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題擱置已久，近承洪光華君托請，收到《甌越此門兩代賢》展覽圖冊，有劉節《我之信條三則》手跡，乃檢書匆匆寫出。
此篇主要是「鈔書」，不必作為文章看待。然則我鈔的文章，卻是比我自己的文章重要多了。
第一個文本
1953年，汪籛受命南下廣州，動員他的老師陳寅恪到京就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於是就有了《對科學院的答覆》這一著名文本。摘錄如下：
(據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
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其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個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09－113頁；《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三聯書店2002年版）
這一文本世已熟知，議論亦多，論者似多強調陳氏擲地有聲的大勇，這自然不錯；但我想強調，陳氏同時說明，「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他要堅持的是「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故我以為他的本意，其實是要求一個不受政治干預的學術空間，一種學術上的「消極自由」。
這一點，前一陣我已談到過：「一般老是突出他的《對科學院的答覆》，要求不學習政治，不信奉馬列主義，其實他本人的意思是強調不想介入政治，只是希望政治不要影響到個人研究學問。所以我覺得他要求的是一種被動的消極的東西，按照我們現在的概念來說，就是他並不是追求『積極的自由』，而是要求『消極的自由』，他的不是要做鬥士，不是要做公知，他只是追求做好一個學人，能夠保持自己做學問的獨立，他要求的只是這一點。」
第二個文本
在文革期間，陳寅恪的弟子劉節留下了一個札記式的文本，《我之信條三則》。摘錄如下：
(楊瑞津藏，據《甌越此門兩代賢:劉景晨誕辰一百四十周年劉節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紀念展》，溫州博物館、衍園美術館)
我相信為學同做人當相一致，二者之中如果有了矛盾，必定是其中有一方面的信仰發生動搖。我之個性偏於靜的方面，自以忠於研究學問為最適宜。假定有一種勢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靜為學，我當然要抵抗。做人為學已四十年了，心中光明，對於做人為學的興味如泉之始涌，設若有一種勢力要阻礙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願以償，我當然要拿出毅力來。要知道人格同學問是一致的，決沒有學問好而人格有虧的偉人。假定有這樣的人，我們來仔細考查他的學問，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談。因為他心中根本是不光明。凡是不光明即是無力的表現，學問的好壞全在他的力之強弱上。為學同做人能打成一片，這樣的學問才不僅是為謀生的職業，而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真生活。這種生活是很快樂的，是前途無量的，這才是真正的成功。
孔子說：「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立，即是自立系統，達，即是通達無礙。凡是能立、達人的人，必定他自己真有所立，確是通達，然後才能立、達人。要達到這種境界，決不能把為學同做人分成兩段，此所謂一本之學。做學問的最大需要是精神上的。……我現在客觀的生活很令人煩悶，而心中則無一毫痛苦，此即不矛盾之樂趣。……
……凡是惡勢力其破壞人無所不用其極，威逼利誘還不算厲害，最厲害的莫過於製造空氣來動搖你心理上的常態，使你逐漸失掉自信心，覺得害怕、覺得前途無望，而自己投降。所以我須預備下滿腔能死的精神，才能有長生的出路。（楊瑞津編《劉景晨劉節紀念集》，香港出版社2002年版；曾憲禮編《劉節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劉顯曾整理《劉節日記》附錄，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對這一文本，過去我曾有評論：「這種將治學與為人打成一片的信念，是植根於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價值觀，對於現代的芸芸眾生雖嫌過於理想化，但劉節以本人的身體力行，竟完全實踐了這種高遠理想；他不僅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典範，也可稱古代中國『士』的楷模。《我之信條三則》這篇寫於文化浩劫中的短章，在我看來，實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最光輝的文獻之一，可與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先後輝映。在『工具理性』壓倒『價值理性』的今日，在以學術為職業而非以學術為志業的時代，對於劉節的學術理想，我輩即不能致，也仍應心嚮往之。」（《中大人物所見的大學精神》，《人物百一錄》，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現在來看，劉節強調「假定有一種勢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靜為學，我當然要抵抗」、「設若有一種勢力要阻礙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願以償，我當然要拿出毅力來」，這當然也是要求一種「消極自由」。——因胡風案落難的張中曉曾有這樣的話：「只要真正的探索過，激動過，就會在心靈中保持起來，當惡魔向你襲擊，它就會進行抵抗。」（路莘整理《無夢樓隨筆》，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頁）劉節與張中曉的知識背景迥然不同，但面對橫逆之來，他們的反應不是很相似嗎？
據劉節之子劉顯增說，劉節日記1966年9月26日有「晚寫感想五百字」，可能即指《我之信條三則》，而這正是劉氏被批判並戴高帽的時候（《劉節日記》，下冊第500頁）。如是，這一文本就是他在面對專政與群眾雙重壓迫時的內心獨白。
第三個文本
以上兩種文本，《對科學院的答覆》不必說，《我之信條三則》也早受矚目，而我也談不上有新的看法。我真正想拈出來討論的，其實是第三個文本，吳宓日記里的一處內容。
1951年4月15日，友人勸吳宓焚毀日記和詩稿以避禍，他遂有以下的自我陳述：
(據《吳宓日記續編》扉頁)
……宓雖感其意，而不能遵從。此日記既難割愛焚毀，且仍須續寫。理由有三。（1）日記所載，皆宓內心之感想，皆宓自言自語、自為問答之詞。日記只供宓自讀自閱，從未示人，更無意刊布。而宓所以必作此日記者，以宓為內向之人，處境孤獨，愁苦煩郁至深且重，非書寫出之，以代傾訴，以資宣洩，則我實不能自聊，無以自慰也。（2）宓只有感想而無行動。日記所述皆宓之真實見解及感觸，然卻無任何行事之計劃及作用。日記之性質，無殊歷史與小說而已。夫宓苟有實際作為之意，則當早往美國，至遲1949秋冬間應飛往台灣或香港。
而乃宓拒卻昀（按：張其昀）、穆（按：錢穆）之招，甘願留渝，且不赴京、滬、粵等地，足征宓已死心塌地，甘為人民政府之順民，早同吳梅村之心情，而異顧亭林之志業矣。又似蘇格拉底之願死於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終身出亡、淪落異域者矣。是則宓可稱為頑固落後，而非反動與特務，其事昭昭甚明。……（3）日記中宓之感想，竊仿顧亭林《日知錄》之例，皆論理而不論事，明道而不責人，皆不為今時此地立議陳情，而闡明天下萬世文野升降之機，治亂興衰之故。皆為證明大道，垂示來茲，所謂守先待後，而不圖於數十年或百年內得有採用施行之機會，亦不敢望世中一切能稍隨吾心而變遷。宓乃一極悲觀之人，然宓自有其信仰，如儒教、佛教、希臘哲學人文主義，以及耶教之本旨是。
又宓寶愛西洋及中國古來之學術文物禮俗德教，此不容諱，似亦非罪惡。必以此而置於罪刑，又奚敢辭？宓已深愧非守道殉節之士，依違唯阿，卑鄙已極。若如此而猶不能苟全偷生，則只有順時安命，恬然就戮。以上乃宓真實之意思，亦預擬之供狀。（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續編1949－1953》，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11－112頁）
這一大段文字，似未見有人討論過。就時間來說，此際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已山雨欲來，這是吳宓寫給自己——也是寫給時代——的一個秘密宣言。他自承「甘為人民政府之順民」，只是要做「草間偷活」的吳梅村，而非遺老顧炎武，甚至批評自己「依違唯阿，卑鄙已極」，但他的態度，終究是要堅持最低限度的知識尊嚴。為人處世，可以退讓，可以妥協，然而終有不可自我否定者在，終不能連記錄自我言行都不可為。「若如此而猶不能苟全偷生，則只有順時安命，恬然就戮」，這不也是在要求學術上的「消極自由」嗎？
眾所周知，吳宓是陳寅恪的故友，但他是個很不通世故的人，比之陳寅恪，他實際上更加迂而勇。在陳寅恪、劉節之前，他發出了這個捍衛內心自由的聲明，我以為是可與《對科學院的答覆》、《我之信條三則》這兩個文本鼎足而三的。
總結一下，陳寅恪、吳宓、劉節三人，其關係或友或師，可歸入同一個學術群體。以上三個文本，則體現了他們在學術遭到政治壓迫時的一種抵制心理，一種捍衛內心自由、捍衛為人為學底線的努力。在政治黑雲壓城之際，知識分子無法對於「武器的批判」和意識形態的「俗諦」作公開的積極的反抗，只能憑一張安靜的書桌，維持個人的學術理念和良心自由。一介書生，所求者學問，他們不是殉道者，不是烈士，他們要的只是「消極自由」而非「積極自由」。然而，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時候，在知識分子盡折腰的時候，在全體熱烈鼓掌的時候，能堅持其「消極自由」，又何其難，又何其勇！
陳、吳的反應，大體是針對「思想改造」的壓力，而劉節針對的則是「文化大革命」的壓力。相較之下，此時已經歷了近二十年的風刀霜劍之後，知識分子群體比1950年代初更為噤若寒蟬，因而劉節的反應我以為是更為難能可貴的，可與梁漱溟在1974年批孔運動中「匹夫不可奪志」的態度相提並論。他們代表了知識分子在被踐踏到最低處之時的不屈意志。
當然，三人情況不同，地位不同，對底線的標準也不盡同。相對來說，陳寅恪地位最尊，更有所恃，故他的陳義也最高，堅持的更多是為學的底線，而吳宓、劉節堅持的更多則是為人的底線。但不論如何，他們共同捍衛了學術的尊嚴，捍衛了知識分子的尊嚴——說到底，是捍衛了人的尊嚴。
「消極自由」是我們最後的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