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薩朝聖的一名藏人
中國報紙《環球時報》曾寫過一篇評論《十四世達賴的時代過去了》，筆者閱罷文章一笑而過，因為「叼盤主編」胡錫進並不知道的事實是，中共統戰流亡藏人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
中國為挽救文革結束後崩潰的經濟局面，被迫實施「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提出「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政策，依據鄧小平指示，五省藏區各地開設了「國外藏胞工作辦公室」(藏胞辦)，開啟了「新時期」以來「爭取流落國外藏胞回歸工作」的高潮。那時，從尊者達賴喇嘛的親屬，西藏人民議會(中共稱「人代會」，開展鬥爭時稱「偽議會」)的議員，流亡政府公務員，到一些流亡海外的藏傳佛教高僧，乃至前「四水六崗」的部分高層成員，都回鄉訪問過。在短暫的春天中，境內外藏人之間離別許久，得以重逢。「詹卻博彌」(流亡藏人)和「博囊給博彌」(境內藏人)親友間擦乾了1959年以來相互思念20年的淚水，期盼著藏人能夠獲得自治，雲後的太陽能夠重現雪域故土。
那時，儘管境內局勢尚不確定，藏區境內也並不富裕，但一些流亡藏人選擇踏上回鄉之路，為境內藏人的福祉做出貢獻。在文革之後，境內大部分藏傳佛教寺廟被摧毀，佛經文獻被焚燒。境內一些寺廟的僧人，回到寺廟後，已無經書可讀，當時是流亡藏人捐贈了1959及以後帶到海外的尼泊爾藏傳佛教寺廟收藏的藏文經書，境內僧人才能在文革結束後恢復起每日課誦經文的條件。
1989年，北京爆發了天安門學潮和六四鎮壓，拉薩也爆發了抗議，隨後拉薩被戒嚴一年。在結束戒嚴前的1989年下半年，胡錦濤赴北京向江澤民匯報西藏戒嚴情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沒有對外公開的西藏政策研究會議，制訂了後戒嚴時代北京對西藏的新政策。由於達賴喇嘛尊者支持天安門學生，鄧小平與達賴喇嘛的關係宣告徹底破裂。事實上，中共對西藏政策的調整早於1989年拉薩抗議，是八零年代末胡耀邦失勢就形成雛形了，而尊者達賴喇嘛支持六四死難學生的態度，則加速了鄧小平和尊者達賴喇嘛關係的徹底破裂。會議總結說「十四世達賴在國外反華勢力和分裂勢力的包圍下，不會輕易改變其主張，我們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十四世達賴身上」。
至於對流亡藏人的政策，中共在當時卻沒有否定鄧小平的政策。指出「無論是在國內的還是在國外的，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個教派的還是信那個教派的，我們都要團結」。繼續開展「爭取流落國外藏胞回歸工作」。
中共藏胞辦是統戰部下屬的一個統戰，情報，滲透，思想管控四位一體的神秘機構。按照中共統戰部門的工作指導資料，藏胞辦的職能是「為歸國藏胞提供就業安置服務，收集分析達賴集團和國外藏胞情況，對達賴集團開展分化，瓦解工作，做好國外藏胞家屬，歸國藏胞及其家屬的思想教育工作」。
中共統戰流亡藏人的效果，至1995年之後發生了轉折，1995年以後，歸國藏胞增長率驟減，很顯然，中共操縱班禪喇嘛轉世一事，使得流亡藏人絕大多數燃起對中共的怒火。
諷刺的是，統戰部不是「兩手對兩手」，「把朋友搞的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嗎？看看統戰部乾的蠢事，難怪比利時一位同胞議論說「統戰部只戰不統」。我認為這是一句最精闢的總結。
據統戰部數據，至1992年，約1200名藏人選擇返鄉，至1995年「漢班禪」坐床，約1500名藏人返鄉。此後，隨著藏區局勢惡化，以及後來中國民主化前景化作泡影，返鄉藏人增長率下降，最新公布的數字，也不過2000餘名，可見，所謂的「西藏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並沒有吸引多少藏人返鄉定居，認同中國。誰代表藏人，全世界藏人心中有一筆明白帳。藏人寧願去西方國家，也不願回故鄉。
據筆者了解，由於在印度藏傳佛教寺廟中學習的僧人，「宗教上有造詣」，他們回鄉之後，受到僧俗群眾的歡迎。有的格西正在故鄉的寺廟中為僧俗講授真正的佛法，狐疑萬分的中共又坐不住了，他們制訂了一個「潛規則」，即「禁止2016年6月以後非法出境回流人員再次進入寺廟為僧」(「非法出境回流人員」是中共對返鄉藏人的內部術語)。以防止境外對境內藏傳佛教管理的「干擾，破壞」。
回首四十多年統戰部和流亡藏人的交流歷史，我們看到，只有民主的西藏，才是全體藏人的真正嚮往。民主，才是「最大的同心圓」。
作者茨仁卓嘎簡介：印度藏人學校長大，旅居瑞士的藏人青年女學者，工作之餘，以精通第二外語華語的優勢，分析研究中共對藏政策和西藏局勢，願以客觀真實的聲音，書寫藏人的歷史，戳破中共數十年的可恥謊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