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免稅的政治干預現在是世界上極左的超級富豪們的標準做法，它的影響範圍遠遠超過選舉。
許多美國人開始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我們似乎無法控制很多地方事務了：公立學校、我們的就業條件、地方政府、地方選舉。最近，隨著我的同事莫莉·海明威（Mollie Hemingway）深入報導2020年大選調查的書《舞弊》的出版，最後一個問題再次突顯。
那本書和一些很好的獨立報導顯示，2020年大選的混亂是一項有效且資金充足的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旨在通過操縱競爭環境來幫助民主黨獲勝。為實現這一目標而採取的一項關鍵策略已成為左派的默認策略，但卻常常未被注意到，也未受到挑戰。這被稱為「倡導性慈善」。
在2020年的選舉中，臉書（Facebook）的億萬富翁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使用了這一策略，部署了近5億美元，幫助民主黨活動人士滲透到地方政府的選舉機器中，實際上是為選舉設備和計票人員的工資買單。這種免稅的政治干預現在是世界上極左的超級富豪們的標準做法，它的影響遠不止選舉。它本質上是一個影子政府，讓民選官員為了金錢利益與選民對立。
富人是如何通過「慈善事業」影響政治的
政治文獻學教授莎拉·雷克豪（Sarah Reckhow）和梅根·湯普金斯-斯坦奇（Megan Tompkins‐Stange）在2018年的一篇論文中寫道：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大型基金會已經開始「通過支持倡導性組織，投資於重大政策改革的實施，並確保其研究投資的目標是推進具體的政策優先事項，從而更直接地參與政治進程」。這些大型基金會主要由比爾和梅琳達•蓋茨（Bill and Melinda Gates）、扎克伯格和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等左派人士運作。
他們的「倡導性慈善」戰略是對傳統慈善的一種背離，傳統慈善仍然主要由「地方紳士」-即更接近當地社區和事業的謙虛捐贈者實施的。
傳統慈善關注的是明確、具體的人類需求：食物、乾淨的水、運動器材、老師、傳教士等等。它還為非富人難以及時籌集到的大型項目提供資金，如學校、教堂和圖書館的資本資金。
另一方面，「倡導性慈善」的重點不是將私人資金用於慈善目的，而是利用私人資金影響政府實體的行為。換句話說，這是免稅的政治激進主義。
比爾·蓋茨是如何推翻數百萬張選票的
這一策略的先驅者之一是比爾·蓋茨。他廣泛地利用這一策略來控制各州和聯邦政府如何管理公立學校，有效地利用一個人的數萬億美元來壓倒數百萬美國公民的選票和聲音。他最大的成就是「共同核心（Common Core）」。
10月3日，一直鼓吹綠色環保與地球變暖的比爾·蓋茨，對自己長女婚禮的準備現場卻不環保與極盡奢侈，可見處處雙標。
「多年來，比爾·蓋茨把他的教育慈善事業的重點放在改造大型學校和開辦小型學校上。他的新戰略更加雄心勃勃：全面改革國家的教育政策。」《紐約時報》在2011年報導稱：當時共同核心項目已經鎖定在聯邦層面，「在某些情況下，蓋茨先生正在創建一個全新的倡導團體。該基金會還付錢給哈佛大學培訓的數據專家，讓他們在學區內工作，不僅是為了處理數據，也是為了改變做法。它為許多為記者解讀教育問題的華盛頓分析人士提供資金，並為一些媒體機構提供資助。」
該基金會美國項目的總裁艾倫·戈斯頓（Allan C. Golston）告訴《紐約時報》：「我們已經了解到，學校層面的投資不足以推動系統性變革。倡導的重要性已經越來越明顯。」
就像扎克伯格在2020年大選中所做的那樣，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花費了數億美元來編寫「共同核心」，編寫與之匹配的測試和課程，成功地遊說聯邦和州官員將其強制執行（包括歐巴馬政府內的前蓋茨基金會工作人員，這違反了歐巴馬自己的道德準則），並創造了一個媒體和激進主義的「回音室」（echo chamber），它把自己偽裝成」草根階層「的聲音，包圍了整個過程，付費的宣傳者們紛紛稱讚這一努力。
2011年，研究生研究員肯·利比（Ken Libby）在談到蓋茨基金會的免稅教育活動時告訴《紐約時報》：「說出蓋茨不支持哪些組織比列出他們支持的所有組織要容易得多，因為他支持的組織太多了。」
就像扎克伯格一樣，蓋茨通過一些空殼非營利組織籌集了大量資金，利用他們作為「中間組織」來執行他的政治使命。和扎克伯格一樣，蓋茨也向肯塔基州教育部等政府機構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的私人資金，有效地單獨指導政府的優先事項，而不是讓這些政府機構按照州議會或國會的指示執行選民的意願。
就像扎克伯格一樣，蓋茨為國家機構提供黨派顧問，幫助他們做他想做的事，完全把選民的聲音和意見放在一邊。由於這些遊說和政策工作大部分都是由非營利組織進行的，所以他們的資金、人員、通訊和會議都是不對公眾開放的，這與通過政府實體進行的相同活動不同。
把政府從選民手中外包出去
「共同核心」（Common Core）和「扎克美元」（Zuckbucks）的選舉，不過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私人數十億美元資金阻撓地方和個人自治政府的兩個例子。2017年出版的《解構行政國家》（Deconstructing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列舉了大企業和大政府利益集團構建倡導性組織的大量案例，這些組織謊稱自己代表「利益相關者」，來掩蓋公民的聲音，讓少數人的觀點主宰公共事務。但是，正如蓋茨資助了在州立法機構支持「共同核心」的大多數人一樣，公共事務中的大多數所謂「利益相關者」實際上只是由相同的特殊利益集團在幕後製造和控制的傀儡。
這種對公共討論的私人壟斷是典型的，例如，交通項目、住房、教育和商業發展項目，阻礙了地方對明顯屬於地方問題的實際控制。從始至終，從政府合同中獲得巨大利益的私人利益集團-在這一點上，也就是大多數非營利組織和數百萬所謂的私人雇員-與政客和機構合作，拒絕真正的公共辯論和地方自治。
自從」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的法律變化使政府活動的有效私有化成為可能以來，國會和州立法機構就一直使用一個類似的方法，迫使州和地方政府無視他們的選民。就像那些億萬富翁一樣，為了完成憲法禁止立法機構做的事情，他們就通過將政府外包出去來繞過美國人的權利：他們用向私人利益集團支付公共資金來做這件事。
所有這些政府和「私人」利益之間的這種亂倫行為有效地剝奪了美國人的憲法權利和代表權，並以各種方式表現出來。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學者菲利普·漢伯格（Philip Hamburger）的新書《購買服從》（Purchasing Submission）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詳細的探討，重點探討了當今的行政國家是如何將政府私有化的。
漢伯格寫道：「當政府繞過憲法規定的監管途徑，採取私人方式時，它所推行的政策，可能出於很好的理由，卻無法通過憲法更正規和更公開的程序。」
如果沒有律師，你就沒有權利
這裡還有一個例子來說明法西斯主義的本質。這叫做「起訴與和解」（Sue and Settle）。「起訴與和解」是歐巴馬政府大規模推廣的一種法律戰策略。這是由億萬富翁資助的左翼活動人士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的又一途徑，同時也避免了令人討厭的政治問題-說服選民選舉願意這樣做的人。
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在一份關於這一策略的報告中解釋道：「有時候，監管機構過分樂意地對待對友好『敵人』的合謀訴訟，這些訴訟旨在迫使政府採取原本很難或不可能採取的行動。」「監管機構不是為這些案件辯護，而是以一種被稱為『起訴與和解』的現象來解決它們。」
現在我們僅有繞了一整圈，因為這個「起訴與和解」的策略是民主黨在2020年瘋狂使用的另一個策略，目的是讓法院基本上暫停州選舉法。這造成了徹底的混亂，損害了數百萬美國人對選舉結果和我們整個政府體系的信心。
為什麼民主黨人希望選舉出現混亂？莫麗在她的書中也給出了更深入的回答，但以下是我自己的看法：左派推行所有這些策略來繞過選民和憲法完全是出於同樣的原因。他們不相信自然權利，不相信法治，甚至不相信選舉。他們相信不受限制地行使無限的權力，他們願意不惜一切代價來得到它。
那些聲稱要捍衛我們的權利和憲法規定的生活方式的民選官員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一現實，並開始帶領我們走出困境，而不是花幾十年時間向捐助者和電視攝影機承諾這樣做，而事情卻變得越來越可怕了。現在是時候了。
後記
應該坦白一下，在」比爾·蓋茨是如何推翻數百萬張選票的「這一部分中，」它把自己偽裝成『草根階層』的聲音「這個短語是意譯，原文是非常簡潔的」with Astroturfed「，直譯就是」用『人造草皮』「。這裡說的就是比爾·蓋茨和那些極左富豪們用數億的金錢製造了許許多多的」倡導性「非盈利機構，假冒草根民眾，向政府遊說，推銷他們的左派議程。
這種做法非常有效，實際上使得聯邦和地方各級政府的決策者們已經不在乎真正的民意，而寧願把這種虛假的左派」人造草皮「當作民意，並以此作為制定政策、法規的依據。
扎克伯格更是在2020年大選前公然斥資近5億美元，通過為選舉設備和計票人員的工資買單，干涉、影響了大選的公正性。
這是對公民民主權利的剝奪，是對美國人民自治原則的踐踏。左派富豪們已經用他們的金錢操縱了美國的政治，嚴重的影響了我們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
1776年7月4日公布的《獨立宣言》包含了基於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的憲政思想的三項基本原則：自然權利、政府的合法性來自被統治者、被統治者改變政府的權利。根據這些原則，洛克認為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時，社會契約才會成立，如果缺乏了這種同意，那麼人民便有推翻政府的權利。
因此，國會應該立法禁止超級富豪們用金錢虛構民意、干涉政治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