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來美國對中共寄望的民主化和正常化，在習時代下已被證明是嚴重的戰略誤判。（湯森路透，上報製圖）
電影《美國隊長3英雄內戰》中，美國國務卿提議超級英雄簽署聯合國法案，以建立一個特殊小組負責監督且限制復仇者的一切行動。這個法案形成了兩派論點，分別是美國隊長為首的反對派，重視權力、效率和靈活性；以及鋼鐵人為首的贊成派，重視制度、監管和穩定性。本質差異在於是否「把自身權力關進第三方籠子裡」，延伸至國際政治理論上時：前者屬於「戰爭框架」，偏向古典現實主義的實踐；後者則屬「和平框架」，偏向自由制度主義的實踐，國家在對外政策的維持或變化，時常需要在上述的光譜兩端中游移切換。
在形式邏輯中「矛盾不存在」，國家無法對特定他國「同時」實踐戰爭和和平框架，而國家安全機制的功能之一，就是為了在客觀外在局勢改變時，國家能夠藉由「框架切換」變動對外政策和戰略。
和平和戰爭框架的相互切換稱之為「節點」，好比德國對美潛艇戰、日本對美珍珠港事變、蘇聯支持的韓戰和911恐怖攻擊，分別作為了美國在一戰、二戰、冷戰、和反恐戰爭上對外政策的轉捩點；反之亦可，在1971年聯合國發布《2758決議案》後，美國對中政策的切換體現於1972年的《中美聯合三公報》，至此打開了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大門；1991年台灣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體現台灣對中共戰略的切換，從此結束中國內戰狀態，兩岸交流和互動關係提高。
和平框架下，國家會在跨國組織和國際制度間，以外交手段大事化小、管控風險、化解歧異；一旦切換到戰爭框架，國家勢必打破各種和平協議或互不侵犯條約，以軍事手段總動員、備戰、出兵、戰爭，反之亦同。由此可見切換國家戰略的「節點」之重要，它代表著結構系統上人為設定的分離點；它好比車站，只有在停在車站的列車才能選擇是否切換方向，在車站以外的軌道上，國家對外政策就是一台只能直行的列車。
50年來美國對中共寄望的民主化和正常化，在習時代下已被證明是嚴重的戰略誤判，自2017始川普將傳統對中政策拉了煞車，而接任的拜登亦以多邊主義手段延續其基調，都顯現了美國正在向戰爭框架偏重；同時中共這幾年也顯露出獨霸一方的野心，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走到了中國崛起，再走到了習近平的中國夢和極權復興，兩者戰略框架的切換和交互作用是「現在進行式」，我們正在歷經國際權力結構變動的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