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今年的北戴河會議似乎有些不尋常，因為各種政治耳語與傳聞未曾間斷，不論這些信息的真偽，至少直接反應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的一些實際與現象，明明離二十大還有一年多的時間，但是習近平與黨內勢力的政治博弈已經提前上演。
北戴河會議實情的狀況外界無從得知，因為隨著不同歷史發展階段與領導者的政治需要，他在中共政治運作的功能也有所不同。多數中國研究專家同意，所謂「北戴河辦公」雖不若毛澤東文革前的建制性質，或不具備改革開放後趙紫陽、江澤民時期的異地決策意義，但是在每年的中央委員會議以及兩會中間，北戴河會議仍扮演政治排版定調、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執行狀況的功能。
如果遇到全國黨代表大會召開的那年，因為牽動權力布局與人事安排，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按此脈絡，今年北戴河會議的重心本應該確認政府工作報告落實情形，同時定調今年六中全會的政治屬性，之所以出現各種流言誹語，不排除是習近平刻意釋放的政治信息，除了測試各方反應兼具引蛇出洞的作用外，也提早進行二十大相關的權力布局。
汪洋兼任總書記的傳言，其實非常沒有邏輯
最無邏輯性的應該是有關汪洋接任總書記的說法，因為汪在目前政局常委排名第四，政協主席的身份與地位遠在國務院總理與人大委員長之後，除非習近平嘗試恢復十二大所廢除的主席制，架空總書記這個象徵集體領導的職務，否則憑藉汪洋目前的政治資歷很難接下這個棒子，更何況，汪洋昔日團派的背景與市場派的色彩，都與習近平路線有所衝突。
中國全國政協主席汪洋
那麼，習近平的葫蘆里究竟賣什麼藥呢？其實是借汪洋這個議題，試圖稀釋或分掉李克強在經濟事務的決策權，在這個過程中不僅立威同時逐步掌握了政治節奏與話語權，這有利於習近平建立去人事布局的「遊戲規則」，例如常委人數，是否依循「七上八下」的規定、那些人入常、中央委員名單等。
此外，習李之間不合的傳聞已久，就以黨領政的權力分工而言，總書記與總理向來存在「體制」的關係，亦即一把手負責黨務與軍權，國務院負責政策的實行，這也是昔日「江朱」或「胡溫」體制存在的原因。對於李克強來說，由於習的擴權反倒使自己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相對弱勢的總理，不僅「體制」關係不復存在，更常讓自己成為有責無權下的背書角色，心中的不滿其實不難理解。
「反骨」的李克強，早已讓習近平不滿
李克強對於習近平國進民退路線始終抱持批評態度。李在去年政府工作報告不願意公布年度預期經濟成長率，擺明就是不想替美中經貿大戰與疫情爆發下的官方指標背書。
李克強宣稱中國「還有六億人月均收入千元」，就是高級黑習近平的脫貧政策；大談地攤經濟才能挽救中國經濟，就是繞著路說明唯有市場經濟與私有化才能解決發展難題，這種說法簡直就是劉少奇與鄧小平為了挽救大躍進災難，在1962年所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當代版本，隨即勾起人們對於「三自一包」政策的想像。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更絕的是，李克強在去年中共五中全會提出十四五規劃經濟前，更直接以「消費拐點」的說法，提前破了習近平高舉的內循環經濟的招牌。
在此背景下，如果毛澤東在文革時替劉鄧二人扣上「走資派」的帽子，現在的習近平豈能容得下李克強的反骨？
鄭州水災的卸責，讓習近平犧牲嫡系
面對鄭州水災所造成的災難，國務院準備排除工作組進行咎責，這擺明要讓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這兩位之江新軍難堪，為了轉移力同時斷尾求生且避免政敵大做文章，習直接拉下杭州市委的嫡系人馬周江勇，罪名不難理解，就是犯了「勾結馬雲，累積財富」的天條，因為正與習近平當下主張的「共同富裕」背道而馳。
很難想像的是，周江勇與習近平的關係，應可對比文革時期的毛澤東與華國鋒的政治互動，毛日後認為華「你辦事，我放心」，乃是華曾經擔任過湘潭市委書記，這層關係也讓他飛黃騰達，習為了自己的政治布局可以犧牲自己嫡系，就是為了強調自己絕對的權威——樓陽生與徐立毅是否有罪，並非來自於李克強的行政調查，而是習近平的政治判斷與個人意志！
諷刺的是，權鬥的操作無意之間也株連趙薇，除了關係與財富問題外，同時牽動了小粉紅內心民族主義的神經末梢，這也讓趙薇的問題猶超過彼時的范冰冰，成為二十大之前的意外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