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界突然傳出一個大新聞，柏楊著作《醜陋的中國人》將停止發行。原因是呆灣那邊要將此書摘選編入"國一"教材，結果柏楊遺孀張香華女士表示反對，說柏楊生前相關演講明確表示只針對成年人，涉世未深的"國一"學生並不適宜。不將教育政冶化，我個人倒也是挺贊同，不料此事成了導火線，張女士直接向兩岸正式宣布：依柏楊生前交代（當大陸文明進步），永遠禁止此書發行。
當我看到這則消息的時候，還是頗為震驚，腦中浮現的第一個想法，就是柏楊先呆灣一步回歸了。這種感覺頗為微妙，柏楊被譽為自魯迅之後最偉大的雜文家，恰好魯迅先生的作品也正悄然離開教科書，影響力日漸式微。這中國史上第一和第二雜文大家都接連緘默，後世的雜文作者怕是都不好意思說話了。其實讓死人閉嘴要遠比讓活人閉嘴難得多，因為活著的人有軀體，軀體就是最大的弱點。但死人不同，他留下的是一種不滅的精神信仰。柏楊與魯迅的文學理念相似，旨在喚醒人們對民族文化的自省，這是非常崇高且必要的。他崇高的地方首先在於他的危險性，比如你要是在一百多年前反對裹腳，那麼你很可能要先被裹掉腦袋。因為文化是一種不自知的群體共識，當你指責群體的謬誤和可笑時，必然要觸發眾怒。而且文化體系往往緊密結合利益格局，當你撕開文化膜布，不光彩的東西就掉出來了。所以柏楊還因言獲刑，吃了幾年牢飯。但文化的進步又是必要的，因為事實上文化的停滯，就等於社會的停滯。中國被皇杈文化統冶了兩千多年，結果社會就停滯了兩千多年，"皇帝"一死，舊社會的太監，男尊女卑，裹腳布，等等整個文化系統一併丟進了歷史的垃圾桶，整個社會也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然，從歷史來看，中國在文化方面的進步主要還是依靠與世界先進文化的交流。試想大清國時要有人站出來搞文化自省，說我們為什麼要"皇帝"？那這個人多半是要被滅九族的，你看這思想多危險？所以，那些旨在推動文化自省的人，是這個民族多麼寶貴的思想財富。
去年美國的奧斯卡小金人，就頒給了一部反思美國邊緣群體"無以為家"的電影，其中又深刻批判了漂亮國過渡金融化的弊病。如果按照納粹的邏輯，美國人早該為身為世界第一大國而不可一世了，怎麼允許這種負能量的東西存在？還得了大獎？日本現在幾乎是世界公認的"模範生"，護照免簽國全球第一，高尖新領域直追美國，諾獎幾乎一年一個，去日本旅遊的人都被當地整潔的街道和高素質的民眾所折服。但需知道，日本也是一個擅於文化自省的民族，上世紀70年代他們也出版了一本書，叫《醜陋的日本人》。當時也是引起巨大的轟動，有讚譽的，也有指責其醜化日本人的，但他們整個民族還是在一片反思自省中不斷進步。到了2008年，日本又新出了一本書，叫《新醜陋的日本人》。批評是為了改正錯誤，自省是為了過得更好，這難道會是什麼深奧的道理？
沒錯，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確實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是我們捫心自問一下，現在是自滿的時候嗎？我們已經不需要進步了嗎？難道中國已經沒有醜陋的地方了嗎？我們推倒了舊社會，但在新秩序的搭建中，又積累了多少醜陋的新文化？剛剛前幾天，比亞迪一個36歲的員工因加班猝死，10月份有26天工作時間都在12小時以上。這不是個例，而早已是一種慢性文化病，在全網嘲諷996的背後，有多少人擔心突然一夜之間失去丈夫，有多少孩子突然失去父親，有多少老人突然失去了兒子，多少個家庭不經意之間就失去了頂樑柱。江蘇某實驗小學三名女學生跳樓的事件，又再次震驚了公眾。從什麼時候開始，學生跳樓都成了我們文化的一部分，三天兩頭的上演？廣東的十天三連跳；南大校區的半年四個學生跳樓；還有一度引發轟動的成都四十九中男生墜樓事件。這究竟是教育機制的壓抑，還是監護人都996去了，疏於陪伴？不久前的廣州，一個商場保全持刀捅死奔馳車主，原因疑似奔馳車主的一句"看門狗"。一時間，巨大的貧富鴻溝，讓這場悲劇看起來像是兩個物種的殊死相搏。柏楊先生說的很對：中國人骨子裡最歧視貧窮，窮人就得不到尊重，甚至得不到憐憫。貧窮的人又很難得到良好的教育，缺乏教育就容易愚笨，愚笨以致更窮，如此陷入死循環。而長期的貧窮又滋生戾氣，繼而轉向了對社會的報復。剛剛不久南京一外賣小哥因為一個差評，就持刀連殺兩人。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一個差評引發命案，犯罪成本與代價完全不對稱。但就某些群體來說，恰恰已無犯罪成本，因為對他們而言，很可能早就活夠了。試想一個人到中年的男人，掙扎在社會的最底層，入不敷出的經濟常態，受盡冷眼和惡語，加上極度匱乏的性資源，他們還有什麼理由溫柔地對待這個人間？不單單是男性，武漢一個外賣小妹，因為電瓶車被交警查收，結果脫下工作服就與人間道別，躍入了冰冷的江河中。
一條生命約等於一輛電瓶車的價錢，這世道多麼令人顫慄。這事件恰好緊挨著新聞熱點瑪莎拉蒂酒駕女和"yuwei"，也算不小的諷刺。一個勤勞的好女孩，像個漢子一樣風塵僕僕地送外賣，卻被逼上了跳河自盡的絕路。而那些爬上杈貴床笫搔首弄姿的女人，卻名下坐擁房產無數，開著豪車囂張跋扈。這是多麼匪夷所思的一個世道，假若魯迅和柏楊再世，多半要抑鬱成疾，早早了世了吧。
前陣子我確實是去了趟醫院，猛然間發現醫院的護欄比商場的護欄要高得多，不由靜立了許久，悲憫就像血液一樣不動聲色地流淌。那一刻，我確信自己是一個愛國者。柏楊曾感嘆，我就像一個游擊隊員，只能指出我們文化和社會的病在哪裡，卻沒有能力去救治病人。這大概就是文學的局限性，就如同有人清楚自己得什麼病，該吃什麼藥，卻最終還是無錢醫治。所以，社會的問題需要全民族去思考和解決，而不該等到疾病降臨在你個人的身上，才後知後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