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得回顧到前述第一個體驗，我們的社會已經出現層層新階級了，如同我的那位尊敬的首任上級教導那樣，革命的社會是不容許"絕對平均主義"存在的，於是就建立了一個絕對不平均的社會，下級對於上級絕對是"站立"著的，如此層層遞站，全國只有一個人（至今也只有一死一活兩個人）能夠隨便坐下了。其次，就如那個第一人在前述講話里號召的："讓那些內外的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我們"這些革命人民（"我"在當右派以前）也就沒有功夫在對付不鬥就不抖的"內外反動派"時找出空閒坐下休息了。回顧他從1949年5月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訓導人民從事激烈的階級鬥爭起，又不斷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旋接受建議改為"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直到他辭世的那年，都還嚴肅地質問"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在這些最高指示下，哪個斗人者和被鬥者還敢坐下歇氣呢？就以剛才提到的我那位首任上級為例，他的新階級成分自然已經相當高貴了，可是一生也只有在上級領導下站著拼命的份，直到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任上於"文革"中跳入未名湖中，才得以躺下休息啊！至於已經屬於最下層階級見誰都站的中國農民，先在黨的領導下通過鬥爭從地主手裡奪得土地房屋牲畜剛剛高興一會兒，奪得的一切以及自己生產的成果就被統統收歸"公有"，在中華大地上演出千年未有的數千萬人集體躺下餓死的慘劇，演出他們"站起來"的最終下場。
關於中國人民站起來的以上解釋，我曾於多年以前把他寫進一篇評介剛於去年逝世的邵燕祥先生名著《大題小做》的文中。針對他在文中的深刻描述"領導鬧事於前，群眾鬧事於後"，我插嘴說：
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它所以需要養著一群"領導"，自然不是請他們來鬧事，無論是領導群眾鬧事還是對著人民鬧事，而是要他們做事。做什麼事？做給他們佣金雇他們幹活的主子們的公共事務。這個舉世承認的公理，本來也是當今執政黨公開宣布的理念，還把國家命名為"人民共和"國，在每個官府前刻個"為人民服務"的招牌。可惜這些東西從問世起就只是"招牌"。關於這段歷史，有段描述它的有名紅歌唱道："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做主站起來"，正是它的準確寫照。"我們""當家做主"，自然相當於"共和"，相當於享受"服務"；可是它的前提卻是"唱著東方紅"，感恩於"大救星"，為本該服務於自己的領導人領導黨趨前跑後拼命服務，從一開始就把關係搞顛倒，人民一旦如此"站起來"，就再也不得坐下了。
該篇題為《領導鬧事三部曲》的短文為邵先生看到後，立即致我一信說：
我從尊文又得到一重要啟示，乃一九四九年九月政協會上宣布之"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並非從趴著改為站著，而實為從坐臥狀態命其"站起來！"以便垂手聽訓，並且驅使奔走，入得朝堂，也須像《法門寺》中奴才劉瑾之"站慣了"也。
由於以上兩種永不能忘的體驗，使我活到老年還增加了一個體驗：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兩頭真"的中共黨員
回顧上世紀40年代的國共內戰時期，我這個十分憎恨專制獨裁國民黨的中學生，在一批學友哥姐的教育下十分尊敬和熱愛倡導民主自由的共產黨，在學校辦壁報發表政見斥官僚罵特務並參加學生運動。到了中共在內戰中勝利，才知那些哥姐們大都是中共地下組織成員，好些人都成為我的領導了，幾十年間一直是我敬愛的師友。幾十年一晃就過去了，像他們那樣的和比他們還老的老黨員頭上出現了一個稱號："兩頭真"！這是全球任何共黨甚至任何政黨都沒有的銜頭，可稱如假包換的"中國特色"。
一位"兩頭真"的理論家、曾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中國政治改革研究會幹事長的杜光同志，對他們自己的這個稱號有過一個解釋，說——
"抗日戰爭前後和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他們為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統一、獨立、富強的新中國，積極投入了抗日戰爭和民主革命，並且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隊伍。他們是真心實意地為理想而奮鬥的一代。這是'真'的一頭，是青年時代的'真'。近年沿著這條'真相-真理'的'兩真'之路，他們熱切地探求歷史真相，尋覓超越傳統觀念的真理。找回了青年時代的真誠，重新煥發出民主革命的激情，致力於揭示真相，探討真理。這是另一頭的'真'，老年時代的'真'"。
這位杜光同志，儘管也曾被中共打成"右派分子"，無法"站立起來"凡二十來年，但是在講這話時究竟已經被"改正"，又當了黨內負責同志，所以在講"青年時代"和"近年"時，略過了"中間"；在解釋"真"時，不好講它的對應面"假"。他們開頭相信某種"真相-真理"，到老還在探求真相尋覓真理，說明從開頭到後來的幾十年間，都遇著假象假理了。那麼，誰在製造假相假理呢？
謹考："兩頭真"們擁護中共參加革命之日，正是中共厲聲教訓國民黨必須"誠意實行真正民主自由的憲政，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引自毛澤東：《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之時。正是中共的這樣的價值聲明，吸引了"抗日戰爭前後和解放戰爭時期"至少兩代正義青年的真心擁護，並且捨死忘生地跟著它親手建立新中國。可是一到建國之後，黨就收起民主進步的許諾，開始製造種種專政對象，並且創造一個"民主專政"的新名詞：它也立憲法（民主），但是治國的手段不是"憲政"而是幾十次製造"少數階級敵人"的"政治運動"（專政）。就在新中國新憲法頒布不到兩年半，就演出了第一部禍及全國震動世界的"徹底打垮胡風反革命集團"政治運動，公然違憲剝奪一批作家的"通信秘密"權，全國共清查了2100多人，同時在各黨政機關企業學校中開展"內部肅反"，捲入運動的有5,864,238人，最後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共37,288名。從此全國"運動"不斷，"敵人"叢生，從此全國"運動"不斷，"敵人"叢生，而三十年間連一條刑法都沒有卻"依法"對"敵人"判無數案殺無數人沒有民主只有專政了。按照它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的定性"法西斯主義"，那麼它的"民主專政"也就就叫很難聽的"民主法西斯主義"：口稱民主手行法西斯，直到到1989年6月4日，才脫下最後的偽裝，公開實行反革命軍事政變和法西斯獨裁，以吃民飯護黨鍋的黨衛軍攻入首都，推翻黨內職務最高的"兩頭真"趙紫陽，徹底脫掉"為人民服務"的偽裝，命令人民為黨服務；全國改姓都姓黨（"一個黨"）、不准妄議中央（"一個主義"）、當家教主自定於一尊一錘定音（"一個領袖"），真正露出它和當年國民黨完全一致的初心了。而當年那些擁護假話的"一頭真"青年們，除了在途中被專政甚至被消滅，到"近年來"其倖存者才走上"揭示真相，探討真理"之路，這也正是共產黨從銳意說假話到不怕露尾巴的"黨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