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突然之間，吳莫愁這個名字消失了。從《中國好聲音》橫空出世之後，她一度幾乎霸占了人們的視線，代言百事、肯德基、美寶蓮，去歐洲時裝周看展，登陸紐約時代廣場。
外界對她的揣測很多：「被資本淘汰」、「淪落到街邊商演」、「傳聞已被封殺」，有媒體在標題里寫，她的消失，「隕落早已預見」。
我們與吳莫愁取得了聯絡。
在上海長寧區的一家茶館，時隔三年，我們見到了吳莫愁，她看起來活潑、鬆弛，脫掉鞋子，她抱腿席地而坐，單刀直入開始對話。我們就「吳莫愁為何消失」這件事和她聊了四個小時。
以下是她的回答。
所有知道吳莫愁的人：
好久不見。
和大家不告而別，已經約莫3年了。這段時間，很多熱心的朋友幫我解釋。有人說，吳莫愁過氣了，以前拿天價代言費，後來淪落到小縣城商演，所以找不到她了；也有人說，吳莫愁唱功不行，沒庾澄慶罩著，就被市場淘汰了；還有人說，吳莫愁耍大牌，被封殺了。
我想提供一個不同於以上說法的答案。
直接原因是我媽媽生病了，根本原因是我承受不了壓力了。所以，2019年初，很突然地，我給經紀人打了一通電話，告訴她，我希望把手頭的工作都先放一放。這一放，不知不覺就放了近3年。
好了，我終於說出來了，這讓我放鬆不少。接下來，如果你有時間，我想給你講講我的故事。
6年
把時間倒回2012年，我登上《中國好聲音》的盲選舞台。那首讓我一戰成名的《Price tag》，即便當時所有人都覺得它很「炸」，但我自己並沒有那麼滿意。
我唱過很多次《Price tag》，本應遊刃有餘，但那一次我能聽出自己聲音里的生硬之處。
舞台是個神奇的地方。聚光燈很亮，舞台上的人一般情況下看不清觀眾，只能看到面前的四張椅子，椅子那邊是四個可以被寫進音樂專業教科書的導師。彼時我20歲，還不能很好地處理這種狀況，興奮和緊張並存。
《好聲音》的賽制很緊，我來不及處理加入哈林戰隊後紛亂的興奮、激動、緊張，就被推著往前沖了。盲選過後是擂台賽，然後是小組終考，一番車輪戰，終於，來到了那首把我推上輿論風口的《癢》。
錄製時已經是凌晨四點。我不擅長熬夜，只能強打精神，身上那條超級緊的皮革面料的裙子讓我胸悶氣短，心慌意亂。緊張，緊張，還是緊張，最終站在舞台上，音樂響起的一刻，那種緊張爬升到了極致，它的直接表現就是，我把字都唱沒了。
但我沒法逃走，我被架在舞台上，硬著頭皮去追趕節拍，把歌詞從嘴巴里掏出來，完成彩排了一遍又一遍的既定動作。那是一次災難級的表演，下來之後，我從來沒有看過《好聲音》期間的表演。前段時間，我翻找手機相冊，看到我在參加《好聲音》前，在酒吧里唱《他和她的故事》，和我在《好聲音》期間唱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可我贏了，出現嚴重失誤的我，竟然戰勝了唱將金池姐姐。
那一刻，我想，我真XX幸運啊。後來很多時候我卻在想，如果我能早一點明白，幸運是有重量的就好了。那句話怎麼說來著？「那時候她還太年輕，不知道所有命運贈送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短短几個月的時間，我從一個完完全全的素人，變成了《中國好聲音》全國亞軍。這種加速就像賽車遊戲裡面那種噴射器，你摁一下，就會「嘩啦」往前沖，那種感覺很爽，但控制不好的人常常會撞到牆上。
我是失控的那類人。首當其衝失控的就是我的音樂。
我喜歡 R&B，喜歡 Rap，喜歡新潮的音樂，但市場分給我的並不如我所願。也許我在比賽期間「作妖」的形象太令人印象深刻，越來越多的奇怪又好玩的歌找到我，《舞底線》、《大奇葩》、《小蠻腰》等等。我並不排斥這樣的歌曲，他們在既定場景里，是很合理而且生動的。比如《舞底線》，它的歌詞是妖怪的語言，不是人類的語言系統，可是放在《捉妖記》裡，一群妖怪在我的歌聲里舞蹈，它是很愜意放鬆的。
但當找到我的工作總是讓我唱這幾首歌，不分場合，不分情境，坦白說，我並不好受。
這就是一個惡性循環。人們覺得只有我這種「不好好唱歌」的歌手才能唱這樣的歌，然後越來越多的歌找到我，然後我不停地演唱它們，然後人們又加深了我「不好好唱歌」的印象。
然後失控的是負面新聞，各式各樣的負面新聞。
最開始是大家說我和導師搞對象，當記者把這個問題扔給我，我整個 be like，What？Excuse me？然後大家開始追問我父親的事，我不擅長做表情管理和情緒管理，一聊到這個我就會哭，很快我齜牙咧嘴的照片全網都在傳，於是我成為了「亞洲最醜女藝人」。丑著丑著，又是一個更大的新聞，我的照片在地鐵上把一個小孩嚇哭了。即使十年後的今天，大家提起我，都會記得，我把一個小孩嚇哭了。我至今也不知道這個哭了的孩子到底是誰，我連慰問的機會都沒有。
曾經有一部大製作的電影找我，讓我出演妲己。如果當時我腆著臉去演了，可能又要成為另一個貽笑大方的新聞。
我承認，我一直處理不好和媒體的關係。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非常害怕記者群訪。一群人站成一排，面無表情地拿著麥克風，懟著我。我不知道誰是誰，甚至有時候分辨不出是誰提了哪個問題。我理解這是他們的工作，我也深知應付這些提問是我的工作，可那樣的陣仗總是讓我難以招架，也無法很好地完成這項工作。
我解釋嗎？很多時候解釋無用。比如說，曾經有個我耍大牌的新聞，證據是一張工作人員幫我調整襪子的照片。
你看，我的解釋又長又臭，蒼白無趣，沒人願意聽。但我不解釋嗎？那又是另一則更大的新聞了。
很多人告訴我，進娛樂圈就是要有娛樂精神。但我做不到，我就是會當真，會較勁，會委屈。出道十年，我全心全意撲在工作上，甚至戀愛都沒談過，那麼克制小心，為什麼還是要經歷這樣的事呢？我接受不了。
最後失控的，是我對音樂的愛。
你相信嗎，最紅的時候，我根本意識不到這叫紅。生活就是登上長得差不多的飛機，住進長得差不多的酒店，身邊永遠是差不多的三個人，然後唱差不多的歌。如此循環，1年365天，大約350天都在工作。
不可避免地，我開始對這一切感到麻木，唱歌和表演變成了一種肌肉記憶。我自認是很要強的人，我不允許自己這樣對待音樂。以前，我總能想出奇形怪狀的點子，但那時，我卻怎麼都做不到了，就像某個控制靈感的開關被關上了。
音樂變成了次要的事。它是品牌植入的渠道，它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出現在我的作品裡，不管這是否符合我的表達和期待。它也是助推我站上各種各樣的領獎台的燃料，但領這些獎時，我慌張、煎熬，就想拿腳趾摳大平層。
終於，2015年前後，我不聽歌了。一個歌手不聽歌，是件非常可怕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