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去深圳，和當地的朋友吃飯時，閒聊起深圳當年小漁村的歷史，順便盤點了一些從小漁村發展起來的沿海大城市，比如說對面的香港，以及上海、曼谷、新加坡等等。
但這些城市都是慢慢發展起來的，與深圳最為相似的城市，其實是兩千多年前的亞歷山大城，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領導人審時度勢後決策，並以意志力推動的產物，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迅速崛起。
亞歷山大是歷史上少有的狠角色，他在24歲那年率兵攻占了埃及，隨後下令在尼羅河入海口旁邊的一個名為拉科蒂斯的小漁村上，建造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新城。十年後新城初具規模，但亞歷山大卻已病死在巴比倫。後來它成了特勒密王朝的首都，在世界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亞歷山大為什麼要在這個小漁村建造一座城呢？因為這裡有天然的良港，說白了就是有出路。
所有能夠發展壯大的城市，不論在沿海，還是在內陸，都是因為有出路。條條大路通羅馬，反過來就是羅馬有很多出路。長安雖貴為漢帝國首都，但能夠成為國際化大都市，是因為有了絲綢之路這一條重要的出路。深圳的發達，是因為當年有香港這一條出路。
亞歷山大燈塔遺址上的蓋貝依城堡
一座城市有了出路，城裡的人就有了出路，來這座城裡尋找出路的人就會越來越多。說到底，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個人，興旺發達與否，無非就是一個出路。國家閉關鎖國，國即衰敗；個人故步自封，人即落伍。
出路的核心是路嗎？不是，而是沿路的人。一條大道再寬廣，如果四面是敵，十面埋伏，那也不是出路，而是危途。朋友多了路才好走。
所以，所有四處樹敵的行為都是在自封出路，一切針對他國喊打喊殺的做法都是逼友為敵的非理性行為。
但群體行為的非理性並不意味著個體行為的完全非理性，那些喊打喊殺的人們之所以喊打喊殺，正是基於個人的處境和利益，表現出的理性的一面——他們在尋找自己的出路。
正因為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缺少出路，所以才會希望能夠出現混亂，打破現有的社會格局，然後渾水摸魚，從中找到自己的出路。但他們身無長物，本質上是膽怯的，所以他們針對的對象，多是遙不可及的外國，或手無縛雞之力還要說點真話有「隙」可尋的知識分子。
所以一個社會中對外喊打喊殺的人越來越多，並不是我們的愛國主義教育搞得多好，而是一個不好的苗頭，它說明我們的社H運轉出現了問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許多人已經看不到未來，唯有寄希望於混亂出現。
假若混亂真的出現，你不要以為他們會真的對外，他們首先下手的一定是伸手可及的身邊的同胞。受到衝擊的，也一定不是外國，而是我們自己的國。
要消弭這種潛在的風險，絕非順應這種與他國為敵的所謂民意，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多交朋友少樹敵，打通更多的出路，讓貨能出港，船能遠航……國家的大出路多了，個人的小出路自然也就多了，這種非理性的聲音自會慢慢減弱。
因為處於網絡時代，我們總有一個誤解，以為網上的聲音就代表著民意。但事實絕非如此，因為一大批埋頭幹活的人根本沒有時間在網上發聲。拿我來說，因為經營一個小公司，基本上都是007的工作狀態，業餘時間還想看點書，哪有時間去網上看帖跟貼呢？
我還有個寫作的愛好，多少還有些表達的欲望。而那些忙於實務更無寫作愛好的人，連我這種觀點都不曾表達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