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又相繼有7個省份公布了「新高考」改革方案，這輪高考改革始於2014年，目的是要改革「考試科目設置、考生錄取機制，促進學生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自此，全國已有21個省份進行了「新高考」改革。
如何「促進學生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這是教育界一直在探討的問題，很多專家將其歸咎於高考中過早文理分科，導致學生人文素養低。目前的新高考改革，基本上都由純粹的文理分科改成了3+3或者3+1+2模式，即除了語、數、外，其它科目6選3，或者2選1加上4選2。
中共宣稱，新高考打破了文理分科。但很多人認為，還是沒有跳出目前教育體制的總體框框。3+3多達20種組合，3+1+2也有12種組合，表面上看學生們能夠有更多的選擇，但是，學生和老師們卻不買帳，學生抱怨要面對更多的課程，老師們則抱怨增加了工作量。
很多學者指出，新高考這種選課考試方式，根本無法從實質上改變學生人文素質低的弊病。香港高中學生的「通識教育」，台灣高中生的「公民課程」都是提升學生人文素養的專門考試科目，而在中共教育體制下，大家也都清楚，「思想政治」課程中能夠學到些什麼。
還有一些業內人士認為，高考改革應該從源頭改起，改變目前的集中錄取制度。在把高考的門檻降下來的同時，按照歐美的教育模式，實行考試、招生分離，將招生權力歸還給高校。
但在中共治下，想要做到招生、考試分離，將招生和考試權力從中共手中拿走是不可能的。因為教育之於中共是一個巨大的政治任務，教育做為中共的意識形態培育基地，一直被其緊緊抓在自己手裡，給學生灌輸哪些內容、將哪些科目做為重點、如何培養中共需要的人，中共都需要在教育體系中體現其意志。
那麼中國人天生就缺乏人文素養嗎？事實並非如此。其實1949年之前，中國並不缺少人文精神，民國時期很多有名的綜合大學中，人文學科方面都有相當建樹，歷史學、哲學、社會學都出現了一大批有相當影響和水準的學者，在世界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例如，清華大學1952年所謂院系調整前，曾擁有理、工、文、法、農五個學院，是文、理、工結合的一流綜合性大學，具有濃厚的人文底蘊。上世紀初，在人文和科學方面，可謂群星璀璨，出現了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朱自清、胡適、王國維、顧毓秀、聞一多、金岳霖、張奚若、梁思成、馮友蘭、潘光旦、曹禺、錢鍾書、熊慶來、華羅庚等一大批名家。
當時，清華各院系採用美國教育模式，不設專業，重視學生外語、基礎理論和人文知識的學習，學生在一、二、三年級重在學習基礎理論，四年級才著重學習專門知識。
而當年的所謂院系調整中，清華大學被強制拆分，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都併入了北京大學，農學院併入北京農業大學。僅保留下了原來的工學院，與併入的北京大學工學院、燕京大學工科各系成立清華大學。
中共的院系調整，目的就在於將大學控制權收歸中共手中，同時改造（控制）知識分子的思想，是「為（中共）新政權確立在高校的實際權威的政治目的和便於駕馭的組織功能」的行為，不但將中共建政前中國已發展成熟的大學教育體系破壞殆盡，而且通過取消教會大學、改造私立大學、取消哲學、社會學等人文院系等手段，將民國時期尊重思想和學術自由的教育系統，變為中共集權控制的教育模式。
中共滅掉了民國時期的人文學科，是因為哲學、社會學等人文學科培養出的學生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有自己的思考，具有自由理念，與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對中共政權會構成極大挑戰，因此，中共藉口院系調整，掌握了對高校的指揮權、對知識分子的領導權和對中國教育體系的控制權。
自此，中共對高校開始了集中統一的計劃管理，不但高校的人事任命聽中共的，還把黨的各級組織也安排進了高校。同時，學校的招生人數、專業設置、學籍管理及課程設置等均被中共掌控。
原教育部副部長周遠清多年前曾表示，中國的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相脫離是個「頑症」；有網友嘆道：「文理分科，是近現代最大的民族之痛之一」，其實，這種狀況，正是中共蓄意而為，目的就是把高校師生都培養成「聽中共指揮，只重技術、無神無信仰」的工具。
當今的清華和北大只能成為出國留學生的搖籃，而鮮少能培養出民國時期的大家，大學裡「教書育人」的本分如今只剩下「教書」，而理應教化道德文化的「育人」則被中共用「思想政治」教育所取代。
中國幾代人由於缺乏人文精神的薰陶，造成了道德的急速下滑，給中國當今社會帶來了極大的惡果。僅僅通過高考改革根本無法改變這些，因為這一切的根源在於中共對教育領域的強權控制。
所以，擺脫中共的控制，掌握自身的命運，中國人才能迎來中華民族的真正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