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夏天起，香港湧現30多年未見的移民潮，至今未見停歇。據香港統計處數據指，2021年中同比去年，香港淨遷移人口數字為89,200人。香港大學長期研究人口問題的教授葉兆輝對媒體表示，由於移民需要時間準備，預計今年底至明年才達移民潮高峰。芸芸遷徙人潮中，老媽媽程小鳳這一家，承載了香港戰後6、70年來的奮鬥、希望和心碎。面對兩年多的政治動盪，他們一同經歷大時代，一同思索個人和家庭的未來，最終在逾80高齡之際，老媽媽決定，道別香港。然而，離開也不是唯一的答案，大家族中，還有人選擇留下。從自由驟然邁入威權，香港的每個個體、每個家庭都必須尋索自己的答案。
又是一個周五晚上，大家庭聚會的日子。老媽媽一個人操持了八菜一湯，老火湯青紅蘿蔔煲豬骨、清蒸海魚、手撕雞、螞蟻上樹、煎蛋角⋯⋯最後一數筷子，8雙，齊了。
「好凋零，好凋零了，」一直隨媽媽住的二女兒念叨著。六女兒接話，「爸媽都是從大陸來的，在香港親戚不多，但我們大家庭就很close，什麼都聊，不會說政治就不能碰，社會事件也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老媽媽生了6個女兒，眼下8個孫子、1個曾孫，大家庭四代同堂。從前每周五的晚上，幾乎都是20人一起吃飯，大人圍大桌，小孩另設一桌，約14坪的老房子擠得人聲鼎沸。
（本圖為示意，非文中當事人。）
2019年改變了一切。回想起一起經歷的反修例運動點滴，不少家庭成員都先深吸一口氣。現在，大家很少細說兩年前了，在他們心中，創傷仍在，而改變的希望幾乎徹底破滅。去年秋天，二女兒、三女兒和六女兒都萌生離港的念頭，隨著BNO護照的「5+1」政策移民英國。還是在這張聚會的大圓桌上，大家問老人家意見：你想走還是不走？
83歲的老媽媽腰板挺得直直，一頭銀絲梳得齊順。「你們想我給什麼答案呢？」她鬼馬地故弄玄虛。女兒們心裡掙扎，既想和丈夫、孩子一起走，又不捨得年邁的母親，長年照顧媽媽的二女兒更是輾轉。老人家乾脆一句，「好啦，我也一起走！」大家激動得鼓起掌來。
老媽媽程小鳳，生於中國廣東的農村，3歲喪母，8歲喪父，13歲開始一人在香港打拼。她說，自己和丈夫年輕時捱得辛苦，看著貧瘠艱困的香港一步步發展成「世界的中心」，現在「一切都反過來了」。她每日盯著新聞，每晚戴著耳機聽劉細良、蕭若元等時事網台，看著媒體倒閉，人們被捕，組織解散，教育界「日日都在變」，就想起了家鄉1950年代的樣子。
「我覺得2021年，共產黨正式解放香港。逐步逐步在走了，就好像我們當年在鄉下的時候，」程小鳳說著，「最初我是看著共產黨入城的，最初真的很好，他們很守規矩的，但1951年（邊境）一封鎖，就不同了，那一招叫關門打狗。」
一、流落香港，白手起家
程小鳳落地香港，純粹是動盪時局下的一個偶然。
她和數個哥哥姐姐原本生活在廣東農村，父母已病逝，大家吃了上頓沒下頓。1951年春節，聽說香港有一座好玩的虎豹別墅，是富商胡文虎建造的主題公園，姐姐說帶程小鳳去看世面。
兩人才剛剛到香港4天，報紙新聞就來了──邊境封鎖，香港的人不能回去，大陸的人不能出來。
深港邊境此前維持著自由狀態。兩地人常常通過羅湖橋、深圳河的淺窄處往來，關口的概念非常模糊。1949年10月，共產黨一路南下擊敗國民黨，倫敦起初高度緊張，但行軍打到深圳河就停了。隨後兩年，儘管根據中英協議，兩地人不能自由來往，但兩地農民都不怎麼理會，邊防人員也很鬆懈。直到1951年2月15日，廣東省政府正式發令，深港邊境即日「封鎖河口」，越過防線者就是「叛國投敵」。
一夜流落香港，姐姐著急回鄉，程小鳳卻很淡定。對於急遽變化的政權、邊界和意識形態，她還沒什麼見識，但她思忖，回家也是捱苦啊，不如留在香港打工。
她開始在香港島做家傭，從10港元一個月，慢慢做到90港元一個月，在洋人家打工時學會了幾句英文，又認識了跟師傅打工的小伙子張添聲。張添聲同樣來自廣東農村，13歲時，做村長的爸爸病逝了，在封鎖之前，他一個人到香港做學徒。
「中意他正直、忠直咯。大家都是很窮的，打份工，所以結婚了之後，大家挨得很辛苦，」程小鳳回憶著，雖然艱苦，但香港機會多，多勞多得，命運似乎能自主把握。
在店鋪，張添聲每天從早上9點忙到晚上10點。得知他生了大女兒後，老闆馬上給他加工資，每月加60港元，他高興地跟老婆說，「我們女兒是鋪頭養的。」後來，有朋友看到這個小伙子如此勤奮，說不如投入本金給你開店。
1965年，夫婦倆在港島沿街租了一個前鋪後居，做起小生意了。
60年代，家與城一同茁壯
在深圳河的另一頭，生活完全是另一副模樣。邊境封鎖後幾年，終於開放了探親，程小鳳多次回鄉看家人，大家跟她說，家對面的小學，「老師很慘，被批鬥、戴帽子」。行計劃經濟、搞大躍進運動後，中國大陸在1959～1961年爆發了大饑荒，伴隨著「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百姓不堪重負，一批批冒著生命危險，從深圳河游水偷渡，有的不幸死在解放軍槍下，有的最終爬上了香港河岸。
「後來那班搏命游水下來的人，更加犀利，他們在大陸已經磨到半死的⋯⋯」程小鳳說。對香港而言，大批難民給這個城市帶來了紮實勤奮的勞動力，從上海逃來的民營企業家又帶來資金、技術，大家在自由貿易和市場競爭中各謀生機。
二女兒美雅恰好出生在1960年代中，從當時開始，香港的人口、GDP均快速增長，一躍實現經濟騰飛。「他們總是說我腳頭好，從我出生開始，家運就一直好，」美雅笑著說，小店鋪的生意從零售擴展到行貨，女兒逐個出生，下課了就去店鋪幫忙，四、五年級就開始跟車搬運。
很長一段時間，一家八口一起擠住在店鋪後方的屋子裡。直到1980年代中，有人介紹說，在鋪頭附近有一幢唐樓，當中有一個兩室一廳的房子，賣27萬港元。夫婦倆咬咬牙，拿出幾乎全部積蓄，50歲的程小鳳，終於買到了屬於自己的房子。
眼見回歸：「共產黨你都信？他們不會變的」
大國夾縫中的香港，當時對自身前途暗涌不安。中英談判已經結束，敲定了這個自由港回歸中共政權的命運，但一國兩制的安排釋放了一些希望，雛形剛起的民主派積極爭取民主制度的落實，中產人家則紛紛考慮移民或轉移資產。
程小鳳記得，那幾年，新聞、電視劇都在訴說大家的恐懼，但移民，對她來說太遙遠。大女兒才剛剛出嫁，二女兒大專畢業，但最小的孩子才只有幾歲，拼搏和搵食還是這個大家庭的核心。
儘管對於回歸，美雅記得，爸爸是擔心的。1997年6月30日深夜，載著解放軍的軍車在滂沱大雨中從深圳駛進香港，爸爸看著電視直播，「一直罵」。
美雅說，自己當時非常不解。小時候，她曾經跟爸爸回鄉下，把乾鍋巴、冰糖、布匹背回去，小孩們穿得像個粽子，衣服一層又一層，到了鄉下就脫下來送給鄉親。她覺得自己對大陸有一種「憐憫」，「覺得香港可能可以contribute他們，讓大陸更進步，可能經濟方面更好，政治上也可以開明一些。」
「50年不變，中國也會變得更好，變得像香港一樣，不好嗎？」她這麼問。她記得爸爸拋下一句：「共產黨你都信？他們不會變的，你真系傻女！」
二、扭轉餘生的2019年
無論如何，回歸後的十多年裡，對於程小鳳這樣的殷實人家，表面風平浪靜。
美雅曾經去外國讀書，1990年代初回到香港，「當時一地都是工，招聘廣告上個個都直接標明工資的。」她進了企業做管理，職業發展順利。美雅和媽媽住一起，妹妹們一個個出嫁，周末就帶妹夫、小孩回來玩，大伙兒一起吃飯、打球、逛街。
大家庭也曾經遭遇變故。家道安穩之後，長年勞累的張添聲病逝了。多年之後，五女兒不幸病逝，留下年幼的一兒一女。像年輕時獨自謀生一樣，程小鳳沉著地挺過挫折。她承擔起照顧病逝女兒的小孩的責任，外婆家也漸漸成了家族大本營。由於靠近港島的港鐵站，交通便利，平日大人有事，就過來放下孩子給母親照看，孫子們長大了，補習後也自己去外婆家玩。
在熟悉的港島小區，生活終於織成了一張安穩的網。大家從來沒料到，香港將硝煙四起，母親家附近也爆發激烈衝突。2019年，這個家族大本營又有了另一層意義。
一大家子裡，有運動的各種路線
六女兒泳欣記憶很深，當時每到周五，心情就緊張起來，留意周末有什麼活動，晚上的聚會也成了新聞時事、社運路線的討論大會。「周末放下小孩在婆婆屋企，就出去，」幾個姊妹中，長姊立場相對保守，另外幾個姊妹、妹夫都親近民主派、支持運動，大家去遊行、集會、義載，「做和理非可以做的事」。
一次義載回來，已是深夜，泳欣的兩個小孩都在外婆家睡著了，她這時才想起明天是9月1日，孩子開學日。「以前開學日會非常緊張，那時真的完全忘了，」夫婦兩人連忙漏夜回家把書包、校服一一運到外婆家。
遊行之後，大家又在外婆家一起看直播。在離家不遠的港島主幹道，警察用催淚彈、防暴槍擊退示威者，人們節節後退，一路逃到他們家樓下。「樓下好多人啊！」在窗邊留意形勢的老媽媽大喊，女兒們早已跑下樓。美雅說，大家都想幫忙疏散，「這一帶容易迷路，我們最熟悉這裡，不想看到年輕人被捕。」
家中孫輩們也有直接走上前線的，大人們感覺矛盾又擔憂。泳欣說，大家都支持民主運動，但討論起具體手法，也會爭吵，「覺得還是有責任對他們說，原則一定是不要傷害人，不要破壞東西。」
一直留在家中看直播的程小鳳，最擔心自己親手帶大的孫子會遭遇什麼危險，在她認知中，香港警察徹底變了。自十幾歲來港之後，她對香港警察印象還不錯，「以前的差人，在你家門口行過都不能入你屋企的，要有搜查令⋯⋯現在不是的，鍾意拉就拉，打就打，以前差人打人是要拉入差館、套住你的頭先打，現在不是的，差人拖到那些人面都爛了，跪在他們身上，睇到好傷心、好辛苦。」
看直播的時候，她常常哭，想到自己的孫兒，想到許多年輕的示威者，她覺得香港「好淒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