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攝於蘇州廟堂巷老宅的一張楊家全家福。前排右二為楊蔭杭。
楊蔭杭（1878-1945）不僅是楊絳的父親，還是胡適的老師。
作為19世紀出生的「70後」，他經歷了清末民初那樣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為中國的獨立自由和民主法製做出了獨特的貢獻，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人物，
一、通才博識
最初看到楊蔭杭這個名字，是在20年多年前的《讀書》雜誌上。1994年，李慎之先生為該雜誌寫了一篇介紹楊先生的文章，標題是「通才博識，鐵骨冰心」。通過這篇文章，我才知道這就是楊絳的父親、錢鍾書的岳父。當時人們對錢先生的學問欽佩有加，沒想到他還有這樣一位毫不遜色的長輩。因此李慎之在文章中說：「補塘先生（引者按：楊蔭杭字補塘，筆名老圃）之博學多聞，往往使我撟舌不能下。無論什麼材料，都是信手拈來皆成妙諦。尤其難得的是，它們並不是專門著作，而是排日作文，觸事生感，隨寫隨刊的東西。然而文章詩詞，中外故實都準確得像從電腦資訊庫中調出來的一樣，無怪乎楊絳先生要對我說：『我爺讀的書都是嚼爛了吃到肚皮里的。』博雅如錢鍾書先生也深信凡老丈人之所引舉『決不會記錯』。」（《讀書》1994年第8期）
需要說明的是，在一些地區的方言中，爺就是父親，爺娘就是爹娘，比如《木蘭辭》中「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和「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都是這個意思。所以楊絳所謂「我爺」，就是她的父親楊蔭杭先生。
讀了李先生的文章以後，我馬上去書店買了一本《老圃遺文輯》。這本書收集了上世紀20年代楊蔭杭在《申報》副刊「自由談」上發表的數百篇文章。這些文章都很短，但內容卻涉及到中外歷史、地方文化、社會不公、官場腐敗等許多方面的問題。閱讀中我發現楊蔭杭有三個特點：一是滿腹經綸，博聞強記；二是不寫高頭講章，只寫簡短評論；三是繼承了中國文人關心政治的歷史傳統。受其影響，我也寫了《一點猜測》和《老圃說唾》等短文。隨後，這本書及其作者便漸漸淡出了我的記憶。
二、早年求學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又想起了《老圃遺文輯》。該書後面附有楊絳的長文《回憶我的父親》。其中說楊蔭杭的祖父在杭州作過「很小的小官」，楊小時候頗受祖父寵愛，記憶最深的是祖父一邊給他剝瓜子，一邊教他背古詩的情景。楊絳還說：「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過一個小地方的小官」，所以兩代人都是只有住宅沒有田產的窮書生、窮小官（《老圃遺文輯》第934頁，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1版）。
1895年，17歲的楊蔭杭考入天津中西學堂。該學堂由盛宣懷在1895年創辦，第二年改名為北洋大學堂，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官辦大學。辛亥革命以後改名為國立北洋大學，1949年以後又改名為天津大學，成為一所專門培養國防工業人才的學校。1964年我高中畢業時，曾把這所學校當作第一志願，沒想到因為家庭出身問題，在考試之前就已經被打入另冊。因此所謂考試，也就是走走過場而已。更有意思的是，到了2008年4月，該校校長曾邀請我和謝泳、丁東、傅國涌四人前去研究其校史，但是當我正準備前往天津的時候，校方又突然變卦，我估計這可能與有關部門打了招呼有關。
話說回來，當年楊蔭杭之所以選擇這個學堂，是因為它不僅對學生一律免費，還在教員配備、教學計劃、講授內容和教科書選擇、實驗室器材等方面都採用美國模式，故有「東方康奈爾」之譽。另外，它還分為頭等學堂和二等學堂兩部分。頭等學堂相當於本科，設工程、電學、礦務、機器、律例等五個專業；二等學堂不分專業，相當於預科，畢業後可以直接升入頭等學堂。
1897年，該學堂因伙食問題爆發學潮，校方對此採取強硬態度，決定將帶頭鬧事者一律開除。據楊絳說，當時他的父親並未參與其事，但是在學校當局追查時，他因為看不慣那些事前慷慨激昂、事後畏葸不前的人，便挺身而出主動承擔了責任。結果他被開除學籍，離開了這所條件優越的學校（第934頁）
隨後，他又考入剛剛在上海成立的南洋公學（交通大學的前身）。該校也是由盛宣懷創辦，聘請張煥綸與福開森分別擔任中、西文總教習。它原計劃分為外院、中院、上院和師範院四個部分，前三院相當於小學、中學和大學，但由於缺乏師資，只好先在師範院招了一個班的學生。有人對這個班評價很高，說它開創了中國現代師範教育的先河，是一所值得紀念的學校。
三、留學日本
1898年，楊蔭杭被南洋公學保送到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深造。隨後兩年，國內發生了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遠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為了「聯絡感情、激勵志氣」，成立了一個宗旨不太明確的團體——「勵志會」。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說：「勵志會為庚子（1900年）東京留學界所組織。其時各省學生東渡留學者不過百數十人，尚無何種結合，此會實為留學界創設團體之先河。有會章五條，不外以聯絡情感策勵志節為宗旨，對於國家別無政見。惟是時革命思潮已風起雲湧，會員中主張光復主義者大不乏人。激烈派如戢元丞，沈雲翔等均任會中幹事，故亦不啻一革命宣傳機關。」（《革命逸史》初輯第99頁，中華書局1987年1月第1版）
1901年陽曆1月1日，勵志會在上野精養軒召開新年慶祝會，蒞會者有戢元丞、張瑛緒、錢承志、富士英、曹汝霖、王寵惠、張繼、章宗祥、雷奮和日本進步黨領袖犬養毅等30餘人。這些人之所以拋棄皇帝的年號並舉行新年慶祝活動，表明了他們與清廷勢不兩立的革命傾向。
馮自由還說，早在1900年，楊蔭杭與楊廷棟、雷奮等人就創辦了《譯書彙編》。該報以「編譯歐、美法政名著為宗旨，如盧騷之民約論，孟德斯鳩之萬法精理，約翰穆勒之自由原論，斯賓塞之代議政體，皆逐期登載。譯筆流麗典雅，風行一時。時人咸推為留學界雜誌之元祖。自後各省學生次第倡辦月刊，吾國青年思想之進步，收效之巨，不得不謂《譯書彙編》實為之倡也。」（同上）後來，曹汝霖在其回憶錄中也提到了這份雜誌（《曹汝霖一生之回憶》第21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第1版）。
有趣的是，楊蔭杭在日本還遇上兩件趣事：一是日本舍監偷吃中國留學生的皮蛋，被大家發現；二是日本下女把留學生帶去的牙粉當作化妝品，塗抹在臉上。後來楊蔭杭給楊絳講這些趣聞軼事時，還使用了章回小說的標題：「偷皮蛋舍監嘗異味，搽牙粉丑婢賣風流」（《老圃遺文輯》第936頁）。這件事馮自由也有記錄，標題是《日教員竊皮蛋之笑話》（《革命逸史》初集，第131頁）。這兩件事告訴我們，當時的中國雖然在船堅炮利方面不如日本，但是留學生的生活水平好像還是略高一籌的。
四、東瀛歸來
1902年，楊蔭杭尚未畢業就返回中國。對於這件事，楊絳在《回憶我的父親》中是這樣說的：「我父親一九零二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當時稱『東京專門學校』）本科卒業，回國後和雷奮、楊廷棟同被派往譯書館譯書。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圖書館找到一本我父親編譯的《名學教科書》（1903年再版），想是那個時期編譯的。孫寶恂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3年）日記里曾提到這部書：觀《名學》，無錫楊蔭杭述。余初不解東文哲學書中『內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老圃遺文輯》第938頁）
該文被收入《老圃遺文輯》之後，在這段話後來有兩條注釋，可能都有訛誤。
其一，對於「派往譯書館譯書」的注釋是：「見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交通大學校史資料選編》（一）七二頁。譯學館前身是『北京同文館』。庚子後，京館改稱譯書館。」
「譯學館」是個冷僻的名詞，為此我查了上海辭書出版1982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詞典》，看到了對它的解釋：「清末培養翻譯人才的學校。1902年初（光緒二十七年底）同文館併入京師大學堂後，於北京北河沿置房改設，名譯學館。……」該詞條與上述注釋和介紹基本一致，只是沒有「庚子後，京館改稱譯書館」等字樣。
另據楊絳說：「勵志會裡有激烈派和穩健派之分，激烈派鄙視穩健派，兩派『勢如水火』。我父親屬於激烈派」（《老圃遺文輯》第937頁）。所以我以為楊蔭杭等人留日歸來後，是不會選擇北京同文館的，他們不可能主動向清朝政府投懷送抱。
為了弄清楚楊蔭杭留日歸來後的去向，我上網進行搜索，看到寧波大學吳小鷗女士在《中國現代教科書之父張元濟》一文中給出了答案。她說：早在1899年3月，張元濟經李鴻章介紹擔任了南洋公學譯書院主事，開始編譯出版各種新式教科書。其中包括《格致讀本》、《萬國通商史》、《英國文明史》等著述。1902年夏天，南洋公學留日學生雷奮、楊蔭杭、楊廷棟從日本留學回來，被派往譯書院任職，後來，楊蔭杭編譯《名學教科書》，楊廷棟有《法律學教科書》、《法制理科教科書》和《政治學》問世，雷奮編著了《國家學講義》和《地方自治講義》。這些著述在當時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參見《中華讀書報》2013年12月4日第14版）。
楊蔭杭等人是由南洋公學派往日本留學的。後來母校急需翻譯人才，他們尚未畢業就提前回國，顯然是為了解決母校的燃眉之急。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與北京「譯書館」雖然只差一字，卻相去甚遠，所以我猜測楊絳先生所謂北京「譯書館」云云，很可能是上海「譯書院」之誤。
順便解釋一下，所謂「名學」是邏輯學早年的稱謂。楊蔭杭等人編譯的這些社會政治讀物，雖然是南洋公學的教材，但是卻為整個社會提供了難得的思想資源，產生了洛陽紙貴的效應。後來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非常重視教科書的出版，顯然與他主持譯書院的經歷有關。
然而好景不長，到了1903年，譯書院因經費問題而停辦，於是楊蔭杭離開上海返回無錫。
五、執教澄衷
據楊絳說：「我父親回到家鄉，與留日學生蔡文森、顧樹屏創辦了『理化研究會』提倡研究理化並學習英語。我母親形容父親開夜車學理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個『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從這裡，可以看出其科學救國的熱忱。這種熱忱產生了正反兩方面的效應：一是其中的一個成員學會了製造毒品，並且因此而發了大財；二是楊蔭杭的妹妹楊蔭榆因為受其影響，去日本留學時選擇了東京女子高等師範的理化專業。
楊還說：不久她的父親又到了上海，「在《時事新報》館任編輯，也在上海《蘇報》任編輯及撰稿工作並在澄衷學校、務本女校、中國公學教課。」
查《中國近代史詞典》有關詞條，可以發現這說法也有問題：《時事新報》的前身是1907年創辦的《時事報》，到1911年才改名為《時事新報》，而1906年楊蔭杭已經赴美國留學了。另外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經有過兩個《時報》：一個是1886年在天津創辦的《時報》，由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擔任主筆；另一個是1904年在上海創辦的《時報》，由康有為的弟子狄楚青擔任主筆。楊蔭杭離開南洋公學譯書院以後，他的同學雷奮和楊廷棟都在後一個《時報》館擔任過編輯，所以我懷疑楊絳先生所謂《時事新報》，很可能是《時報》之誤。
前幾年澄衷學堂的教材在讀書界引起轟動，但是人們對該校的其他情況似乎興趣不大。據我所知，澄衷學堂是寧波籍企業家葉澄衷在1900年創辦的，胡適少年時代在上海求學，曾經就讀於這所學校。所以他在《四十自述》中說：「澄衷的教員之中，我受楊千里先生（天驥）的影響最大。我在東三齋時，他是西二齋的國文教員，人都說他思想很新。我去看他，他很鼓勵我，在我的作文本上寫上『言論自由』四個字。」（《胡適全集》第18卷第57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楊天驥與楊蔭杭不僅是近親，而且二人都在澄衷學堂當過教員，所以楊絳說：「抗戰勝利後，我在上海，陳衡哲先生請我喝茶，曾見過胡適。他用半上海話對我說：『我認識你的姑母，認識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蘇滬土語『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據說他那時在中國公學讀書。錢鍾書對我說，胡適決不肯亂認老師，他也不會記錯。」（《老圃遺文輯》第939頁）
陳衡哲與她的丈夫任鴻雋都是胡適的摯友。1928年，胡適、徐志摩、葉公超等人在上海創辦《新月》雜誌以後，錢鍾書和楊絳都是該雜誌的作者。錢署名「中書君」，寫的是書評；楊署名「楊季康」，發表的是譯文。據說當時楊絳和錢鍾書正在熱戀之中，有一次錢領她去看望自己的老師葉公超先生。葉知道她是學英文的，便讓她翻譯了F.S.Marvin所寫的《共產主義是不可避免的嗎》一文，發表在1933年6月1日出版的《新月》第4卷第7期上。從此以後，楊絳便走上了翻譯之路。
六、遠赴美國
1906年，就在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國內各種勢力異常活躍的時候，楊蔭杭遠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法律專業，開始對西方民主法製作系統研究。對於父親這一選擇，楊絳有如下評論：父親出國以後，「他原先的『激烈』，漸漸冷靜下來。北伐勝利後，我經常聽到父親對母親挖苦當時自稱的『廉潔政府』。我在高中讀書的時候，1927或1928年，我記得父親曾和我談過『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得失，他講得很仔細，可是我不大懂，聽完都忘了，只覺得父親傾向於改良。」（《老圃遺文輯》第940頁）
1910年楊蔭杭學成回國。他的碩士論文是《日本商法》，被收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叢書第一輯。楊絳從來沒聽父親提起過自己的學位和論文，倒是錢鍾書是個有心人。有一次他在岳父書櫥的最高層看到一本紅皮書，經過詢問，才知道這就是老岳父的碩士論文。那個時代的人對學位論文是不當回事的，他們認為如果只有學歷沒有能力，只能是一人兩腳書櫥。回國時，楊蔭杭還路過歐洲遊歷一番，這也是那個時代的一種風尚。
回國以後，楊蔭杭經末代狀元張謇推薦，在北京法政學堂任教。肅親王善耆聽說他精通東西方法律，便請他利用晚上的時間為自己講課。善耆是清朝末年銳意改革的一位皇室成員。義和團動亂以後，他引進了警察制度，修整了王府井一帶的路面和大大小小的店鋪，還建成了東安市場和文明戲院，為北京成為首善之區做出不小的貢獻。此外，他還因為同情革命，主動釋放了刺殺載灃的汪精衛。
據楊絳說：「辛亥革命前夕，我父親辭職回南，肅親王臨別和他拉著手說：『祝你們成功。』拉手祝賀，只表示他有禮貌，而『你們』兩字卻很有意思，明白點出東家和西席之間的不同立場。『祝你們成功』這句話是我父親著重和我講的」（《老圃遺文輯》第941頁）。由此可見，當時的大清王朝已經到了眾叛親離的地步。
七、同窗好友
楊蔭杭經張謇推薦任教，可能與老同學雷奮有關。雷奮是上海松江人，留日回國以後，他先在上海《時報》編輯，主編《本埠新聞》，並在城東女學、務本女塾等校任教。後來擔任江蘇省咨議局議員，資政院民選議員，積極從事立憲活動。在此期間，雷奮經常在「憲政期成會」和資政院演講，對形勢條分縷析，聽者無不動容。此外他還主編《法政雜誌》，推動立憲運動。辛亥革命前夕，雷奮受聘為張謇的高級顧問，清廷電令張謇北上議政，張猶豫未決，雷奮曾經勸他成行。民國成立以後，據說許多法律規章是由雷奮起草的。袁世凱稱帝之前，雷奮退出政壇返回家鄉。後來他被任命為財政部參事、湖北高等檢察廳廳長，都因病未能赴任。1919年。他在家中去世，享年48歲。
楊蔭杭的另一個同學楊廷棟（字翼之）留日歸來後也在《時報》當過編輯，據說與陳冷、包天笑等人以精闢的時評和精彩的文字蜚聲一時。2015年，在北京保利春季拍賣會上，有章士釗撰寫的《楊翼之秋夜草疏圖卷書後》，九張信箋拍了172500元。章士釗說：據楊廷棟回憶，《秋夜草疏圖卷》是1911年由張謇、楊廷棟、雷奮三人為江蘇巡撫程德全起草的一份奏疏，其中有解除皇親內閣、下詔罪己、提前宣布憲法等內容。由於該奏疏已經超越君臣規範，所以被視為江蘇響應辛亥革命率先獨立的先聲。章士釗還說，1945年他與楊廷棟在重慶見面時，發現對方「英氣猶照眉宇而矜躁盡矣！」
《秋夜草疏圖卷》由楊廷棟集成，在上面題詩作跋者有張謇、應德閎、沈信卿、梁啓超、張一麐、陳陶遺、孫慕韓、伍輝裕、單束笙、夏敬觀、陳葆初、徐果人、葉恭綽、劉厚生、楊廷棟等人。卷末附有劉垣撰寫的《楊君翼之家傳》，還有吳大征的後人、著名書畫家吳湖帆的配畫。後來，該圖卷由楊廷棟的繼室徐夫人收藏，1970年徐夫人請薛光前帶到台灣，捐贈給台灣歷史博物館。第二年，台灣江蘇文獻社影印出版了《秋夜草疏圖卷》，楊廷棟的兒子楊之游在影印本序言中說：「卷中所附當日名公巨卿之手筆以及書畫詩詞，尤具文采及藝術價值」。
後來，楊廷棟投入開發生產改善民生的事業。1922年，他與張一麐的弟弟張一鵬（字雲博）在無錫與常州之間創建利民紡織廠、震華製造電氣機械總廠和一系列近代企業，為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八、司法獨立
辛亥革命以後，楊蔭杭就任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兼司法籌備處處長。不久，北洋政府有「本省人不能擔任本省官職」的迴避制度，因而他被調任浙江省高等審判廳長。
楊蔭杭上任後，曾捕手一件惡霸殺人的案件。據說這個人仗著自己與督軍有裙帶關係，便橫行霸道，欺壓百姓，甚至把殺人不當回事。民國初年，各省的督軍、民政長和高等審判廳長，實行三權分治的制度。當時浙江的督軍是朱瑞，民政長是屈映光。屈曾為這個惡霸說情，但是堅持司法獨立的楊蔭杭還是以「殺人償命，不能寬宥」為由，將這個惡霸判處極刑。為此屈映光在晉見袁世凱的時候，以「此人頑固不靈，難與共事」為由，先告了一狀。據說幸虧袁世凱的秘書長張一麐也是江蘇無錫人，在他的干預下，袁世凱親筆批了「此是好人」四個字，然後把楊蔭杭調到北京。
不久，袁世凱稱帝失敗，黎元洪上台執政，楊蔭杭被任命為京師高等檢察廳廳長。1917年，有報紙披露許世英在擔任交通總長期間，任用親信擔任鐵路局長，並假借調查之名要求各路每月進貢一千元。另有報紙披露，許世英賣官鬻爵，濟南鐵路事務所所長、徐州車務段段長、浦口港務處處長等人皆因賄賂許世英而得到官位。此外，許世英還在對外交涉中有致使國家財政損失上百萬元的嫌疑。楊蔭杭得知這些消息後，便下令傳訊徐世英並把他羈押起來。
許世英字靜仁，安徽秋浦人，是近代中國政壇的著名人物。早在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後，他就因為護駕有功得到清政府重用。1907年東北設立行省後，他被任命為奉天高等審判廳廳長。1910年，他奉命赴華盛頓參加萬國司法制度及改良監獄會議，會後又考察了十餘個歐美國家的司法制度，被視為近代司法制度的專門人才。辛亥革命期間，他與山西巡撫張錫鑾聯名籲請清帝退位，擁護袁世凱上台。民國成立後，他先後在袁世凱、黎元洪、段祺瑞政府擔任大理院院長、司法總長、內務總長、交通總長和國務總理等職。
按理說許世英也是司法界元老，楊蔭杭的前輩，但是楊卻不顧一切地傳訊了他。許世英被扣押後，許多人前來說情，致使楊蔭杭家「那一夜的電話沒有停」過（《老圃遺文輯》第945頁）。
對於這件事情，有人說楊蔭杭在擔任浙江省高等審判廳廳長時，就與許世英結怨，因此這一次純屬報復。也有人說楊蔭杭沒有掌握充分證據就下令抓人，不僅是魯莽之舉，還有濫用職權之嫌。
最後，許世英被宣告無罪並辭去了交通總長的職務；楊蔭杭也辭去高等檢察廳廳長，於1919年離開北京回了無錫。
為此楊絳在《回憶我的父親》中說：「第二天，父親就被停職了。父親對我講過：『停職審查』雖然還不如『褫奪查辦』嚴重，也是相當重的處分；因為停職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過日子的。我當時年幼，只記得家裡的馬車忽然沒有了，兩匹馬都沒有了。大馬夫、小馬夫也走了。想必是停薪的結果。」（《老圃遺文輯》第945頁）在《老圃遺文輯》中，附有當年刊登在《申報》上的《聲辯中之高檢長懲戒案》，其中有《司法部呈文》和《楊蔭杭抗辯書》等文件，這應該是進一步研究這一公案的原始材料。
2009年5月，我在台灣大學附近的舊香居書店淘到一本《人間世》月刊社印行的《許世英回憶錄》。據該刊發行人劉濟民說：《許世英回憶錄》是在胡適的敦促下，通過記者採訪的形式開始的。這本書「原擬分成上中下三集，上集為滿清時代，中集為民國初年，下集為國民政府時代，不幸《人間世》在五十年九月間，突遭意外，被政府強迫停止發行一年，至五十一年十月復刊，回憶錄仍繼續刊載至年底，嗣因有某要人勸阻靜老不要在《人間世》上繼續發表回憶錄，故不得已只有將滿清一部分，勉強予以結束，至堪惋惜！」（《許世英回憶錄》第2頁，《人間世》月刊社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二月十日初版）
劉濟民還說：「因為靜老是我們安徽人的鄉長，他畢生為國家民族服務，清廉自守的精神與風範，實令我輩後生，非常的敬佩！這是我要求替他發表回憶錄的動機。」（同上，第1頁）通過採訪，他發現「靜老一生做大官，但不愛錢，所以他……身後很是蕭條，在他的故鄉——安徽省至德縣——並未治產，還是祖遺的幾間老屋，至於北平上海，亦無華廈別墅，美國銀行，更無存款。在近代史中凡是擔當大任的安徽人，還沒有發現到有貪污的劣跡。」（同上，第3頁）
劉濟民的話是否可信，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不過他的最後一句話，似乎有點武斷。
九、《申報》副刊
回到家鄉以後，楊蔭杭患了傷寒，病情最嚴重的時候，已經到了準備後事的階段。據楊絳說：「我父親在病中，經常得到好友陳光甫先生和楊廷棟（翼之）先生的資助。他們並不住在無錫，可是常來看望。父親病中見了他們便高興談笑，他們去後往往病又加重。我雖是孩子，經常聽到父母談到他們，也覺得對他們感激。近代史所調查的問題之一是問到楊廷棟的後人是誰。慚愧得很，我雖然常常聽到楊翼之的名字，卻從未見過面。更不知他的後人——我實在想見到他們，表達我的感激。」在這句話的後面有注釋說：「1992年我得到楊翼之先生外孫女的信，欣知遙寄的感激已經寄到。」（《老圃遺文輯》第950頁）
這裡所謂近代史所，顯然是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吧。另外，陳光甫是著名的銀行家。他1881年生於江蘇省鎮江，1909年獲美國賓州大學商學士學位。回國後於1915年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並開設中國旅行社，是將現代經營管理制度引入金融界的先驅者。著名學者資中筠的父親資耀華先生，曾在該銀行擔任過高管。抗日戰爭爆發後，陳光甫與胡適臨危受命前往美國，與美國政府簽訂了「桐油貸款」協議，對抗戰做出了巨大貢獻。
1920年，楊蔭杭病癒之後再次到了上海，出任上海《申報》社副主編。《申報》是中國近代史上創辦最早、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份報紙，也被視為新聞自由的典範。特別是該報副刊《自由談》自1911年問世以後，始終以文人論政為特點，在主張民主自由、抨擊社會時弊、揭露官場腐敗、推動社會進步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當時楊蔭杭已經年過不惑，他能夠加盟這家報館並擔任要職，對他個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在楊絳整理的《老圃遺文輯》中，收集了楊蔭杭在1920年到1925年間，在《申報》發表的600多篇文章。其中都是短小精悍的評論，當時叫「時評」和「常評」。這些評論涉及的範圍極其廣泛，這一點，從它們的標題中可以看出。比如僅僅在1920年，談論政局的有：《死灰之中靳內閣》、《今之時局》、《段家將》、《湘事與和議》、《張作霖與徐樹錚》、《政客與蒼蠅》、《巡閱使制度》、《護法之末路》、《保定會議》、《我之廢督觀》、《南軍閥與北軍閥》等；談論財經的有：《新銀行團與軍黨》、《新銀行團與內政》、《新銀行團與田賦》、《新銀行團與鐵路》、《政客與災民》、《所得稅》、《救貧策》、《碩鼠與哀鴻》等等；談論移風易俗的有：《娶妾之罪惡》、《中國人嗜賭之特性》、《禁菸之笑談》、《家庭改良之第一步》、《早婚與濫婚》、《再論依賴心》等等；普及社會常識的有《論宗教》、《我之快樂觀》、《鄉曲主義與大一統主義》、《內訌時代之常識》、《說時》、《釋法》、《對付罪魁之辦法》、《說犬性》等等；談論歷史借古諷今的有：《談史》、《惡言考》、《太平新義》、《虜獲品》、《今小學》等等。這些雜文隨筆不僅字字珠璣，篇篇錦繡，而且那信手拈來的史料功夫和發微探賾考證本領，實在令人嘆服。其中，他在《今小學》中對「黨」字和「民」字的分析（《老圃遺文輯》第91-93頁），給我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
十、逸聞趣事
1923年，楊蔭杭因為不喜歡上海的複雜環境，便「遷居蘇州，專營律師事務。兼為報刊撰文。」（《老圃遺文輯》前言第8頁）當律師要有律師事務所，於是楊蔭杭買下了被當地人稱為「一文廳」的大宅院定居下來。
「一文廳」是明代高官徐如珂的宅第，當年徐因為得罪魏忠賢被趕回蘇州服毒自盡，後來當地民眾為紀念他，每家各捐一文修建此廳，故稱為「一文廳」。楊蔭杭買下以後，經過簡單修繕住了進去，然後請張謇書寫「安徐堂」三個大字，掛在正廳中。楊絳聽父親說：「那是張謇一生中末一次題的匾額。」（《老圃遺文輯》第942頁）楊蔭杭這樣做，既為宅第的故主留下痕跡，同時也表達了自己一種抱負。當時楊絳才十二三歲，正處在娉娉裊裊的豆蔻年華，因此安徐堂給她留下了美好的記憶。錢鍾書在抗日戰爭時期寫給楊絳的信中，附有「苦愛君家好蒼坊，無多歲月已滄桑，綠槐恰在朱欄外，想發濃蔭覆舊房」的詞句，說的就是這個地方。
楊絳在《回憶我的父親》中，介紹了楊蔭杭晚年的許多趣聞逸事。比如他把律師的工作，稱作是與別人「吵架」；他在法廳上為人辯護時，經常蹺起二郎腿；他午睡的時候，喜歡女兒陪在身邊玩耍；孩子要上大學，他完全尊重他們的喜好；楊絳從外地回來，他居然有心靈感應……
此外，楊蔭杭還愛好收藏古代錢幣。據說他在著名收藏家宣古愚的引薦下，曾經買到四盒古錢。這套錢幣上自周代刀幣，下至隋代五銖，極其珍貴。對於這件事，楊絳也有記憶。她說：「父親曾化一筆錢買一整套古錢，每一種都有配就的墊子和紅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親病了，覺得天旋地轉，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錢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稱。我卻愛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鏟刀錢』『褲子錢』之類。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樣替掉些父親的心力。」（《老圃遺文輯》第965頁）楊絳讀了大學以後，楊蔭杭突患中風，居然在法廳辯護時說不出話來，從此他放棄了律師工作。後來他致力於《詩騷體韻》一書的寫作，大概是自己覺得不滿意吧，後來他把這本書毀掉了。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抗日戰爭爆發後，楊夫人在逃難中去世。戰爭期間楊蔭杭流離失所，輾轉於蘇州和上海之間。由於在戰亂中倍受煎熬，他在抗戰勝利前夕去世，享年77歲。
對於父親的死，楊絳在回憶中寫下這樣的話：「我父親如果解放後還在人間，他會像『忙人』一樣，成為被『統』的『開明人士』呢，還是『腐朽的資產階級』呢？父親末一次離開上海的時候，曾對我賣弄他從商店的招牌上認識的俄文字母，並對我說：『阿季，你看吧，戰後的中國是俄文的世界。』我不知道他怎樣迎接戰後的新中國，料想他準會驕傲得意。不過，像我父親這樣的人，大概是會給紅衛兵打死的。」（《老圃遺文輯》第979頁）
這段話不僅讓我想起楊絳在《新月》上的那篇譯文，也看到了她對文革的反思和控訴。
2020-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