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職是提前被社會淘汰的小孩待的地方，比起學校它更像一個看守所。」這是學生李維對職校生活的總結。
「（職業學校）類似於托兒所的存在，從家長的角度，只要不出事，平穩度過這三年就行。」研究職校教育的學者周舟說。
「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19年，中國國務院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重提「普職比大體相當」。
2018年開始，中共官方接連頒布文件和提交法律修訂案，為提振職業教育背書。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中國製造缺乏增長動力的背景下，官方寄望職業學校培養能推動製造業轉型的高級技術工人。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4月的全國職業教育大會期間，指示要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培養「大國工匠」，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作出批示：「職業教育是培養技術技能人才、促進就業創業創新、推動中國製造和服務上水平的重要基礎」。
而另一方面，在教育資源不平衡和大學擴招的影響下，職業教育的成效頗受質疑。職校學生近20年來一直遭遇歧視，不被社會輿論和就業市場認可。今年又常常見諸報端的「普職比大體相當」（指升入高中階段的學生在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學校的比例）的提法，引起了不少家長的爭論和恐慌，職校學生的現實處境和國家政策的規劃之間，有著明顯的落差。
這種落差為什麼會長久存在？中國的職業教育和社會需求真的能夠接軌嗎？學生們為什麼會選擇上職校？他們的生活是怎麼樣的？畢業後的出路又在何方？
不得已的選擇
李維出生於2000年，在成都長大。2015年初中畢業（相當於香港的中三畢業或台灣的國三畢業），因為中考成績不高，只能上離家很遠的一所普通高中，或者讀高級職業學校（簡稱「高職」）。
填報職校志願和高中志願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一座城市的高中排名總是口口相傳，也有歷年錄取分數線作參考；職校的信息則混亂且不透明，李維的分數夠得上成都所有的職校，但她並不知道應該報哪所學校。
在中國高職是中等職業教育學校（以下簡稱「中職」）的一類，此外還有中等專業學校（中專）、技工學校（技校）等，屬於高中教育階段的職業教育，學生畢業後可以獲得中等學歷。
根據中國教育部的統計數據，2020年中國有9896所中等職業教育學校，在校生1663.37萬人，占高中階段教育在校生總數的39.96%；作為對比，同年中國有1.42萬所普通高中，在校生2494.45萬人，約占總數的59.93%。
儘管九年義務教育完成後選擇繼續升學的學生中有四成上了職業學校，但中職教育的社會認可度一直很低，中職學生也長期被認為是「成績差」、「素質低」、「沒前途」的群體。即便是官方表述，也承認職業教育存在種種問題。2002年，國務院發布《推進職校教育改革的決定》，承認職業教育投入不足，基礎薄弱，辦學條件較差，教育教學質量不適應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2019年，國務院再次印發《職業教育改革方案》，仍然表示職業教育問題重重，「到了必須下大力氣抓好的時候」。
中考後，李維的姐姐陪她去了一所航空類的職校面試，從家裡坐地鐵出發要三個半小時。航空學校學費很高，16000元人民幣一年，但環境很好，教學樓也修得很漂亮。李維到了那裡，內心只有牴觸。「周圍很荒涼，跟學校反差很大。」負責面試的招生辦老師告訴李維，三年讀完後就可以直接出來實習、工作——這也是職業學校的重要賣點，但她剛初中畢業，從沒想過「工作」離自己這麼近，只覺得害怕。
從航空學校面試回家，李維心情低落，什麼學校都不想去。一所公辦高職給她爸爸打電話，說有「升學班」，只要成績好就有機會上本科，她答應了。但她後來才知道，會主動打電話招生的高職，都是比較差的學校。很多學生都是被「介紹」進特定職校的——這是一門生意，有的初中班主任甚至會勸成績差的學生去讀職校，「到了那裡想怎麼玩都沒人管你。」
李維已經忘記去高職的決定是怎麼做出來的，只記得當時自己特別沮喪。那時李維的爸媽剛離婚，一向給李維出主意的媽媽也從家裡搬了出去。「選學校的過程我爸媽幾乎沒有參與，到最後我自己也覺得很累，所以當時我爸跟我講，我就想，好吧，也許這所會好一點，然後我和我爸都鬆了一口氣。」
「成績不好只是上高職的原因之一。」研究中國職業教育的學者周舟在江西一所縣城高職做過半年的田野調查，她認為農村的小孩讀職校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背景是，近幾年縣城的重點高中獨大，同時擠壓了普通鄉鎮高中和中職院校。「這導致了學生成績如果達不到縣城最好的高中，只能在高職和鄉鎮高中做選擇，而可能這兩者上大學的概率是差不多的，甚至高職上大專院校（大學專科院校，即高等職業教育院校）的概率可能更高。」
家庭經濟條件也是學生選擇讀職校的重要原因。周舟做田野調查的學校，學生家長大多是工人和農民，也有做小生意的。「有不少學生說選擇高職是因為可以早點工作，如果上普高，考不上大學就浪費了三年的錢，考得上大學也是家裡一個負擔。」周舟分析，儘早進入社會工作，是職校學生的「懂事」。
菠菜在江蘇常州讀過高職。2012年中考前，菠菜的爸爸就已經替她選好了一所高職，連專業都已經決定好了——「城市鐵道營運管理」，畢業後能去高鐵當乘務員。中考前的校園開放日，菠菜和爸爸去高職參觀，在學校門口迎賓的是兩個學姐，長得很好看。菠菜當時覺得，畢業後能做一個高鐵乘務員也不錯。
直到親戚開始安慰她——「高職也挺好的，好找工作」，菠菜才反應過來，讀職校是一件應該感到羞恥的事情。儘管爸爸始終認為，女生讀完高職、找份工作，「安安穩穩」，沒什麼不好，但成為職校生之後，菠菜迅速經歷了這一身份帶給她的自卑和挫敗。
不過，由於經濟發展不同，「讀職校」在城市和農村也有著不同的意味。王樵夫在廣東潮汕地區一所技工學校教書，學校開在鄉鎮，學生也都是周邊農村的孩子。他說：「農村戶口讀我們學校是免費的，他們從一開始就覺得自己會來到這裡，讀職校沒什麼自卑心理，家長也對學歷沒太重視。」這所學校的門檻很低，不需要中考分數，有初中畢業證就能報名入學。根據教育部發布的《2018年全國中等職業學校辦學能力評估報告》，2017年，中國有250餘萬中等職業學校學生領取了國家助學金，其中西部地區學生占一半。
2015年11月19日西藏自治區拉薩市，一群外國記者參觀政府組織的一所職業學校，學生們在玩具汽車裝配線上工作。攝：Damir Sagolj/Reuters/達志影像
學習是一件羞恥的事
羅拉是自己決定讀職校的，2016年他初中畢業，這對他是一場解脫，他慶幸自己可以不再跟應試教育纏鬥。「它教學是為了考試，但我學習的目的不是考試。」羅拉認為應試教育花了太多時間教學生做題和考試，這不是他心目中的教育。
羅拉抱著接受另一種教育的心態去了成都技師學院機械系——西南地區最好的中等職業學校之一，但還是受到不小的衝擊。入學第一個星期是軍訓，有一個晚上操演結束，羅拉先回到寢室，坐在椅子上看書。另一個室友回來看到這一幕，非常驚訝，室友後來告訴他：「居然在職校里會遇到一個看書的人。」
羅拉也很驚訝，寢室里年齡最大的同學已經24歲，比當時的他大了10歲，讀了一年又退學。許多同學的穿著打扮、行為舉止都像「小混混」，這和初中的分別很大。
學習在職校似乎是一件羞恥的事情。菠菜讀高職的時候，隔壁班有個男生，作派像一個老學究，特別愛學習，下課會問老師問題，在同學眼裡是個十足的怪人。
菠菜學習的時候，也總是本能地避開同學。她的專業是城市鐵道營運管理，課程很雜，要學機械製圖、電路、管理學、心理學。大多數同學都在課堂上玩手機，老師告訴她們，女生畢業後可以去高鐵當乘務員、或者去地鐵和機場做地勤，男生可以去當地鐵司機——這些職業上崗前都會有培訓，內容和學校教的東西沒有太大關係。
菠菜讀初中的時候成績也不好，但學校管得很嚴，她從沒想到職校的學習氛圍這麼鬆散。她不習慣自暴自棄，但對自己的專業和附帶的職業前景已經失去興趣，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迷茫之中開始在視頻網站看老師講高中課程的視頻，想著也許還能參加高考。
「他們可能在意的不是學習，他們想要和同伴之間的關係，甚至可能想要從『混日子』變成一個『混社會』的狀態。」
陝西師範大學教育實驗經濟研究所所長史耀疆跟學者馬躍2016年發布了報告《中國農村中學輟學調查》，研究了來自四個省份的2.5萬名學生，結果顯示，來自農村的學生中，初中畢業後只有不到一半的學生會繼續升學（普通高中和中職），而中職學生的輟學率也高達29%-32%，相比普通高中（4.2%-7.4%）高出不少。周舟做田野調查的高職，官方統計的輟學率低於2%，但她認為這個數字明顯失實，「學生和老師都說學校里輟學的同學並不少，比如有兩個年級，剛入學沒多久就有二、三十個人不讀了。」
「雖然在學校，但實際上沒有在上學的狀態，這種學生是非常多的。」周舟說，除了直接輟學的學生，還有很多中職學生處在「混日子」的狀態，她稱之為「隱性輟學」。「他們可能在意的不是學習，他們想要和同伴之間的關係，甚至可能想要從『混日子』變成一個『混社會』的狀態。」周舟在學校中發現，學生中常常會討論誰是「精神小伙」，這是一個流行詞彙，指的是混社會的青年。
對於嘗試在職校努力學習的學生來說，阻礙是多重的。比如菠菜很難在學校找到學習的地方。每天下午放學，學生必須輪流打掃教室衛生，把桌椅擺放整齊，等待學生會檢查，菠菜這個時候就不得不中斷自習，離開教室；圖書館的桌椅也很少，而且下午5點就關門；寢室里都是玩遊戲和打電話的室友，會玩到半夜。很多職校實行封閉式管理，住宿的學生不能出校門，但學校也沒有什麼學習空間。
教學內容與社會需求脫節也是普遍存在的問題。李維高職學會計專業，老師也不會教電腦上操作的會計軟體，而是用手寫帳本進行教學。她在高職的同班同學之中，幾乎沒有畢業後去做會計工作的。她從高職考上了一所大專，同樣讀會計專業，對比之下，她認為高職的教學和管理制度都很不完善。「高職的老師更像大學老師，不會管你，但大學有一個體系支持你學習，高職沒有。」李維說，學校連圖書館也沒有，想學習也不知道從何學起。
在中職學校教汽車維修專業的老師大鐘也承認，教學內容和社會脫節是不可避免的。他以數控工具機為例，工廠的設備一直在更新換代，而大部分學校用的都是老舊的設備，學習跟生產是脫節的。「學生學到的永遠是過時的知識，但如果你在北京，不會過時太多，在小縣城，過時是難以擺脫的。」他說。
成都衛生學校的一則招生廣告中寫道：「半軍事化管理就是可以為提高對這些學生管理教育而可實行的一種管理模式。」
學生「混日子」的另一面，是中職學校普遍推行「軍事化管理」。周舟在的學校是一所民辦高職，每天的第一節課都是軍訓。學校聘請了許多退伍軍人擔任教官，同時還做班主任，這引起了普遍的不滿。「老師會跟我吐槽說這些教官根本不懂得教育的方法，學生們也會認為教官不是老師。」周舟說，封閉式管理是民辦學校的特色，這也和學校的經濟考量有關——比如學校的販賣部、食堂都是學校賺錢的渠道。
「職校的老師還會監督學生們的社交帳號，比如說在 QQ看誰和誰是情侶頭像，然後去他們的快手抖音里尋找談戀愛的蛛絲馬跡。」周舟認為，雖然普通高中也會有學校紀律，但職校對學生的管理更嚴苛，這也符合家長的需求。不少職業學校的都把「軍事化管理」作為自己的賣點。比如九江市理工職業技術學校的招生宣傳中寫到：「上午、下午、晚自習上課前15分鐘，值班教官哨聲集合，各班教官清點人數，進行短暫講評後，列隊進入教室。下課後教官整隊，依次進入食堂用餐。21∶30後，值班校領導、教官、班主任和國旗班同學進行查寢，檢查學生就寢情況。」
成都衛生學校的一則招生廣告，這樣形容自己的學生：「集聰明、貪玩、任性、厭學、基礎差、缺乏自信於一體……半軍事化管理就是可以為提高對這些學生管理教育而可實行的一種管理模式。」
王樵夫教書的技校有一條規定，學生上課要先把手機統一放到講台前的袋子裡。作為班主任，他認為嚴格的管理是必要，因為職校學生年紀小、心智還不成熟，對未來沒有規劃，「他們玩就是玩，然後也不知道自己要幹嘛。」他說，自己帶的班有50多個學生，有四、五個是「問題學生」——經常違反紀律，比如抽菸、打架、談戀愛，不畏懼老師用嚴厲的語氣。
「這四、五個學生如果沒有控制好的話，會把好的學生也帶偏。」王樵夫的處理方式是，把他們單獨放到教室一個角落，要求他們不要影響到其他同學，如果再違反校規就會叫家長。「家長來也是跟老師說兩句好話，說希望孩子繼續留在這邊，等畢業給他一個畢業證。」王樵夫說，學校一般都會讓學生順利畢業，但也有例外，他們今年已經開除了幾個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