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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教育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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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關山東242位考生在高考後的入學錄取中被他人偷換頂替的新聞報導在社交平台洗版,引發全社會的關注。一個國家的教育體系被政府掌控,各級權力的手就會不停鑽營,探尋腐敗的空間。

這篇文章,我們來聊一聊公立教育的出現及演變。

16世紀之前的英國及歐洲大陸,針對學齡兒童初等教育的學校主要由教會興辦,也存在一些其他的私立學校,以及家庭教師群體。當時整個歐洲的狀況是沒有公立學校,亦沒有強制教育,而這一切因著馬丁·路德在五百年前(即1517年)發動的宗教改革運動而改變。

1524年,在發動宗教改革運動七年後,馬丁·路德提出一項主張:「政府應建立學校,並強迫父母將孩子送進學校。」馬丁·路德這一主張起初是針對宗教改革運動所反對的天主教會,卻在無意之中給了政府可乘之機。

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德國一些小邦相繼頒布強制教育的法令。1717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頒布法令,強制全國實施小學義務教育。可以說,馬丁·路德的這一主張,間接推動了政府主導的強制義務教育在歐洲誕生。

繼德國之後,1870年,英國國會通過《初等教育法》,對5-12歲的兒童實施強制初等教育,這個保守主義思想起源的國家,亦出現了公立學校。1881年,法國教育部長費里制定《費里法案》,確立6-13歲兒童國民教育義務性、免費和世俗化原則。自此之後,由政府興辦普及義務教育,開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

20世紀初,理性自負的左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在美國高舉進步主義的大旗,認為人性天然是一張白紙,無罪性可言,人性是可以通過教育、激勵和懲罰等後天環境而塑造。而政府,以及政府控制的公立學校,可以成為培育人的有效工具。

正是基於這一理念,進步主義的代表人物美國教育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在美國極力推廣政府主導的公立​​教育。杜威和他的追隨者認為,政府才是兒童的真正父母,政府有權掌控家庭,公立學校是培育「國家宗教」的思想基地。當然他們所說的「宗教」與基督教無任何關係,而幾近於無神論。

這些左傾知識分子迷信政府的能力,他們認為政府由「精英」組成,可以保護並引領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實現社會變革的重要工具。因此,進步主義者致力於不斷擴大政府的規模和權力,政府日益成為這些進步主義分子的偶像。

公立教育的一個極端案例發生在澳大利亞:1910年,當時的澳洲政府認定本地土著人「低賤無知」、「將會消失」,出台了一項政策——當局可以隨意從土著家庭中帶走混血兒童,接受政府主導的教育。

約10萬名澳洲土著兒童因此被強行永久性從家中帶離,成為「被偷走的一代」,在其心理、生理上造成極大創傷。2008年2月13日,在澳大利亞新一屆聯邦議會開幕式上,時任首相陸克文以政府和議會的名義,首次鄭重向土著居民及「被偷走的一代」致歉。

20世紀蔓延至今的進步主義不相信人有罪性,放棄了孟德斯鳩對於政府濫用職權的警惕,主張擴大政府權力,增加政府對經濟和個人生活的干預。因此,這些進步主義者喊著自由主義的口號,向社會主義挺進。

大家看到,此次2020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提名競爭中的參選人之一——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其提出的政治綱領,就是要推動美國走向社會主義。

《大眾政府》的作者,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1822-1888)敏銳地意識到:「左傾自由主義政客們正真誠地與集體主義調情,同時也在這件事中看到對自由和進步的背叛,因為衡量進步的標準是自由。」

始自歐洲文藝復興的「現代性」是獵殺自由的一個概念陷阱,它把永恆的價值概念偷換成一個有時間限制的時間概念。與「現代性」一樣,「進步」也是一個概念陷阱,所謂的進步主義是典型的結果導向,全然忘卻了原因的重要性遠遠大於結果。

事實上人類從來就沒有過黃金時代,過去不曾有,未來也不會有。瘟疫、饑荒與刀劍,才是這個敗壞世界的常態。

英美保守主義思想的奠基人埃德蒙.柏克說:「在英國,我們的教育事實上完全掌握在教會手中。從嬰幼兒的教育一直到成人教育。即便在我們的年輕人踏入社會,陪伴他們身邊的不是年邁的家僕或管家,事實上陪伴我們年輕貴族及紳士出國的人中,有四分之三都是神職人員;他們並非扮演著嚴肅的牧師或恭順的隨從角色,而是作為這些年輕人的朋友,或是性格嚴謹的旅伴。」

《聖經-新約》中記載主耶穌的教導:「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西方現代文明之教育體系得以建立發展的根本驅動,來自於英美保守主義思想驅動下的「政教分離」理念。

保守主義強調政教分離,即政府不應干預宗教事務,宗教事務不應是政治事務,而應該獨立於政府之外。對於政府在道德事務方面可能發揮的作用,保守主義從不抱,也不應抱太多的期望。國家擁有制裁權,固不應有道德權威。一旦政權與教權合一,強權便是真理。

社會權威的一個重要載體是教育機構。保守主義反對政府承擔教育民眾的責任,保守主義認為,教育民眾的權威應當在民間,政府無權決定教育的內容。

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美國文學評論家,教育思想家

新人文主義思想的開創者,哈佛大學比較文學教授

百年前(20世紀20年代),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與哈佛大學教授厄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關於教育哲學的爭辯,在美國教育界激烈展開。經由杜威的弟子(胡適、蔣夢麟、郭秉文、陶知行、張伯苓、陳鶴琴、鄭曉滄)與白璧德的門生(梅光迪、吳宓林語堂梁實秋、湯用彤),這場爭辯亦從美國蔓延到了中國。

20世紀初期,西方文化經過培根的科學主義,以及盧梭的浪漫主義薰陶之後,逐步形成打破束縛、放任自我、棄絕典章、復歸自然的浪潮。德國大學重細分專業研究的風氣大舉進入美國大學,兼之課程選修制度的實施,導致學生避重就輕,遠離經典。

擁有基督信仰的保守主義思想家白璧德以敏銳的洞察力發現了培根、盧梭、杜威學說中的危害,明確提出自己的觀點:過於強調「物的原則」將損害人文藝術和「人的原則」;教育應回到人的本源立場上來,包括人的道德想像和人文理性;反對科學主義、功利主義思想。

白璧德先後出版了《文學與美國大學》、《新拉奧孔》、《現代法國文學批評大師》、《盧梭與浪漫主義》等著作,抨擊泛情人道主義和科學人道主義,批評想像的過度放縱和道德上的不負責任,呼籲節制情感,恢復人文秩序。

這場大爭辯的輸贏結果,後來大家都看到了,在美國,杜威所代表的實用主義教育哲學完勝,白璧德的人文主義教育觀慘敗。依照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的定義,工具理性戰勝了價值理性。

在中國的結果亦是如此,胡適等宣揚的杜威功利主義教育思想的勝利,為後來唯物主義在這片土地上包抄上位,鋪平了道路。

在杜威思想主領美國教育屆百年後的今天,我們看到的圖景是:幾乎全部的美國高校和媒體被左傾思潮攻陷,詭異的「政治正確」正在剝奪美國民眾言論自由的權力,BLM「身份政治」運動在美國多個城市實施街頭打砸搶……,如果杜威及其子弟看到今日的圖景,不知作何感想?

正如一位學者所言:「今天這個世上發生的一切,其實都是這片土地上多數人做出的選擇之後果。」

亦如亨利.亞當斯所言:「低俗一定會驅逐高貴;而且長期來看,文明本身正是因為過於高貴而無法存續。」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保守主義隨筆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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