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家國興亡以1949年為界限，至今在中文話語中未成「共識」，昨天我也在一個會議上講，而今中共「霸權鑄成、梟雄練成」，這一切不是這個制度的成功，而是自由社會的失敗，更是中國人的失敗。今天「十一」，恰是說說這個「失敗」的好日子，可說的很多，我這裡只撿朱厚澤的一個睿見說說，就是題目上的那一句，自然，「國家」坐大，個體和社會就淹沒，所以中國除了改制，別無出路。】
近讀《動向》雜誌連載的《朱厚澤談「黨文化」》，頗有感於黨內鳳毛麟角的深思好學者，把中共這個怪物解剖得相當透徹。這種他們自己稱為「削肉還母，剔骨還父」的反思，也早已由顧准、李慎之、王若水、王元化等人所體現。他們的思考不是學院式的，也不標榜為學術，更不掉書袋，卻常常高屋建瓴，深入淺出，與中國現實非常貼切，毫不牽強、隔膜。我這裡揀出朱厚澤的一個洞見來說說。
朱厚澤分析中國近代因落後而生出激進主義，及連帶的簡單化思維，從晚清與近六十年這兩個時段中，抽出一種共性：器物層面的東西看得見，以為抓過來就有一切；因為外強我弱，又是國家把一切抓住。他寫道：「清末就是想用船堅炮利與專制主義的體制、君臣父子綱常倫理的意識形態相結合，以為這種結合能富國強兵。兩次衝擊是新技術，原子彈爆炸、氫彈爆炸、衛星上天；於是趕快抓住兩彈，再加上無產階級專政、一元化的意識形態。」朱厚澤強調的「國家抓住一切」可稱洞若觀火：國家「壟斷資源，然後以國有制的形式，跳過市場，跳過民間，跳過社會；直接把器物抓到手裡，其結果就是將社會的力量壓制了。」
迷信「國家建制」就是「器物至上主義」
從「黨」剝離到「國家」（制度）層面，在西方政治學或社會學乃是常識，只有從「制度化」（國家建制）入手，才能解析一個區域的政治權力問題，舍此皆為「門外談」。
但有趣的是，西方學院裡的不少「中國通」，批判、揭露西方議會制度下的國家功能甚為犀利，卻青睞於毛澤東以萬千屍骨做奠基的國家建制，並常常教訓他們的中國學生：「你們中國有今日，那基礎都是當年毛澤東打下的」，所以中國許多留洋的「新左」、「後學」們，回國不厭其煩論證的，正是朱厚澤悟到的「國家把一切抓住」這個要害，但皆被他們論證成中共和毛澤東的「成功訣竅」，即四九以後的「制度建設」——所謂「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的一致性，大躍進、文革的合理性，以及中國的所謂「現代性」，都是這種論說。這是一種「國家主義」式的民族主義。國家機器就是暴力，而濫用它為一黨一領袖的私利服務，就更是將社會、個人皆碾成齏粉，這種歷史在當代中國，卻從來無人書寫過。
中國的「現代化」內容，似乎就是用人屍血漿鍛鑄一架「國家機器」，因為舊的那一架，應付不來外辱威逼。最早對中國轉型作出肯定的，是風靡華人社會的史學家黃仁宇教授，一九八八年他有《五百年無此奇遇》一文，稱：
『中國一百年來的革命，已於一九八○年代完成，其間最大的收穫，則是今後這個國家已能從數目字上管理了。』
我後來撰文與之商榷：
『若說『新中國』能從數目字上來管理，大概從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以後就做到了，這一步的確千古未有，政府可以根據數字合理想像，後果就是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人，計劃經濟的荒謬，把人和社會都變成抽象的數字，這一點哈耶克早就說過。』
後來黃先生曾給我來信，說這個問題很值得討論，希望以後有機會見面談。不幸我後來出了車禍，待轉醒過來，老先生已仙逝。
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在兩岸三地，是影響超過許多史學家的一個通俗論說。他常常從歷史長河中舀出幾勺水（細節）來，以優美的文筆加以闡發，然後一兩筆點睛，叫人恍悟那歷史的漣漪或漩渦。朱厚澤比較晚清與中共之「器物至上主義」，堪稱神來之筆，又何嘗不是一種大歷史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