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殺派的艱難抵抗
面對虛構派的全面進攻，屠殺派仍在頑強抗爭。與八十年代屠殺派給人的「眾志成城」的印象不同，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除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出版了《南京大屠殺的13個謊言》，屠殺派基本上是單槍匹馬在不同方向上各自為戰。這一時期在實證研究上成績最為突出的是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調查會成員中石田勇治編譯的《德國外交官所看到的南京事件》是德文官方文獻資料的第一次結集。小野賢二編輯的《記錄南京大屠殺的皇軍士兵們》的最大意義在於證明了戰時報導的「兩角部隊」[20]在幕府山俘虜的一萬四千名中國官兵大部分遭到了槍殺。「調查會」之外，松岡環編輯的《南京戰·尋找被封閉的記憶》採訪第十六師團為主的老兵達一百零二名，為迄今搶救當事者記憶的人數之最。這一時期在笠原十九司著述以外的寥寥屠殺派著作中，我覺得有一本書應該一提，即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津田此書的中譯本在兩岸三地都已出版，不算僻書，之所以說「應該一提」，是因為此書在日本連屠殺派也「視而不見」。被無視的原因當是由於此書以南京大屠殺「實有」為「不言而喻」的前提而諸派所爭本在史實，但我覺得之所以被無視多少也和此書尖銳批判的對象是日本民眾的責任有關。日本各派「黨同伐異」由來已久，八十年代屠殺派占據上風和九十年代虛構派甚囂塵上可以說都是拜同派之間聲應氣求「一致對外」之賜，屠殺派在這一時期的影響力下降不能說沒有整個風氣右轉的大環境原因，但和屠殺派「各自為政」過於孤高也不能說全然無關。[21]
日本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歷史是一部不斷爭論的歷史，可以說諸派論爭是推動研究的最主要原動力。目前虛構派雖然氣盛一時，但沒有也不可能籠罩一切[22]。由於南京大屠殺的主要史料已接近窮盡，所以各派影響力雖會有消長起伏，在看得到的將來，不可能由哪一派定於一尊取得壓倒性勝利則當無可疑。
（二）西方南京大屠殺研究簡況
歐美學者近年的介入
歐美學者研究南京大屠殺起步較晚，但也有自己的特色。1997年亞洲研究年會大會上楊大慶（喬治·華盛頓大學）組織的南京小組會是西方學界第一次討論南京大屠殺，此次討論後結集的《歷史學中的南京大屠殺》[23]主要從歷史和記憶、政治和道德以及方法論等方面著力，與中日已有著述的關注點和角度都有相當的不同，在眾多南京大屠殺研究著作中可謂別開生面。近年有三位日裔學者的著作較值得的注意，一是2001年出版的山本昌宏（懷俄明大學）《南京——一個暴行的剖析》、二是2006年吉田俊（西密西根大學）《「南京大屠殺」是如何構建的——日中美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和記憶》、三是2007年若林正（約克大學）《南京暴行——讓圖像複雜化》，這些著作試圖通過精細化的實證手段，重新檢驗現存文獻，以重建南京大屠殺的史實。這一企圖是否如預期可以見仁見智，但確實使以往中國研究存在的問題更加凸顯。
暢銷書《南京暴行》的兩極反響
在西方第一次討論南京大屠殺的同年稍後，張純如的《南京暴行》在美國出版。《南京暴行》不僅是西方第一部全面反映「南京暴行」的著作，出版不久便高居暢銷書排行榜，也是迄今包括中日兩國相關著作中銷量最大的一本書。同時，《南京暴行》歧見之大也迄無前例。國內「好評如潮」和日本虛構派極盡挑剔之能事事在意料之中，讓人始料未及的是《歷史學中的南京大屠殺》（同名論集《歷史學中的南京大屠殺》中的一篇）作者Joshua.A.Fogel的嚴厲批評，尤其出人意外的是日本屠殺派的濃重挫傷感。從事後日本《諸君！》的問卷看，屠殺派的主要成員中藤原彰、笠原十九司、高崎隆治雖然給予了有限肯定，但都認為史實上「錯誤很多」，而江口圭一、井上久士、姬田光義、吉田裕則做了負面評價。[24]因屠殺派主流和作者為是否附加刊誤意見不一，致使日譯本遲遲未能出版。所以相當一段時間此書在日本是但聞批判，不見原書。日文版終於出版已是英文版首發的十年以後。配合日文版出版，譯者巫召鴻的《讀〈南京暴行〉》同時出版。巫召鴻和出生在美國以英語為母語的張純如一樣，是出生在日本以日語為母語的華裔。不是翻譯也不是研究者的他之所以攬下譯事，和他「與生俱來」處於「祖國」和寄居國「周邊」和「外部」（《讀〈南京暴行〉》「解說」者大坂教育大學教授山田正行語）的特殊感受有關。從巫召鴻自述的心路歷程看，他對日本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突出受害掩蓋加害的「戰爭記憶」有強烈抗拒，不能容忍南京暴行這樣「殘酷」「無道」的歷史被「遺忘」。他認為《南京暴行》的疏誤瑕不掩瑜，不能和它的重大意義相提並論。巫召鴻在講到翻譯經緯時有這樣一段說明，他說：「語言表現的信息，不單是傳遞事實，它還包括人的熱情、情感、希望、正義感」；翻譯此書的「基本要求」是「認同作者通過本書傳達的訴求」和「認同作者的人格」，「如果不具備這一點，我認為完成此書的翻譯是不可能的」。[25]這種重「大義」輕「小節」和以實證為主要特色的日本屠殺派確實有很大不同。[26]我在介紹張著的同時之所以附帶提及在日本並未產生影響的日譯本譯者的看法，有一個特別考慮。多年前我寫過一篇短文《〈南京暴行〉引來的異議和給人的省思》[27]，文章主要是介紹日美學者對《南京暴行》的批評，其中當然也有如何對待情感和史實的我的看法，但只是就事論事，完全沒有料想到它會成為批評《南京暴行》作者和國內某些學者的人每加援引的根據。藉此我想慎重表示：正如我對屠殺派學者對《南京暴行》批評的肯定並不等於我會否定巫召鴻、山田正行對《南京暴行》的高度稱讚一樣，對拙文不宜「舉一反三」，過度解讀，在張純如去世後尤當如此。
二、南京大屠殺研究的幾個問題
（一）尚未走入「歷史」帶來的困惑
日本有所謂「同時代史」的說法，以區別於與今天無關的「歷史」。南京大屠殺距今雖已七十餘年，但至今仍沒有走出和我們情感相連的「同時代史」。由種族、宗教、「階級」以及權和利等的相爭造成的暴行和因此給受害一方留下深刻的印記，在人類史上並不少見。其中尤以「異族」傷害帶來的記憶最為經久不滅。「徽欽北狩」後朱熹有二句很有代表性的話，一句是「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28]另一句叫「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29]這種「萬世必報」「不共戴天」的立場不僅在朱熹時代的「臣子」中相當普遍，「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記憶時隱時現一直持續到清亡也是不遠不近的一例。我在此提及傳統時代的事例並不是要和南京大屠殺畫上等號，在「公理」「公法」主導的今天，將「一小撮軍國主義者」和「廣大日本人民」分開已是一個大度而不失原則的方便立場，「紀念」南京大屠殺的正面說法也無例外的總是珍惜和平而非記取仇恨；問題是南京大屠殺——其它暴行也一樣，雖然可以引出珍惜和平等等的理性意識，但慘痛回想更直接或者說更容易勾起的還是「痛憤怨疾」，這從網絡相關話題中仇恨「小日本」「永遠」（不是預測未來，而是用「每每」不足以表現強烈程度）占壓倒多數可以見一斑。[30]如果說南京大屠殺研究確實有學術以外的束縛，這種影響著朝野承受力、比狹義的政治正確更難超越的「情感」（常常和「民族大義」混為一談），是一個最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