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新著《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闡釋》封面截圖（亞馬遜官網）
最近，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宋永毅在台灣出版了專著《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闡釋》。他認為，從心理的角度解釋文革中共高層政治，對今天的中國也有很強的借鑑意義。
記者：文革史需要更多的研究，但在今天做這個研究和出版這本書，有沒有現實意義？
宋永毅：它的現實意義是為今天的中國政治和社會生活提供了一面活生生的鏡子。目前中國和海外的文革研究已經處於一個低潮，但在中國國內的權力構架和政治運動卻出現了向文革倒退的高潮。所以，這個研究可以起到一個鏡子的作用。
這當中有兩點：第一點是以人為鑑。這本書解釋了毛澤東晚年發動文革的種種非理性思維和病態人格，有利於我們對所有魅力型領袖，尤其是最高獨裁者，對他們的野心、對私慾的追求和對可能失去權力的恐懼，以致造成國家和民族的災難，這個就是以人為鑑。
第二點是以史為鑑。這本書揭露了文革中種種反常的政治現象和中國千年皇權政治的無意識的關聯。
記者：不同人對文革的理解不同。您在本書中是如何定義文革的？
宋永毅：我對文革的一般定義有四點：第一點是，文革是中共黨內一場殘酷的史達林式的大清洗；第二點，文革又是中國千年歷史上鮮有的人道災難；第三點，文革還是一場極端反文明、反文化的政治運動；最後一點，文革是中國共產黨向全世界輸出革命、主要是毛主義和暴力的共產革命的一次嘗試。
從政治心理的角度解釋毛澤東發動文革
記者：書的副標題是《從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來解釋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您是怎麼從政治心理的角度來解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
宋永毅：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我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解釋毛澤東的文革決策：第一個方面，我主要從文革政治生活背後的領袖私生活這個因素，比如我提到了1961年的錄音事件，1974年毛澤東在反後門運動中的角色。在後一個事件中，因為當時毛澤東介紹了一些女友去讀大學，結果影響了當時整個毛派，也就是四人幫等人反後門的政治運動。
第二個是從毛澤東的變態心理，也就是主要從毛澤東的多疑到妄想，到對政變的恐懼等等因素，來解釋他發動文革的原因。
第三個方面主要是分析毛澤東的政治幻想。我認為，這也是毛澤東發動文革並且能夠撐下去的因素。毛澤東經常使用巨大的集合性名詞「人民」，他對於人民的政治幻想，他總是以為95%以上的人民是站在他身邊的。
記者：這本書談到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一些關鍵點。能否介紹一下，毛澤東是在怎樣一種心理狀態下，發出了文革發動標誌的《五一六通知》？
宋永毅：毛澤東有兩個非理性的心態值得我們注意：第一個是他在發出《五一六通知》前，以及寫《五一六通知》的時候，堅定不移地相信黨內有人要對他搞政治政變，而且還可能是軍事政變，所以他就搶先部署。北京就成立了一個工作組，他就把他認為的反對派，比如劉少奇、彭德懷等人都給管控起來了。但是，文革過去五十五年了，現在很多檔案也揭秘了，我們發現根本就沒有人要對毛澤東搞政治政變，完全就是他的一個猜疑和恐懼心態，才造成了他一系列過分舉動。實際上，是他對當時黨中央的一線領導搞了一次政變。
第二個就是他的政治幻想。我剛才講到毛澤東的人民情節，高喊人民萬歲，但據毛澤東身邊的人，比如李銳曾經是毛澤東身邊的秘書，他就講到毛澤東是最不相信人民的人。他公開地講，我們就是要對人民搞愚民政策。但是，他又覺得他是代表了人民的。
你可以看到，這種幻想並不是在一個人身上存在，在其他中共最高領袖，比如習近平，他就是刻意模仿毛澤東。他最近就講到，我將無我，不負人民。他總是認為，所有人民都是支持他的。你可以看到在他們身上的這種特質，他認為，他就是要更極權，要反政變，這都是執行了人民的意志。實際上這都是幻想，人民從來沒有選舉過他，從來沒有賦權給他。
所以，我說毛澤東在發動文革的時候，是出於矛盾的、非理性的狀態。
記者：這本書主要是從非理性的政治心理角度，來解釋毛澤東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的決策。這種分析方法，能夠運用到今天的中共領導人身上嗎？
宋永毅：如果說，一個國家、社會處於一種群眾非理性的氛圍中，它的領導也常常處於一種非理性的領導決策中。我們都知道，文革中毛澤東、林彪搞的紅海洋，搞的個人崇拜，像我們這種年紀的人都是歷歷在目。
現在看到習近平又在搞個人崇拜，最近對習近平的宣傳已經到了漢語形容詞的最高階了。習近平的學歷講的難聽一點，完整的教育就是一個小學程度，一路奔向做十四億人的導師，而且這兩天要通過的第三個歷史決議也完全是為他個人定製的。
記者：您提到習近平推動個人崇拜，但這種個人崇拜是有利於他的統治的，這是他作為統治者的理性計算，那您怎麼解釋其中的非理性心理呢？
宋永毅：作為一個統治者，如果他是出於精確計算，很多事情不做反而是有利於他統治的，對個人和國家都有利。比如毛澤東，他最後也認識到，全國搞的早請示、晚匯報都耽擱了生產，還有把造飛機的鋁去造毛澤東像章。開始的時候他沒有在意，後來意識到，這對國家的軍力，對國家的政策都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後來他都出來講話了，說不要搞得太過分，還我飛機，不要像章等等。
記者：這本書還分別各章分析了毛澤東身邊的劉少奇、周恩來、林彪、江青、張春橋等人的政治心理。其中，你對林彪、周恩來等人的分析是與中國傳統皇權作比較，包括皇太子政治，皇權和相權的矛盾等，這種分析有沒有現實意義？
宋永毅：我覺得，今天的中國還是沒有走出數千年皇權政治的怪圈。比如我分析林彪，我主要是分析中國最高領袖交接班的無序和危機。而這個危機狀態，習近平解決了嗎？沒有解決。
以前毛澤東讓林彪接班，以後又和他欽定的接班人鬧翻。你就可以看出來，它比千年的皇權體制還不穩定。皇權的交接採取兩種形式，一是家族繼承，這個還是比較穩定的；一個是禪讓，這就不穩定。而中國現在搞的是禪讓的形似，禪讓權力的人就不情不願。你看習近平就不情不願，他就要終生執政。所以這個問題到現在沒有解決。
第二個問題，我分析周恩來，是用千年的相權和君權的矛盾，因為皇權的擴張造成相權處於劣勢。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學者一般認為，相權是對皇權的一個限制，尤其是儒家主張的相權。從周恩來和毛澤東的關係你可以看到，如果這個人他沒有堅持儒家的原則，他就成不了一代儒相，而是一代奴相，這也是極端專制的執政者的希望。
現在習近平和李克強的關係，李克強就成了為他打工的了。但李克強還沒有到奴相，李克強很多時候還是講真話。將來的發展怎麼樣？習近平下面的班子是不是都會成為奴相，我們拭目以待。
「文化基因」對政治人物的影響
記者：這本書在談及政治心理的同時，還談及「文化基因」。您如何解釋「文化基因」這個概念？
宋永毅：嚴格來說，這個概念最初是英國的演化生物學家理察·道金斯出版的一本書《自私的基因》，這是一個生物學概念。但中國大陸很多研究者就把它化成了「文化基因」的概念，並發表了很多的著作。我主要還是從習近平搞的「紅色文化基因」裡邊沿用出來。我主要研究的是文革和中國當前政體中間，如何保存了數千年皇權專制的文化基底。毛澤東自己就講過，他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記者：你在書中用了整一章的長度來分析文革中的大屠殺現象，並且把它和1949之後的第一次政治運動土改做比較，是因為這兩者有延續性嗎？這種分析有沒有現實意義？
宋永毅：我在當中引用了原型文化批評，來追蹤政治運動造成最黑暗的大屠殺的延續性。我們在土改中就能看到，大規模的法外的集體殺戮，或者說是國家機器縱容、國家機器策劃下的。這個暴力土改是第一場政治運動，文革是毛澤東死前搞的最後一場，兩者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
要說現實意義，想想最近發生在新疆的對維吾爾族等少數族裔的種族和文化清洗就知道了，在一黨專政、高度集權的體制下來解決這些少數民族問題，是有可能走向最黑暗的一章的。
我在這一章中就講，這一章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滅絕人性、最黑暗的一章，我們必須給這個社會、這個政治一個警示。
記者：您一直在做1949年之後中國社會運動、政治事件的研究，還做了包括土改等運動的資料庫，這本書在您整體的研究中處於一個什麼位置？
宋永毅：我最本行的研究就是文革研究，我是從研究文革出發來收集這些資料。我們所做的第一個資料庫是文化大革命資料庫，然後一發而不可收，又做了反右運動資料庫、大躍進、大饑荒的資料庫，最後倒過去做了土改和公私合營的資料庫。
我1999年到中國大陸去收集材料，準備做文革資料庫的時候，結果北京國家安全局給我安了一個罪名，說我是在做間諜、搜集情報，就逮捕我，並拘捕了半年，後來當然無罪釋放了。
很奇怪的是，他們是以研究文革為罪名抓我的，但那些看守和辦案人員都非常樂意、非常熱烈地來聽我講文革。他們的很多問題都是領袖的私人生活、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尤其是毛澤東和林彪的鬥爭，以及對周恩來怎麼看等等。
所以我就想，這還是很嚴肅的一個問題。我們就把它提升到學術研究的高度，從這樣一個角度（政治心理）來寫一本書，是不是對歷史更完整的把握。
記者：這是非常有趣的角度，也是非常有趣的一本書，感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