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獸按：今天因李雲迪嫖娼事件，看到牆內相關單位和個人紛紛快速與之切割，突然想起了上世紀80年代的流氓罪，也就是尋釁滋事罪的前身。
尋釁滋事罪的前身是1979年刑法的流氓罪，其第160條規定："聚眾鬥毆，尋釁滋事，侮辱婦女或者進行其他流氓活動，破壞公共秩序，情節惡劣的，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團的首要分子，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1983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該決定將流氓罪的最高刑提高到死刑。
由於流氓罪包含了太多具有道德色彩的詞彙，所以無論最高司法機關的司法解釋多麼詳細，都很難區分它與一般違反道德行為的界限，加上"其他流氓活動"這個包容性極大的表述，導致流氓罪的打擊面過寬，"流氓罪是個筐，什麼都可以往裡裝"，成為了事實上的口袋罪。
1997年3月14日，新的刑法通過，流氓罪被取消。原來司法解釋中某些僅屬道德範疇的生活作風行為被除罪化。
如按照當年流氓罪的判決，李雲迪在哪個年代都有可能判死刑，而在現實中，有人就是因為談戀愛發生過性行為最後分手，被女方起訴，之後被法院判死刑的案例。
於是想到了現今很少人提的1983年嚴打運動。
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通稱1983年嚴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83年9月啟動的一場治安運動，前後持續了三年之久，獲得鄧小平的支持。1983年的"嚴打"是針對文化大革命後社會治安混亂、惡性犯罪事件頻發的社會實際而發動的，據 中共公安部的資料記載，1980年全中國立案達75萬多起、其中大案50,000多起，1981年立案89萬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1982年立案74萬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1][4][6]。中國大陸司法體系在文革期間遭到嚴重破壞，"嚴打"開展於中國法制重建初期，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開始實施，1982年第四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生效。
1983年9月起，在持續3年5個月的"嚴打"三大戰役中，共查獲各種犯罪團伙19.7萬個，查處團伙成員87.6萬人，全國共逮捕177.2萬人，判刑174.7萬人、其中2.4萬人被判處死刑，勞動教養32.1萬人，社會秩序明顯好轉。"嚴打"過程中，在上海、天津以及全國許多大中城市，都有各級幹部子弟落網甚至被處以極刑，被認為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其中也造成了諸多冤案、偏離法律軌道，且並未徹底解決社會治安問題，引發了很多爭議。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積累的待業人員已達2000萬，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待業人數的最高值。如北京市待業人員40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8.6%，平均每2.7戶城市居民中有一個待業人員。天津市待業人員最多達到38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11.7%。待業人員包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以及新增的城市閒散人口，其中前者占多半。
1979年12月，李先念在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上表示，上山下鄉運動勞民傷財，得不償失。1980年，中央結束了持續25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1980年代初，大批知識青年陸續返城，許多成為待業青年，加劇了社會治安惡化。當時根據全國調查，要求回城及復職的人員共有9類，除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外，還有1960年代初被精簡回鄉的職工要求復工，"社來社去"的大學及中專畢業生要求國家統一分配等等。城市積累了大批待業人員，同時還要接納大批返城人員，這使就業形勢進一步困難，社會治安惡化。
嚴打以前幾年的社會治安已經極度混亂，婦女不敢單獨上夜班、父母不敢讓小孩出門。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及刑事案件立案53萬起；1980年，全國立案75萬餘起，其中大案5萬餘起；1981年，全國立案89萬餘起，其中大案6.7萬餘起；1982年，全國立案74萬餘起，其中大案6.4萬起；1983年前幾個月，案件繼續猛增。這些案件中不少影響惡劣。
因為無業可就，加上受到文革時期紅衛兵武鬥的影響，大批待業青年拉幫結派，組成了大大小小的流氓團伙，其中最知名的就唐山菜刀幫、湖南斧頭幫等團體，可以公然在街上搶劫、調戲婦女。在江蘇常州，以魯洪明和周洪根為首的兩個流氓團伙，專門在夜晚守在城鄉結合部、紡織廠附近等地，猥褻、強姦下班女工。廣東省由於靠近香港澳門，當地流氓團伙喜歡模仿港澳黑社會取名，有"青龍幫"、"紅花會"、"精武門"、"小刀會"等等。
1980年引進中國的美劇《加里森敢死隊》，劇情是一幫監獄囚犯在美軍將領的帶領下深入德軍敵後破壞的故事，被認為對中國待業青年產生不良影響，未播完就被電視台宣布劇終。
有一些流氓團伙，奉行"大法不犯，小法常犯，氣死公安，難死法院"，只從事盜竊等一般違法犯罪。在陝西省耀縣，有農民進城賣瓜，流氓團伙就圍過去，一人上前裝作挑西瓜，故意將西瓜掉在地上，趁農民與這人理論時，其他流氓抱起車上的西瓜就跑。
廣東省的廣汕、廣湛等主要公路，常有流氓團伙夜晚爬車盜竊、哄搶生豬、布料等貨車物資。車站、碼頭、渡口等地也是流氓小偷橫行。湖北省荊州地委政法委官員張欽認為，中國車匪路霸案件的雛型階段就發生於1983年嚴打前後。流氓分子或在車站和客車上扒竊，或是利用猜紅藍鉛筆、猜撲克牌等形式騙錢和敲詐。或在公路沿線對過往車輛丟石頭挑釁，侮辱婦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