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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的黑暗源頭

—財富再分配、暴力鎮壓和推行無神論的失敗實驗

唐納德‧桑博恩(Donald Sanborn)神父在電視節目《天主教徒的信條》中則說,「法國大革命讓一個國家變成一介暴民,共產主義即藉此(暴力)維持生存。」他還說:「共產主義是整個國家的絕對平等和社會主義化」,通過消滅個人權利、財產、家庭乃至最基本的社會結構,「你生活的每個方面都在國家的控制之下」。「只有當破壞掉神賦予人的一切倫常時,才可能達到這一步。」他說,「你打破這一切,宣稱『國家面前一切平等』,而這國家根本就無視家庭、無視教堂、無視神,而只看管個人,那就是共產主義的基礎。」

法國大革命中的「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奠定了共產主義發展的基礎。其所推動的「自由」思想是建立在一種自上而下的制度基礎上,這種制度企圖通過規範個人的信仰與觀念來實現「社會公益」,反而逐漸摧毀了自由意志。

(接前文

共產主義通過暴力壓制一切異見來維持自身存在。獨裁者們認為他們的理念是烏托邦式的——是人類進步的大結局,所有與之相左的觀點都遭到扼殺。

在巴貝夫(François-Noël 『Gracchus』 Babeuf)成立秘密組織「平等會」想要推翻政府之前,在其思想又孕育出「流亡者同盟」前,巴貝夫是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雅各賓俱樂部的一員。羅伯斯庇爾正是法國大革命最恐怖階段——「恐怖統治」時期的幕後人物。

1789至1799年的法國大革命緊跟著美國獨立戰爭(1775至1783年)的滾滾車輪而來。獨立戰爭屬於美國革命的一部分,這場革命,是基於其中的個體對同一思想理念的認同,以及圍繞一個共同目標團結協力,而法國大革命中的許多俱樂部和社團,在意識形態和目標上卻是南轅北轍。

「他們不只與國王作戰,也反抗一切現存的制度——包括宗教和傳統道德。」

美國革命的領導者們反抗殖民統治、爭取獨立,法國大革命的領袖們,其敵人卻全然不同:他們不只與國王作戰,也反抗一切現存的制度——包括宗教和傳統道德。

他們犯下的錯誤,也將由在世界其它地區興起的共產政權重演。

法國大革命的領導人為了追求他們痴迷的「解放」,把立法的觸角伸向方方面面,每一部新頒布的法律都會把新出現的社團定作「革命」的敵人。同樣,共產政權獨裁者們也以「個人即政治」的名義制定新法令,所有新法令都會釐定一套新的「敵人」。

據法國歷史學家亞伯特‧馬迪厄(Albert Mathiez)在巴黎撰寫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雅各賓主義》(Le Bolchevisme et le Jacobinisme,1920)一書,弗拉基米爾‧列寧在借1917年十月革命奪取俄羅斯政權後不久,就為羅伯斯庇爾豎了一尊雕像。[註:該書英譯本由共產主義網站馬克思主義文庫(MIA)翻譯。]

這很有象徵意味,馬迪厄寫道,因為「列寧像所有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者一樣,受到我們偉大的(法國)革命歷史的滋養、受到榜樣的鼓舞,並在根據國情進行改良同時,將其付諸實踐」。

法國大革命期間實施恐怖統治的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肖像。(公有區域)

他寫道,羅伯斯庇爾的雅各賓主義和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以同樣的方式——恐怖、強行徵用和徵稅來實施的階級專政,且最終目標是一致的——社會轉型,不僅是俄羅斯或法國社會,而是全社會的轉型」。

羅布斯庇爾屬於激進的革命團體「雅各賓俱樂部」,俱樂部成員中包括兩個突出的議會派系——自由派(吉倫特派)和激進派(山嶽派),羅布斯庇爾是山嶽派領袖。

溫和的吉倫特派與極端的山嶽派之間的分歧,導致了法國大革命為後人周知的多次動亂。羅伯斯庇爾1793年7月上台時,公共安全委員會剛剛通過三日暴動(5月31日—6月2日)驅逐了吉倫特派,結束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議會民主;「雅各賓專政恐怖統治」從9月間開始實施。

「雅各賓派的許多代表已經得出結論,挽救革命需要無情的措施。」威廉‧科馬克(William S. Cormack)在其《法國大革命與海軍政治衝突 1789—1794》(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French Navy 1789-1794)一書中寫道,羅伯斯庇爾認為,「我們(法國)需要的是一個單一意志。」

這種國家恐怖主義可以用其主要參與者安東萬‧路易‧德‧聖鞠斯特(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在國民公會演講時的一段發言來概括:

「只要最後一個自由之敵人還在呼吸,你就沒有成功的希望。你不僅要懲罰叛徒,也要懲罰中立的人;……既然法國人民已經宣布了他們的意願,那麼每個反對者都『自外』於最高權力機構;在最高權力機構之外的人,全部都是敵人。」

「恐怖統治」時期大規模使用暴力始於1793年9月初,當時激進的巴黎市民武裝入侵國民公會,要求公會接受其集體主義(計劃經濟)方案。與山嶽派結盟的法國低層平民「無套褲漢」(Sans-culottes,又譯無褲黨)將食物供給不足歸罪於農民,認為農民在為自己囤積食物,繼而要求雅各賓黨人對其施行恐怖政策,用刺刀將食品頂出倉庫。

這場運動就像一面鏡子,映射了列寧、毛澤東等多位共產政權魁首日後所發起的運動,這些運動從農民手裡攫取種子、莊稼乃至農具,引發更為嚴重的饑荒。

1793年9月17日,公安委員會發布「嫌疑犯法令」,任何有反對政權嫌疑的人都可能被定罪,違法行為包括行為可疑、有不當的社會聯繫,以及發表不當的言辭和著作。違反這項新法令的人都被送上了斷頭台。

羅伯斯庇爾這樣解釋這一理念:「災厄會降臨在那些在此譴責我們的人身上。」

共產政權的獨裁統治也有類似的政策,反對各種各樣暴力革命的人,也都被定性為「反革命分子」,同樣遭到譴責或殺害。這可說是毛澤東發起的文革的基本政策。

依照「嫌疑犯法令」最先被斬首者中,有22個吉倫特人;他們在此前一周受到「革命法庭」的審判,裁決是早已定好的。吉倫特派在法國大革命中的影響力就此結束,山嶽派從此掌權。

法國大革命激進分子之一安東萬‧路易‧德‧聖鞠斯特(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1767—1794)肖像,1793年繪製。(公有領域)

「在人民和敵人之間,除去寶劍外,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在「清洗」法國萊昂市之前,聖鞠斯特如是說。

「法國大革命領導人宣揚「集體利益」,以證明廣泛使用暴力的正當性。」列寧後來在「黨派」的觀念下推出類似的概念:民眾中有支持革命的,也有未支持革命的人,後者被定為消滅對象。在今天的政治衝突中仍然可以看到這種思想,即社會民眾只分兩派,沒有中間派。

如拉爾夫‧漢考克(Lalph C. Hancock)和加里‧蘭伯特(L. Gary Lambert)在《法國大革命的遺產》(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書中指出的,「革命者要向公眾施行暴力,會不斷請『人民』政府賦予其正當性。」

這些革命獨裁者所說的「人民」(the People)不是指國民,而是他們想締造的共產體制中人。對革命所創造出的這些人而言,滔天大罪沒什麼了不起,殘暴惡行也沒什麼可怕的。

「法國大革命領導人宣揚「集體利益」,以證明廣泛使用暴力的正當性。」

法國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則為口號,而用威廉‧詹金斯(William Jenkins)修士在80年代美國電視節目《天主教徒的信條》(What Catholics Believe)中的話來說,他們提出的「完全自由」的理念,說是「無政府狀態」最為合適。

詹金斯說,在恐怖統治期間,羅伯斯庇爾及其革命同黨基於極端主義的邏輯,屠殺了許多法國農民;「這裡的人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暴力),這裡的人們也從來沒有犯過罪,他們卻必須死,好讓法國變成社會主義社會。」

在這場新運動中,山嶽派內部一個更極端的小團體——科德利埃俱樂部(Cordeliers Club)扮演了關鍵角色。

該俱樂部創建了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在1789—1795年法國革命期間成為巴黎執政府。巴黎公社發動了一系列旨在消滅基督教的暴力行動,僅在1792年的「九月屠殺」中就有1,200多名教士和其他囚犯一起遭到殺戮,可被視作最早執行現代國家恐怖主義的機構之一。

科德利埃俱樂部的創始人包括喬治‧丹東(Georges Danton)——攻占巴士底獄的關鍵人物,還有卡米爾‧B‧德穆蘭(Camille B.Desmoulins)——羅伯斯庇爾的兒時好友、法國革命的另一個重要人物。

這個極端派別中,還有一個極端激進的成員——雅克‧R‧埃貝爾(Jacques R. Hébert),他創立埃貝爾派,頒布了無神論國教——理性崇拜(Culte de la Raison),以此壓制基督教。

這幅1793年的速寫刻畫了法國大革命時期「理性崇拜」名目下的「理性女神」(Goddess of Reason)。(公有區域)

「理性崇拜」是由安托萬—弗朗索瓦‧莫莫羅(Antoine-François Momoro)提出的,但推行「理性崇拜」則從埃貝爾和皮埃爾‧加斯帕德‧肖梅特(Pierre Gaspard Chaumette)開始。這個新體系否定一切神祇,在其「明確的人之宗教」中,創造出一個新的「理性女神」,從而成為史上第一個無神論國教。

詹金斯說:「羅伯斯庇爾帶領人們進入巴黎聖母院敬奉『理性之神』,然後在這場流血運動中,以自由、平等、博愛的名義將成千上萬無辜生命消滅掉,真是莫大的諷刺。」據估計,法國革命期間有30萬至40萬人死於饑荒、戰亂、處決等等。

「理性崇拜」帶來了「去基督教運動」,其目標是在法國教會和民眾當中消滅基督教和天主教。

1793年11月,「理性崇拜」推出了「理性節」:教士們當眾遭到侮辱,穿上教職服裝的男子在祭壇上撒尿,然後搗毀教堂;墓地中的十字架被移除;農場裡的牲畜穿著教士的服裝,被放入教堂。

這與後來實施共產獨裁的列寧、毛澤東等人以武力貫徹國家無神論,帶來宗教和傳統信仰的空前浩劫,何其相似。

「理性崇拜」標誌性的行動是放縱的假面舞會、猥褻行為,以及對肆意的破壞。其墮落至極,連羅伯斯庇爾後來也反對了。

羅伯斯庇爾作出的回應是立法認可信仰自由,並頒布他自己的一套信仰——「至上崇拜」(Culte de l』Être suprême),崇拜定義不清的自然神,並於1794年6月推出了「至上節」。

皮埃爾-安托萬‧迪馬西(Pierre-Antoine Demachy)的一幅繪畫描繪了1794年至上節的場面。(公有領域)

而對羅伯斯庇爾來說,這不是開始,卻是結束:他在次月(1794年7月28日)被斬首,「恐怖統治」就此終結束。在拿破崙‧波拿巴於1804年恢復社會秩序之前,法國還要走過十年的艱難歲月。

唐納德‧桑博恩(Donald Sanborn)神父在電視節目《天主教徒的信條》中則說,「法國大革命讓一個國家變成一介暴民,共產主義即藉此(暴力)維持生存。」

他還說:「共產主義是整個國家的絕對平等和社會主義化」,通過消滅個人權利、財產、家庭乃至最基本的社會結構,「你生活的每個方面都在國家的控制之下」。

「只有當破壞掉神賦予人的一切倫常時,才可能達到這一步。」他說,「你打破這一切,宣稱『國家面前一切平等』,而這國家根本就無視家庭、無視教堂、無視神,而只看管個人,那就是共產主義的基礎。」

他也提到教皇庇護十一世(Pope Pius XI)1931年5月15日演講中的一句話:「沒有人能同時成為虔誠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待續)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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