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中，同盟國和協約國在交戰中均大規模使用毒氣，以圖打破戰場僵局。據不完全統計，雙方先後在戰鬥中施放過包括嘔吐性、窒息性、糜爛性和神經性共4大類、45種不同類別的毒氣，總計約12.5萬噸，造成10萬人死亡、117.65萬人傷殘，其殺傷人數占比超過了整個戰場傷亡的五分之一，是所有參戰武器中最令人交戰官兵感到恐怖的和痛苦的。
然而讓人感到奇怪的是，和一戰中的「大行其道」不同，毒氣到了科技水平更高、施放手段更多、殺傷效果更強的二戰期間，為什麼在戰場上卻鮮有使用了呢？
一戰時使用毒氣作戰的場景
第一，作戰樣式的改變令毒氣的作用變得尷尬。
一戰中，交戰雙方之所以大量使用毒氣，其先決條件是兩軍在戰場上形成了塹壕對峙的局面。面對鐵絲網、地雷、機槍、迫擊炮配合以縱橫交錯的塹壕及各種築壘設施，在步兵攻堅手段不足、進攻能力遠弱於防守能力的一戰時期，任何一方如果單靠傳統的步兵衝鋒展開攻勢，那只能撞得頭破血流，索姆河戰役中英軍第一天進攻即傷亡5.7萬人就是最好的例證。
為此，各國都不得不挖空心思在裝備、戰術上進行突破，以圖打穿對手的防禦體系，坦克和步坦協同戰術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登上戰爭舞台的。
一戰時，德國士兵利用合適的風向從鋼瓶中釋放毒氣
與坦克一樣，毒氣也是人們用以打破塹壕對峙的一種嘗試，只是比較「髒」的手段而已。但到了二戰時期，由於軍事科技飛速發展，坦克、裝甲車、自行火炮、飛機等機械化裝備都被交戰雙方大量使用，主要作戰樣式也由塹壕戰變成了運動戰和巷戰，戰況、戰線都變得錯綜複雜，這時再用毒氣就意義不大了。
首先，毒氣一旦放出去就不受使用方的控制。一戰中因風向突變、攻擊友軍的事經常發生。在己方已經有很多手段和武器能夠達成戰線突破的情況下，何必再去使用危險的毒氣？
其次，對運動戰來說，時間是關鍵。施放毒氣造成戰場大面積污染，反而會延緩己方的行動，白白浪費寶貴的時間不說，在部隊向前推進後，還會使經過這一交戰區域的後勤隊伍深受其害，食物、藥品、飲用水等都會遭受污染，到頭來「毒」得還是自己。
一戰時，美國護士戴著防毒面具在前線附近的戰壕中
第二，交戰雙方都擁有大量毒氣，達成了相互震懾與遏制。
二戰中，在戰場上使用毒氣的例子，僅見於意軍在衣索比亞和日軍在中國。這兩個戰場上，無一例外都是施毒方擁有發動毒氣戰的能力，而受害方卻無法進行反制。但當兩軍都擁有相當的毒氣戰能力時，就會相互之間形成一種「恐怖的平衡」，反而令任何一方都不敢輕易使用毒氣，以免招致對方的報復。
在二戰爆發前，德軍存儲有多達2.5萬枚毒氣炮彈及毒氣迫擊炮彈。二戰結束後，僅在英、美、法控制的德國領土內，盟軍就發現了1.2萬噸沙林毒氣。
阿道夫·希特勒（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納粹德國元首、總理，納粹黨黨魁
1941年，有人建議希特勒在蘇聯使用毒氣，以使德軍能夠在冬季到來前占領莫斯科；諾曼第登陸後，希姆萊又向希特勒提議對英美軍隊施放毒氣。但考慮到同盟國尤其是美國強大的化學工業實力，希特勒一直沒有允准。
事實上，英美方面對於德軍毒氣戰早有防備。在1942年5月的盟軍參謀長會議上，英美兩軍就商定：如果德軍敢首先發動毒氣戰，將立即用4萬枚芥子氣與光氣炸彈轟炸柏林、漢堡、法蘭克福等德國大城市作為報復。
二戰蘇聯近衛第4坦克軍
盟軍如此，蘇軍當然也不是善茬。蘇德戰爭爆發前，由於長期受到西方國家的封鎖和軍事威脅，蘇聯十分重視自身的國防力量建設，對於殺傷效果極為可觀的毒氣自然相當青睞。特別是蘇聯總結德軍「閃電戰」的經驗教訓，將毒氣作為阻滯西方軍隊長驅直入的一種手段。僅路易氏氣一項，蘇聯在1940年到1945年間就生產了2.2萬噸。
在戰前演習中，蘇軍一個集團軍可在1分鐘內布毒50噸，能使500平方公里範圍內50％的人員中毒。戰爭初期，為挽救潰敗的局勢，史達林曾計劃利用飛機將路易氏氣布灑到地面上，使德軍地面部隊無法通過和利用戰區的資源，從而達到「堅壁清野」的目的。
淞滬戰役中日軍施放毒氣後戴著面具和中國軍隊作戰
可見，戰爭中並無人道可言，敵我實力相當，才有互相忌憚的制約。一旦一方弱小，敵對方決不會手軟。從1937年淞滬戰役開始，日軍先後在中國14個省市、77個縣區施放毒氣。
1943年3月6日，美國陸軍部整理並公布了《對指控日軍使用毒氣武器及毒氣事件的證據的調查》，詳細列舉了1941年以來（美國參戰後）日軍在中國戰場使用毒氣的情況，為此羅斯福總統發出警告：「如果日本繼續對中國使用這種非人道的戰爭手段，我國政府就會認定，與此相類似的行動也將會對美國採取，我們也許就會按同樣的方法向日本實行最大限度的制裁。」
美軍方同時制定了對日毒氣戰計劃，預備使用B-29轟炸機對日本25處、2500平方英里的市區布撒毒氣，可使500萬以上的人受到傷害。正因如此，美國參戰後，日軍在使用毒氣上不得不收斂很多。
一戰期間，毒氣致盲的英軍士兵
第三，國際公法的限制，使得誰也不敢無所顧忌地使用毒氣。
鑑於毒氣在一戰時給人類帶來的巨大傷害，為避免悲劇重演，一戰結束後，奧地利、比利時，巴西、丹麥、德國、法國、印度、英國、美國等37個國家於1925年6月17日在日內瓦簽署了《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以國際法的形式明確規定在戰爭中不得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有害氣體，以及使用一切類似的液體、物體或器件。
二戰配戴防毒面具的日軍
如同禁止核武條約一樣，雖然這個議定書未能有效禁止毒氣的生產和儲存，致使所有締約國均有權保存毒氣，其中不少締約國還宣布保留進行報復性使用毒氣的權利，由此導致毒氣禁而不止的局面。
可不管怎麼說，它畢竟讓毒氣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受到社會輿論監督和制約。這就使得不論是誰，在使用毒氣前都必須仔細掂量掂量自己在使用後能否應對來自國際社會的譴責和施壓。所以說，議定書終究不是廢紙，它令一些戰爭狂人多少產生了顧慮，他們縱然在戰爭中犯下了滔天罪行，但還是在某一程度上守住了人類的底線。
即使即將戰敗，也沒有在戰場上使用反人道武器——當然這也無法掩蓋他們的罪惡行徑：納粹用毒氣屠殺猶太人，侵華日軍對中國軍民肆意使用毒氣，這些都將使施毒者被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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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化學武器與戰爭》王強、楊清鎮編
〔2〕《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化學戰研究》劉芳芳著
〔3〕《化學武器興衰史話》夏治強著
〔4〕《蘇聯化學武器發展史》劉豐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