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始終是一門正在形成、正在被超越和需要重頭開始的科學。"
——布羅代爾
導讀:費正清的中國革命史觀對於中美兩國的革命史敘事均有重大和深遠影響，迄今為止在國內學術界並沒有遭遇過嚴肅的批評。美國對中國的長期誤判在一定程度上亦是來源於費正清的中國革命史敘事，在其主導下形成的關於中國革命的龐大著述，幾乎是每一個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者必讀的參考文獻，由此形成的關於中國認識的連續性是不言而喻的。本文試圖重新審視費正清的中國革命史觀，探討其問題所在，進而展開對中國革命的再認識。需要特別提醒讀者的是，本文最後一個注釋是說明費正清在其生命的最後時刻修訂他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國新史》（這是費氏唯一一本沒有在中國翻譯出版的著作），對中國革命有新的認識，由此體現出這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勇於自我反省的精神。本文是作者世紀批判三書之第一卷第一章第一節，先行發布，以饗讀者。
"偉大的中國革命"之再認識
——評費正清的中國革命史觀
文/榮劍
費正清的歷史性著作《偉大的中國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曾被《時代》周刊譽為是"講述中國革命的最佳著作"。(1)鑑於作者在其一生中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與演化以及制度變遷進行了無與倫比的研究，創造性地提出了"衝擊—回應"等理論分析框架，從而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他的任何一本關於中國的著作都是值得重視，都應成為一項新的研究的思想和知識前提。即使從批評性的立場出發，如柯文在他的著作中對他的老師費正清所主導的中國研究的三個思想框架——衝擊—回應框架、近代化框架與帝國主義框架——提出了根本性的質疑，認為這三個分析框架"都受同一弱點的制約：即受淵源於西方的關於歷史理應如何發展之假設的制約，以及同樣淵源於西方的歷史為何按此發展或不按此發展的一些固有問題的制約。"(2)但是，這些理論性挑戰——"帶有批判性與解釋性的估量"，並非完全是否定性的，而毋寧如費正清所說，是站在前輩人的肩上，直面新的問題，深化對固有問題的研究。正是基於這個判斷，本文在展開對中共革命與中國左翼運動的關係的研究時，不能不重新審視以費正清為代表的美國主流的中國革命敘事。
"偉大的中國革命"是在什麼意義上呈現的？費正清有自己的解釋，在他看來，西方世界的革命，一般說來，首先是政治變革，是一種政治制度的改變，這種變革有時也使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改變成為可能。但是，他非常懷疑："當人們講到中國的'革命'時，是否忽視了一個根本點，就是中國不僅進行了政治、經濟和社會革命，而且確實在進行整個文化的轉變。"(3)費正清或許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認為，用"偉大的革命"來概括中國整個現代歷史過程，不僅是恰當的，而且是"激動人心"的。(4)按照他的"衝擊—回應"理論，中國在20世紀所發生的革命性變遷，產生於19世紀的災難，根源卻是在18世紀，為此他在一百八十五年的時間框架里（1800—1985年），將其間發生的五個重大變革視為是中國革命進程的主要組成部分：1850—1864年的太平天國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5—1928年的國民革命，1945—1949年的國共內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依照費正清所描述的這個連續不斷的革命進程，"偉大的中國革命"是起始於18世紀的中國社會內部的各種危機，在19世紀面臨著帝國主義的巨大外部壓力時爆發了，進而在經歷了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的失敗之後，終於在國共內戰中決出結果："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接管中國和新的全國性政權的建立，是一個偉大的創造性成就。"(5)由此可見，在費正清的中國革命敘事中，中共成了中國漫長的革命進程的最後繼承者和完成者，這套敘事顯然與中國的左翼歷史敘事和中共黨史敘事達成了某種共識。
李劍農在1942年撰寫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6)，被費正清評價為是"中國近代政治史的最清晰的唯一全面的評述……對於西方的研究學者來說，作為一種可靠的紀事史和重要資料的簡編具有重要的價值。"(7)正是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建構的百年史觀也是以革命為導向，把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的中國近現代進程描寫為一個革命的連續劇，它的第一幕就是"洪楊革命時代"，即太平天國革命。雖然李劍農把歷史已有共識的"洪楊叛亂"賦予革命的名義，但他還是精闢地指出了"洪楊革命"的實質，一是尊奉天主，二是排滿，"概括地說，就是將神權主義與種族主義融合為一。"(8)因此，在李劍農看來："太平天國在形式上對於中國的宗教、政治、經濟，仿佛都是革命的，但在精神上，這種革命，實在不是合乎現代精神的革命。"(9)那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