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說：「每個康米尼斯特看了這張表，還有臉咒罵資產階級的民主嗎？宗教式的迷信時代應當早點過去，大家醒醒罷！」
所謂陳獨秀的「最後見解」，是指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期間，陳獨秀發表的4篇文章和寫給朋友的6封信中表達的觀點，後人將這些文字輯為《陳獨秀的最後見解（論文和書信）》一書。按抗戰期間與陳獨秀往來密切的陶希聖的說法，「最後見解」的主要內容是「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獨秀與我多次見面，無所不談」，「他每次與我談論，都鮮明表達他思想轉變的方向」。陶希聖說：他雖已為某黨所放逐，仍以真正的馬克思共產主義者自命，而有「耿耿孤忠」之概。但是他有堅強的民族自尊心，也有明確的民主思想。這兩種成分存在他那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之內，經過了「六七年沉思熟慮」，他的民族思想與民主主義便突破藩籬，而結成他的「最後見解」。（本文所引陶希聖的言論，均見《記獨秀》，《傳記文學》第5卷第4期）
陶希聖特別說明：「獨秀與我談論，遠在這十篇文字發表之前。」也就是說，早在1938年上半年，陳獨秀已多次談及他的「最後見解」。那麼，陳獨秀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所得的結論是什麼呢？陶希聖回憶：
他以為共產黨應該是無產階級民主政黨。他以為無產階級民主是與資產階級民主一樣，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
他以為若是不實現大眾民主，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史達林（編者註：即史達林）式的少數人的專制。若不實現民主制，史達林死後，誰也免不了還是一個專制魔王。
觀察歷史可以有很多視角，民主是最重要的一個。陳獨秀把民主作為衡量一個國家進步或反動的惟一標杆。基於民主立場，陳獨秀對蘇聯的非民主經驗有深刻的認識，甚至比托洛茨基對史達林的認識更為根本和透徹。陳說：「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史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陳獨秀對史達林問題的認識，已經觸及政治制度層面。「是獨裁制度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陳獨秀著作選》，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555頁）一直受史達林打壓、命運坎坷的陳獨秀說：「不能一切歸罪於史大林。」留俄的國民黨員白瑜感慨地說：「陳先生寬恕史達林，胡適之先生謂其心存厚道，正如太炎先生吊袁世凱『敗不出走，於今猶傑』，均書生本色。」
1936年莫斯科大審判後，陳獨秀即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發生疑問：「這樣不民主，還算什麼工人國家？」1939年德蘇協定後，陳獨秀公開否定托洛茨基派的立場，以為沒有高於資產階級制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國家。如果工人階級國家不比資產階級國家更加民主，工人階級奮死鬥爭又為了什麼呢？
那麼，資產階級的民主是什麼呢？為讓大家明白「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真實價值」，陳獨秀列了一張表，比較英美與俄德意的政治制度：
（甲）英、美及戰敗前法國的民主制：
（一）議會選舉由各黨（政府反對黨也在內）壟斷其選舉區，而各黨仍鬚髮布競選的政綱及演說，以迎合選民要求，因選民畢竟最後還有投票權。開會時有相當的討論爭辯。
（二）無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殺人。
（三）政府的反對黨派甚至共產黨公開存在。
（四）思想、言論、出版相當自由。
（五）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蘇聯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師，故可為一類）：
（一）蘇維埃或國會選舉均由政府黨指定。開會時只有舉手，沒有爭辯。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殺人。
（三）一國一黨不容許別黨存在。
（四）思想、言論、出版絕對不自由。
（五）絕對不允許罷工，罷工即是犯罪。
陳獨秀說：「每個康米尼斯特（即共產黨員——引者注）看了這張表，還有臉咒罵資產階級的民主嗎？宗教式的迷信時代應當早點過去，大家醒醒罷！」（《陳獨秀著作選》，卷三，第558頁）通過比較，陳獨秀認為蘇俄的專政是退步和反動的，「俄國的蘇維埃制，比起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議會還不如。」「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抵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面語而已。」
胡適認為陳獨秀這張列表十分重要，整段引入他為《陳獨秀的最後見解》一書所撰寫的序言裡。胡適說，這本書足以代表陳獨秀的最後思想，也是陳獨秀對於民主政治深思熟慮的最後結論。晚年承認「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之一種動力」的陳獨秀，與一生鼓吹民主、自由的胡適，可以說是殊途同歸。
在陶希聖看來，陳獨秀認為將來中國還是要走民主政治的道路，只是這「『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民主與社會主義是一致的，拋棄民主就是拋棄社會主義。不實現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必然蛻變。
如果說陳獨秀是立足於政治制度層面看民主政治問題，那麼陶希聖則主要立足於唯物史觀看社會發展和資本主義問題。早在1929年，陶希聖就提出，中國的封建制度已經崩壞，資本主義尚未發達，現在的中國，從倫理的基礎上爭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路，是沒有多大價值的。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之路是一個經濟發達的事實問題及社會階級勢力推移的問題，不是愛憎問題，不是喜懼問題。（《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新生命書局，1929，第319頁）「半資本主義」制度下，在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之中，民眾難以對人權、民主、自由等觀念有廣泛的和深切的理解，更說不上有強烈追求。
陶希聖十分認同陳獨秀的「最後見解」，認為「他的遠見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陶希聖主持的《政論》周刊，半年內發表了陳獨秀的6篇文章，包括《抗戰與建國》、《告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我們為什麼反對法西斯蒂》等。
外號「火山」的陳獨秀說過，我「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願說不錯又不對的話」。他的「最後見解」公開後，如同瞿秋白臨死前留下的《多餘的話》一樣，引起許多爭論，甚至「遭當世罵」。《解放日報》發表署名文章，批評陳獨秀旨在「否認蘇聯社會主義，否認中國三民主義，否認全世界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否認反法西斯陣線的存在和力量，否認戰後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指責陳文體現了「托洛茨基陳獨秀派的漢奸本質」。
陳獨秀也明白自己永遠是個不「入時合流」的「反對派」，總是充當一個艱難而彆扭的角色，所謂大丈夫不能投機，更不能取巧。「適之兄說弟是一個『終身反對派』，實是如此」。胡適說：「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深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想想。」胡適認為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具有「獨立思想」，「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胡適將陳獨秀的「最後思想」評價為「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獻」。
200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