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我正住在北京我的女兒家裡。有一天晚上，我接到李致的電話，說賀惠君去世了，我除了委託他替我送花圈外，什麼也沒有說，因為我為這個噩耗驚呆了。我放下電話，不禁長嘆一聲：「晚了。」女兒聽了，不知何意，我也不想告訴她。我回到我的小房裡，不住地說：「晚了，這是我一生最大的遺憾。」
是的，晚了。40年來，我一直想對她說的一句話，終於沒有對她說出來。沒有想到，她竟先我而去，我永遠沒有機會對她說出來了，這將成為我的一個永遠的遺憾，我將一生背負著一個沉重的負罪之情，折磨我一生，無法自贖。
我知道賀惠君是在1947年。我調到川康特委，領導成都市的工作，王宇光和賈唯英向我介紹成都市的學生工作時，說到了有個在成都中學生中很活躍的「賀小妹」，年齡不大，卻比較成熟，許多學生，都願意跟著她，叫她為「賀大姐」。所以後來成都市委下面的中學區委，就由她負責了。1947年秋我曾到成都她的四道街家裡去找過她。那麼年輕，卻說得有條有理，中學生中的進步青年尊她為大姐，是有道理的。不過我還是叫她為賀小妹，並且一直叫到1949年後的許多年。
1949年以後，我在成都市委分管青年工作，她正在以彭塞為首的團市委工作，她的許多青年夥伴，也在團市委工作，我和他們見面的機會就很多了。我的印象是，他們做的青年工作十分活躍。每次我到他們那裡去，一進門就聽到歡聲笑語，十分歡快。我那時剛跨過青年的門檻，在機關為一種不苟言笑的嚴肅氣氛所包圍，突然精神解放似的，我真感到是進了「青年樂園」了。他們不習慣叫我的官名，還是像1949年以前一樣叫我「老馬」，我也還是老彭老陳地喊他們，我還是叫賀惠君為賀小妹。生活是美好的，心情是愉快的，工作也是主動和積極的。
但是這種精神愉樂的日子並不長，在1955年突然出現的所謂「胡風反革命事件」中，他們中的許多人被莫明其妙地卷了進去，涉嫌為胡風分子，成為審查對象。我所以感到「突然」，是因為1949年以前，從來沒有告訴我們胡風是反革命嫌疑分子，只告訴我們胡風一群人是進步人士。我們組織的一些青年組織和進步活動，有他們的一些人參加；他們的某些文學活動，我們的某些青年也參加進去。現在突然要把他們中的一些青年，當胡風嫌疑分子進行審查，他們感到不可理解，我也感到莫名其妙。其中就有賀惠君。
在肅反運動中，賀惠君對於機關肅反中的大膽懷疑這種過火做法，表示異議，對於她大概又受到清查而表示不滿。於是在1957年整風運動開始，號召大家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時賀惠君又對肅反中的事提出不同看法。但是誰也不知道這是「引蛇出洞」、反對資產階級的「陽謀」，接著整風還沒有開始，便轉入疾風暴雨式的反右派運動了。這一下不得了，賀惠君當然成為鬥爭對象，被押上批判台，被大批特批起來。
一次示範性的省級批斗大會在成都紅照壁大禮堂舉行。各機關的領導都被通知參加，各單位反右派的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有一部分代表到會。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禮堂，這不僅因為賀惠君是我所熟知的人，還因為我那時也正陷於一種狼狽的境地。我們省政府建設廳也曾經號召大家大鳴大放，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因為是工程建設單位，知識分子成堆，提的意見不少，且很有水平。我在號召時也說過一些頗有質量、很容易被人說成是「煽風點火」的話，因為我也是知識分子呀。最糟糕的是我們把大家說的話都奉命原樣地記錄下來，列印成冊，送到四川省委工業部去了，我說過些什麼，當然也原樣地記在上面。如果有人要把我說的這些話加以編織，匯報到領導面前，而省委領導意欲理抹我時，那就不堪設想了。還有一件事更一直叫我忐忑不安。我們建築設計院裡有一個總工程師，是很有本事的建築師，為人正直，工作勤奮，只是平常愛說怪話，這次也鳴放得可以。但是我以為他並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所以在審查上報請批右派名單時，我沒有同意專職政治工作的副廳長的意見，把他從名單上拉下來了。但是在我出差在外時，副廳長還是把他以專案報到了省委工業部，定為極右派，而且得到省委劉部長的批准。不知道是不是我們建設廳那位副廳長說了我什麼，我回來後，劉部長馬上叫我去。一見面就很嚴厲地批評我：「你怎麼把一個極右派打丟了呢？」我作了解釋，以為這個人我很了解，算不上是右派。劉部長森嚴厲色地說：「包庇極右派的人，很有可能自己就是右派。」我聽了大吃一驚，還能說什麼？只得趕快同意劃那個總工程師為極右派。從此以後，我就惴惴不安，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會被揪出來。我那天就是懷著這種不安心情，參加紅照壁批判大會的。
我進了禮堂坐在前面幾排里。不知道是偶然，還是有意而然，我們四川省委多年的第一把手李政委看到了我，特意招呼我，叫我坐到他的身邊去。真是想躲也躲不脫。我心裡惶恐，卻裝得樂於從命的樣子，坐到他的旁邊。除了一般寒暄，他沒有說什麼，我更不敢說什麼，只是心情更緊張。
批判大會開始了。我記不得是不是第一個就批鬥賀惠君，反正她是這次批判大會的主要對象。她被弄上去站在台上，但她並沒有低頭，還是那麼冷然的樣子望著台下。我不敢抬頭看她，生怕她看到了我。我心裡正琢磨著，為什麼李政委要把我叫到他的身邊去？莫非是我有什麼問題，會到了時候，被他點名站到台上去？劉部長是不是把我打丟一個極右派的事向他匯報了？我的心裡亂七八糟，胡思亂想，竟然不知道賀惠君按規矩先自我交待些什麼，也沒聽清楚已經有多少批判勇士上台去批判賀惠君了。忽然李政委對我說：「你應該上台去批判她，看我對你們到底怎麼樣，你不是被提拔為省建設廳長了嗎？她不是被推舉當了團中央委員了嗎？」
我終於明白，李政委前幾十分鐘那麼熱情地招呼我坐到他的身邊去，是早有預謀的，是要我充當他的打手，上台去批判賀惠君，這對於賀惠君來說，可以說是致命的打擊了。李政委點名要我上台去批判自己的老部下，我該怎麼辦呢？特別是睜起眼睛說假話，昧著良心去批判自己很熟悉的老部下，情何以堪？當時我的心裡真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很顯然，如果我拒絕了李政委的指示，後果不堪設想。省委工業部長就坐在我旁邊，他的話言猶在耳：「包庇右派的人，很有可能自己就是右派。」如果我不上台去批判賀惠君，加上說我放走了一個極右派，很有可能要把我打成右派。真是生死禍福就在一念間。李政委那看著我的眼睛，在我看來，不僅嚴厲，甚至兇殘，如劍鋒一樣對著我。我該怎麼辦呢？
沒有辦法了，我只好橫下一條心，走上台去要求發言。我不知道我說了些什麼，說李政委如何重視如何提拔黨員，我被他提拔當了建設廳長，賀惠君被提拔在省團委負責，且被推薦為團中央委員一類的話，批判賀惠君是胡說八道，有意攻擊李政委，是反黨的行為，如此等等。講了幾分鐘就下台來了。我一直不敢看賀惠君，下台的時候從她身後走過，連她的背我也不敢看一眼，簡直是落荒而逃。但是李政委卻感到很滿意，以微笑迎接我入座。
散會了，我幾乎難以從座位上站起來。我想，賀惠君的心裡一定流著血，或者她正在心裡痛恨我，不講良心，這麼卑鄙。然而我的心裡也流著血。這算什麼呢？我上台去說的那些混話，就像刀子一樣，把一個一直尊敬我對我好的人傷害了。他們一定會把我的批判作為主要的根據，把賀惠君定為右派。賀惠君這個右派是我冤枉她把她打成的。我為了害怕自己被打成右派，便冤枉了好人，我還算個什麼玩意兒呢？
果然，不久就聽說賀惠君被打成右派了。從此以後，一個沉重的思想包袱在我心上掛了起來，不得解脫。
從此我再也不敢看到賀惠君，不想見到她，她卻偏偏來看我。她到我的機關門口傳達室，說是為她們雜誌社一件事要來採訪我。我當時心裡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但她既然來了，而且是為了公事，我是不能不見她的，只好請她到我的辦公室。她一走進我的辦公室，我努力掩飾我不安的神色，她卻是像過去一樣，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好像已經把過去那件不愉快的事拋諸腦後了。我真想向她表示我的歉意，但是我的面子作怪，話到口邊又收回去了，心裡自我寬解，也許她早已忘掉我那次對她的不光彩的表演了。但是她告辭走後，我卻心裡一直忐忑不安，我在那樣的大庭廣眾之中，對她進行無端的揭發，使她定性為右派，一定起了關鍵的作用，她怎麼會輕易忘記我呢？她不過是給我面子罷了。我心上的疙瘩還是沒有解開。
一直到「文革」之後，對右派開始平反了，我正巴不得她會很快平反時，便聽到她已經平反的消息，不久聽說她已經恢復工作，到省觀光局擔任副局長了。我很高興，似乎我心頭的包袱也因此而減輕一些；然而我那羞愧的烙印，卻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無法平復。一想起來，便覺不安；總要當面向她道歉；可是我卻始終放不下自己的面子，公開向她道歉；甚至我在講話時說到這樣的意思，也不敢提她的名。我心裡想，時間還長呢，機會有的是，再找一個合適的場合吧，就這麼拖延下來了。
然而我心上包袱並沒有解下，愧疚之情總是時時啃蝕著我，叫我難安。我們的年紀都越來越大了，雖然她的歲數比我小得多，應比我晚「走」，在我的有生之年，總還有機會吧，但是總得抓緊才好；這與其說是我向她道歉，叫她盡釋前嫌，還不如說是我必須向她道歉，才能解除我心頭上的慚愧和不安。我得趕快，一直拖到，我在北京接到李致的電話，說賀惠君突然走了。
於是我失去了自我贖罪的機會，而且永遠地失去了。我將帶著這種失悔走過我的一生，忍受羞愧的啃蝕。即使我從北京回來，在醫院裡見到她的愛人詹大風，向他吐露了我的羞愧之情，追悔莫及之情，也無濟於事了。那又有什麼用呢？就是我現在來寫這篇悼念賀惠君的文章，又能減輕我的罪責多少呢？
這是我一生永遠的遺憾。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