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國家隨著多數人口已經接種疫苗，和疫苗能防止重症和死亡極之有效，已經放棄追求零感染的抗疫政策，而轉到與病毒長期共存，取消種種旅遊限制和墮胎管制措施。
當世界不少國家生活重回正常時，疫情對世界政治經濟帶來的長遠影響，才開始慢慢顯現出來。瘟疫帶來死亡和衰退。但環顧世界歷史，疫症過後，往往也是機遇創新大爆發的年代。
13世紀因為蒙古人統一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迎來歐亞大陸的貿易繁榮，馬可孛羅也是承當時打通了的新貿易路線東行抵達亞洲。但貿易繁榮也帶來疾病的傳播。黑死病或鼠疫，便是沿著當時的貿易路線傳至整個歐亞大陸。
黑死病與其他傳染病一樣，在人口越稠密的繁榮社區，帶來特別多的感染和死亡。在蒙古帝國人口最集中的行政中心，統治階級和國家權力的文武精英大量死亡。疫情令單靠高壓統治的蒙古帝國的控制力大減，引發了帝國崩塌的快速連鎖反應。歷史學家對於黑死病乃是蒙古帝國在14世紀瓦解的主因，已無懸念。
反觀歐洲，羅馬帝國沒落後，經濟和政治生活一早已由去中心化、彈性活潑、以商貿金融連結成的城邦網絡主導。鼠疫對歐洲的繁榮城邦，當然也帶來恐怖災難，但瘟疫過後，去中心化的准資本主義城邦網絡，快速反彈並掌握疫症後的新機遇，浴火重生。
首先，原本的貿易金融樞紐（如義大利的西恩那Siena）因為人口大量死亡而沒落，但有機彈性的貿易金融體系，總可以讓沒落舊城附近疫情沒有那麼嚴重的小城（如Siena附近的翡冷翠Florence）迅速崛起取代舊城，令城邦體系在城起城落的交替中永續擴張。
瘟疫令城邦體系的成年人口大量死亡。疫情過後，手工業和農業勞動力萎縮，仍健在的工匠和農民對於統治階級的議價能力大增。隨之而來的，便是14-15世紀農奴制度瓦解、工資上漲、地租下降的長期趨勢，令勞動階層生活水平和消費力大增。這些趨勢也刺激統治階層通過組織與技術創新抵消工資上升地租下降帶來的利潤壓力。
而熬過疫情最黑暗時刻的家族企業，也在疫情後迅速擴張搶占過剩的土地資源和乏人經營的貿易網絡，成為強大的第一代跨國公司，如翡冷翠的美弟奇Medici家族。
當東亞的小農流氓（如朱元璋）趁蒙古敗走而在自家地盤重建專制帝國，強控人民閉關鎖國時，歐洲的中世紀准資本主義，已在災後新世界創造了自由繁榮的城邦新天地，更有餘力資助無數的天才藝術家，和君士坦丁堡被回教徒占領後西行避難的古典人文知識分子，點燃了絢爛的文藝復興。商業繁榮帶來尋找新航路的需求，刺激了哥倫布與達伽馬在15世紀的蔚藍冒險，結果創造了不能再回頭的新世界。
16世紀以來近代世界史的連番變革，其實就是14世紀歐亞大鼠疫之後一場漫長的災後重建與再生。在這個重建與再生之中，自由的西方與專制的東方分途而去，越走越遠。
21世紀初的全球化，為人類帶來東西方分途六世紀之後同歸一體的幻象。但2020年的大瘟疫，加速將中國推回閉關鎖國的專制內卷之路。自由彈性的西方世界，則在mRNA技術突破、大辭職潮帶來的勞工短缺、全球供應鏈斷裂推動再工業化的種種創新與陣痛之中整裝待發，再創新路。這次瘟疫的歷史衝擊，不會如14世紀歐亞鼠疫那麼巨大，但將開啟冷戰結束後未有的世界新局，則幾近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