嚴。精英體制將中產階級排除在社經利益之外，同時還號召精英們集體進行一場維護其階層的毀滅性競賽。
精英體制壓迫中產階級並且剝削精英
精英的競爭將美國的中產階級驅逐於魅力十足的社經生活核心之外，並且阻斷他們通往社會地位、獎勵、榮譽與財富之路的機會。
精英體制使得常春藤盟校、矽谷與華爾街成為精英野心的競技場。創新者可以在這裡改變世界，開發網際網路（史丹福大學與谷歌）、社交媒體（哈佛與臉書）、財務（普林斯頓與華爾街），還有數以千計的其他場域。但是中產階級的孩子們卻是被安排在精英體制的尾端，他們不但可能不會開發出下一代創新產物，反而可能會成為未來創新的受害者。精英體制將大部分民眾放逐於他們自己的社會之中，限制中產階級的孩童於枯燥乏味的學校就讀；陷中產階級的成人於沒有出頭天的工作之上。
精英體制不只是阻絕機會，同時還壟斷成果，而其所強調的價值更在道德的高度上對受害者極盡侮辱。精英體制不僅將中產階級阻絕於進入精英學校與獲得一份好工作的機會之外，同時還把學校與工作上的成就提升至心靈榮耀的層次。精英階層於是竭盡所能要達到此一標準，確保眾人難以匹敵。精英階層之外的美國大眾對此都深有體會，精英階層只會強調中產階級的萎靡與倦怠。就算是物質條件還可以接受，精英體制也使得中產階級的精神生活陷入緩慢持續下降的沈淪之中。
不過，馬科維茨指出，精英體制已不再像過去那樣為精英帶來特權。它現在所強調的培訓與工作正是過去平均提供給社會的機會，反而限制了精英潛力的發揮。當初耗盡中產階級精力的負擔，如今也成為精英階層不勝負荷的重擔。
撕裂社會的精英體制
精英體制所帶來的層層壓力環環相扣，形成變異，有如一場有兩種面目的災難。精英體制一方面是聚焦於獲取所得與地位的機制，然而同時也是將中產階級驅逐於贏取實際利益機會之外的競爭，並且壓迫精英階層集體追求有名無實的成果。精英體制因此驅使精英與中產階級——富人與其他人進入一個相互擁抱，然而又充滿敵意的旋渦之中。精英體制製造的貧富不均引發了階級間的誤解、摩擦、衝突，甚是公開的對立。精英體製成為階級鬥爭，撕裂社會與政治生活的溫床。
中產階級感受到精英階層剝奪他們原本也可擁有的機會與優勢（教育、工作、所得與地位）的恥辱與難以接受的排斥。這樣的感受自然孕育出直接針對精英體制理念的怨恨與不信任。中產階級於是開始視精英學校、大學與專業公司為非我族類的異地，沈溺於偏離正軌的價值，甚至要將這樣的價值觀施於每一個人——就像是俱樂部，專門讀一些沒有絲毫價值的書籍、充斥政治正確與以權謀私的操作。
有意思的是，精英體制下的貧富不均與階級衝突同時也對精英階層形成腐化。中產階級子女被排除在競爭優勢之外的現實，並不能保證富有家庭的子女一定就能進入精英階層。精英體制所形成的競爭差距使其階層形成一個尖銳的金字塔，即使是在最頂端的精英都有朝不保夕的危機意識。精英們深怕掉隊的恐懼與焦慮自然使其與社會大眾脫節，形成自認較中產階級高人一等的優越感。與此同時，精英階層儘管無法解釋其中原因，但是清楚意識到精英體制站在他們這一邊，而且懷疑為他們帶來榮耀的力量同時也是籠罩中產階級的陰影。因此，不論他們的動機是多麼純正，對保有他們的勝利果實是多麼謹慎，他們都會被捲入他們所製造的貧富失衡之中，即使是建立了宏大的功業也無法逃過。
馬科維茨鄭重指出，中產階級對精英的怨恨其實遭到誤導。他說:「今天，原則上，任何人都能成功，教育並非奢侈品，人人負擔得起，甚至連過去門檻最高的貴族學校與大學——只收基督教白種男性的學校，即使是這樣，還要自其中精挑細選——現在的入學基本條件也只是在於學術上的成就。工作與事業也已脫離過去的本國沙文主義，而全面對努力與才幹開放。過去明確限定各項資格而把一般大眾阻絕於門外的機關如今也宣示只要符合條件，願意接受任何人。」
不過，隨著精英體製造成的貧富差距擴大與其光芒褪色，精英階層的焦慮感也與原先中產階級的不滿相互結合。他們會將生活經驗與現實連接，由此而對今天支配經濟與社會，不論是在個人還是公眾生活的問題，益發不滿。精英體制所形成的不均情勢已成為美國現實與政治的一部分。
馬科維茨觀察到，對精英體制的不滿與批評最終引來公眾對政府當局的攻擊。雖然它們看來都是各自獨立，甚至相互對立，中產階級所受到的壓迫與精英階層所承受的負擔都是來自同一個根源。透過不同的方式與路徑，美國的精英、中產階級與美國本身都落入精英體制的陷阱。
在經濟失衡持續擴大長達五十年後，精英階層與中產階級好似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一般而言，現在有兩個美國，一個是有錢人的美國，另一個是其他人的美國。不論是來自左派還是右派，最強烈的批評之聲，都是指責美國在經濟、政治，甚至社會生活上已經分崩離析。
然而，馬科維茨卻認為，美國的精英與中產階級並沒有分裂。相反地，富人與其他人其實是糾纏在一個單一且具有破壞性的經濟與社會邏輯之中。他們看來完全相反的負擔其實是精英體制疾病的兩種症狀。精英階層藉由將別人排除在外的手段來獲取競爭優勢，同時，這些跨過精英門檻的人也遭到無情的攻擊。兩個階級都被這種強大卻又無法解釋的挫折感籠罩—中產階級前所未有的怨氣與精英階層難以理解的焦慮，就像是河流中一道水流所形成的旋渦將他們全都卷進去。
馬科維茨認同應對精英體制與經濟失衡感到焦慮，但不認為只是指出缺點或是糾正錯誤，而要認知，它們所反映的是我們在架構我們的培訓與獎勵上的失能—而就一個基本與立即的觀點而言，就是我們的生活。我們一直把經濟失衡視為零和遊戲：假設對底層的利益重分配勢必會加重上層的負擔。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精英社會的不公對所有人都沒有好處，而擺脫精英體制的陷阱對大家都有益處。自精英體制解放，可以重建現在被排除在尊嚴與繁榮之外的美國中產階級，讓他們能充分參與經濟與社會生活。自精英體制解脫也能讓陷於自我剝削的精英得以用少量的財富與地位來換取寶貴的休閒與自由時間，重回真實的自我。自精英體制解脫也能治癒該體制為社會帶來的壓迫與缺乏信任。
是到人人自我覺醒自我救贖的時刻了
那麼，該如何擺脫精英體制的陷阱？該如何突破政治現狀與制定新政策來重建民主化的社會與經濟秩序？
馬科維茨提出解方：召集政治意願予以治療。而政治理解是尋求理性且有效行動的必要條件。馬科維茨主張：將政治理解化做強大的政治力量來推動改革，並且提出具體的政策來重建公平與民主的經濟與社會秩序。
他覺得可以藉助與精英體制相關的優勢——清晰的思路與將理解轉換為行動的能力。應該解除精英體制的陷阱，重拾主張民主的初衷，積極重建開放與公平的社會，而精英應大力提倡公共利益，並由此獲得肯定。
要擺脫精英體制的陷阱，在政治上必須克服該體制為公眾生活造成的弱點與不良的鼓勵。富人與其他人必須學習辨識造成他們分裂的各種焦慮——從民粹主義、仇外思想到狹隘的競爭思維與傲慢自大的優越感。他們必須認識到他們的痛苦甚至對立，其實都是來自精英體制此一單一的根源。兩個階級應該攜手結盟，透過承擔精英體制為對方造成的傷害，來化解自身的痛苦。
是的！在自由民主社會裡，團結合作、攜手同盟、去除爭權奪利的惡習，人人「從心」出發，共同營造一個「自助、互助、天助」的和諧社會，不要重蹈集權、共產主義鬧革命、搞鬥爭的悲慘覆轍，才是消弭貧富懸殊、中產階級消失問題的正路。由馬科維茨這位精英中的精英身上，已明確看到寬宏大量、自醒救贖的美德的確存在啊！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