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的國際關係中，美中關係是重中之重，一丁點動靜就能讓觀察者產生無窮遐想。從拜登上任後就中美關係勾勒出草圖輪廓：首要目標是擊敗中共，並在關鍵領域與中國脫鉤，如今這張草圖已經不見蹤影。對華政策方面，拜登內閣重要成員各唱各的調：執掌美國國務院的國務卿布林肯頻打台灣牌，力挺台灣參與聯合國；但白宮班底另外四位重要人物——拜登特使克里、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政策協調員，有「印太沙皇」之稱的坎貝爾，以及白宮貿易辦公室負責人戴琪都主張與中國友好合作。
布林肯善於製造話題
拜登據說有老年痴呆初期症狀，這對他執政大有好處，在台灣問題上他幾次口誤，都能被白宮新聞發言人及時修正，媒體不以為怪，台灣也習慣了這種空歡喜一場的戲碼。布林肯不同，發言應該深思熟慮。他在10月26日發表一則聲明，強調「台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系統不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是一個務實的問題」，並呼籲聯合國所有會員國支持美方立場。
此聲明含義有點模糊，參與聯合國系統，既可以指台灣加入聯合國，也可以指讓台灣加入聯合國某組織。但我估計不是指前者，因為申請加入的國家提交的申請必須交安理會審議同意，15個理事國中至少有9個投贊成票、且5常沒有任何一個投反對票，才能通過任何接納新會員的建議。這兩條最關鍵的程序表明，就算美國真心幫忙，說服九個理事國同意，但在五常當中，只要中國不同意就難以通過。只是中共官方的回應是一體對待，中國駐美使館的反駁就是說「美方近來變本加厲，不斷利用各種場合炒作台灣問題，助台拓展所謂『國際空間』，公然挑戰一個中國原則」。
如果布林肯是主張吸納台灣加入某組織，最好是指明哪個聯合國機構應該邀請台灣加入，事前也需要與該組織的關鍵成員國事先溝通，然後再發聲明，一擊而中。顯然，布林肯也未想好具體實施步驟，甚至還沒找到一個具體的聯合國機構事先溝通。因此，布林肯發出聲明之後，幾乎沒有國家認真應對，也沒有任何聯合國組織出面呼應。好在拜登政府現在已經習慣了國際社會這種漠視，對布林肯本人而言，無非是讓外界再次領教了他善於製造話題卻缺乏執行能力。
主張對華友好，「友好方式」互有衝突
本文只列舉白宮班底當中對華政策四位關鍵人物的主張，他們均主張與中國合作，但不僅合作領域有別，還有互不贊同的，比如拜登的氣候特使克里與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人權是否列為優先考慮就不一樣。
拜登政府將氣候變化視為「生存威脅」，在其內外政策上的重要性居於首位。鑑於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擁有世界上一半的燃煤電廠，如果想要達到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1.5攝氏度或以下的目標，拜登政府必須和中國加強合作。從中國方面來說，目前在諸多領域內的讓步空間較小，氣候變化這種虛多於實的領域，是兩國可以合作的為數不多的領域之一。基於上述考慮，克里努力想將這個務虛的話題落到實處（中國給出配合動作就算），成為當年緩和美中關係的「桌球外交」第二。因此，克里訪華雖遭冷遇，但痴心不改，表示將再次訪華尋求合作。聯合國第26屆氣候變化大會在即（COP26），克里近日向總統拜登表示，除非美中關係得到改善，否則後者不會實現應對氣候變化這一政府的關鍵優先事項的目標，因此主張不要急於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
沙利文在今春的一次安全會議上表示，不會把與中國在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作為北京對美國的恩惠來交換。10月25日，《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稱拜登白宮班子在對華政策上主張不一，其中特別提到，克里自初夏以來一直主張拜登和習近平之間進行電話溝通，但沙利文不同意，認為這樣的電話為時尚早。就此議題，沙利文在蘇黎世會談中，與中國最高外交官員楊潔篪有過「最深入的對話」，「原則上達成協議」，會談時，沙利文提出美方有興趣與中國共同合作，以應對重大跨國挑戰的領域，以及管理美中關係風險的方法。10月26日，沙利文在白宮談及即將舉行的G20峰會、第26屆全球氣候峰會時，向記者證實，中美領導人「在年底前」舉行線上峰會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中。
坎貝爾是白宮對華政策的主要設計者，他一方面表示美中關係「接觸」時代已經結束，競爭將是兩國關係新時代的主旋律；另一方面主張中美可和平共處，反對改變台海的「戰略模糊」政策，表示美方不會公開表態「協防」台灣，不支持「台獨」。坎貝爾設計的中國政策，按照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融合了來自前任總統歐巴馬和川普的不同元素，既尋求跟北京的合作，也不迴避跟北京的競爭。坎貝爾清晰地表明，美中關係要可預期、穩定和清晰，不希望中美競爭演變成一場衝突。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的態度鮮明，她一直在尋求解套美中貿易戰，緩解兩國緊張的貿易關係，兩度跟中方代表、國務院副總理劉鶴通話，尋求解決之道，她的行為就是中國成語「自相矛盾」的最好註腳：先販賣「矛」，表示要「改變不公平的貿易做法」；然後再販賣「盾」，說無意「激化」與中國的貿易緊張局勢，要取消部分中國商品關稅，總的策略是要跟中國「再掛鈎」和「持久共存」。
好在拜登不要求屬下意見一致，模糊有模糊的好處，反正美國左派媒體對拜登的容忍度相當高，基本不會當面追問他們熱愛的民主黨總統拜登：「2月份您說的『精準脫鉤』啥時成行？」換了川普，媒體早就萬炮齊轟，片甲無存。
紙上談兵智計百出，挪動一步千難萬險
今年1月26日，由谷歌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領導的智庫「中國戰略組」（CSG）向白宮呈交報告《非對稱競爭：應對中國科技競爭的戰略》（Asymmetric Competition: A Strategy for China& Technology），對如何界定這些核心關鍵技術問題作出特別闡述。
報告提出了一個分析框架，從四個角度分析兩國競爭的關鍵技術：
1、卡脖子（choke point）技術：這一單項技術的失敗，是否會導致更大經濟領域的失敗？
2、重要競爭護城河（competitive moats）：在這個領域的領先地位能否為競爭提供強大的防禦優勢？
3、戰爭安全風險：特殊情況下，這項技術是否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直接威脅？
4、增速技術：這項技術能否提升整體創新速度？
這個報告的主張被白宮採納，拜登政府於今年2月宣布採用「小院高牆」（small yard, high fence）對中國進行精準打擊，如今已經過了八個月，在關鍵領域選擇與中國脫鉤也未見動靜，聯手盟友組建科技聯盟不見蹤影，打擊當然還未成行。估計拜登現在召開對華政策討論會，就算開上三天三夜，或者全班底在白宮戰略情報室合議N次，這幾個重要人物也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如此狀態，正好長期保持「戰略模糊」狀態。
如此局面，不僅盟國無法「追隨」於後，就連北京也抱著「我在城樓觀山景」的態度，明確主張在亞太地區既不做中國的附庸也不追隨美國的法國總統馬克龍，近日主動與習近平通話，商談投資合作等「重要」事宜。
最後順帶說幾句：翻閱各種資料，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中美脫鉤論」初起之時，中國一些智庫人士甚是著急，比如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余永定立刻發表《我反對脫鉤，但問題是我們能否扛住被美國踢出全球價值鏈》，但現在中國智庫人士不再碰這個話題，成為美國內部的討論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