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頭上有一份舊檔案資料，是1969年6月江蘇省江寧縣銅井公社洪幕大隊革命委員會響應「侯王建議」對洪幕小學的5名教師工資實行「民辦公助」的總結稿。今天讀它，耐人尋味，它可以從一個小小的點上重新回憶一下「文革」。
何謂「侯王建議」
如果說「文革」前期「侯王建議」是教育界的一件大事似乎並不太確切，但從建議中提出來的將「所有農村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這個直接結果來看，算得上是大事一樁。為什麼這樣說？因為此後全國幾乎所有農村小學都下放到大隊來辦了。
對「侯王建議」，百度上有如下敘述：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山東省嘉祥縣馬集公社馬集小學教師侯振民（公社教育組長）、王慶余（公社教育組成員）的一封信，該信「建議所有（農村）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國家不再投資或少投資小學教育經費，教師國家不再發工資，改為大隊記工分」，「教師都回本大隊工作」。侯振民、王慶余認為，這樣做有五點好處：（1）「從根本上改變了那種縣文教局領導中心校，中心校領導高完小，高完小領導各小學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使小學直接在大隊黨支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2）「有利於對知識分子的再教育」。（3）真正落實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軍——貧下中農管理學校」。（4）「教師都回本大隊工作，一些被清出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就可回本大隊監督勞動改造。地富子女回本大隊教學，也便於受到群眾的監督」。（5）「可以減輕國家負擔」。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侯王建議說的那五點「好處」，每一點都是特定歷史下的胡亂臆說，且話語霸道。憑什麼說「縣文教局領導中心校，中心校領導高完小，高完小領導各小學」就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又憑什麼說學校非得在大隊黨支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是唯一可選的，難道縣文教局就不是共產黨的治下？可以相信貧下中農可以管理好田地里的莊稼，憑什麼說讓他們管理學校就一定比知識分子管理學校好？讓擔任教師的地富子女回本大隊教學，「便於受到群眾的監督」，說得多輕鬆，其實是讓他們背上的那個十字架更沉重，是極端的粗暴不人道！侯王建議公布後，尤其是「教師國家不再發工資，改為大隊記工分」這一條在全國得到怎樣的響應，效果如何，我們可以從洪幕大隊這份檔案材料中略知一二。
洪幕小學的「響應」
洪幕小學共有5名教師，其中3名公辦教師，民辦教師2名。3名公辦教師中，徐老師愛人孩子在南京城，月工資44.5元；另2名呂老師和張老師是夫妻倆，原籍是鄰近的江寧公社人，帶2個孩子一家4口人住學校，工資分別是39元和27元。2名民辦教師是萬老師和孫老師，都是本大隊人，他們雖同為民辦教師，但計酬方式也不同。萬老師是「文革」前的民辦教師（當時稱「老民辦教師」，數量很少，以區別於「文革」中大量增加的「新民辦教師」），拿月工資，其月工資由國家財政補貼幾元，餘下由學校收繳學費和大隊核算補足到每月22元。而孫老師則完全由大隊計工分，年終按工分所得獲取報酬。
根據檔案材料顯示，洪幕小學響應「侯王建議」是將3名公辦教師的工資也改為計工分，名稱叫「民辦公助」。具體做法：教師同生產隊社員一樣按「大寨式記工法」（跟大寨人學的，社員每天的工分「自報互評」確定）計算工分，工分標準分為三等，一等工相當於強勞力，全年擬380～400個工；二等工高於中等勞力，全年擬350～370個工；三等工不低於中等勞力，全年擬300～330個工。每個人的具體等級，需經貧下中農、革命幹部、教師三結合的評議小組評議，最後由大隊革命委員會審定。根據檔案材料，審定結果如下：
呂老師定為一等工，全年380個工；徐老師和孫老師定為二等工，全年360個工；張老師和萬老師定三等工，全年310個工。每個工以1元計算，這部分叫「民辦」部分。具體算到每個教師帳上，對照原來的工資標準，如出現缺額（達不到原來工資收入數）國家給予「公助」。公助的標準也分為三等，一等的每月公助14.5元，二等的每月公助7.5元，三等的每月公助2元。可將以上情況列表顯示如下：
三點解讀
從上表可以看出，這項「改革」（故稱為改革）對5位具體教師而言，除了徐姓教師外，另外4人都在「改革」中獲得了利益。其實，熟悉這所學校人員構成情況的人對「改革」真實狀況還有表格之外的幾點解讀。
第一，五名教師年收入數據發生較大變化。呂老師是學校負責人（文革中取消了校長職務改稱負責人），他在「改革」中獲益最多，年增收入86元，增幅18%；張教師雖持平，但她與呂教師是夫妻一家，讓她的收入不增不減算是一種策略；萬老師年增收入60元，由於她工作很出色，原來工資低，故增幅為22%，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孫老師原來是一位記工分的民辦教師，其貧農家庭出身在知識分子「接受再教育」的年代具備一種出身優越感，他是理所當然的「革命」依靠對象，所以年收入達到443元；最吃虧的是徐教師，他的年收入由原來的534元降到443元，降幅達17%。
第二，將徐老師與孫老師作對比解讀，也許更能揭示特殊年代其分別具備的樣本意義。徐老師屬文革前的師範院校大學專科生，1962年從大城市南京下放到山村學校任教，儘管胸中的怨氣一般不能或不敢流露，但平時這樣的埋怨情緒難免會讓人覺察出一些來。這樣的人必然會被當作必須要接受「思想改造」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典型。孫老師雖只是初中學歷但他出身貧農家庭顯示其根正苗紅，他的存在具有與徐老師顯然不同的政治意義。這兩人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符號，前者是知識分子需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個體樣本，後者則是貧下中農管理改造學校的天然代表，前後兩者正分別表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需要改造和這種改造需要依靠貧下中農子女這個進步力量。並得出以上的結果，即前者和後者的工資分別大幅下降和上升。
針對徐老師的情況，這份總結材料中有這麼一段話：「對照『三看兩照顧』（看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看突出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看有沒有革命幹勁；照顧到家庭生活狀況和原工資水平），表現好的還可以上升，對還不夠的（即達不到原來工資收入數——編者注）個別教師，必須由大隊管委會做細緻的思想教育工作，如仍無好的表現，對工分可重新評議，做出合理的決定。」這裡的「個別教師」顯然是指徐教師而言。今天我們對其中「如仍無好的表現，對工分可重新評議，做出合理的決定」的理解，根據句意看，有兩種解釋，一是通過思想工作，徐教師「表現」轉變好了，重新評議後增加工分；一是思想工作沒起到作用，徐教師又不肯接受議定的結果，那就要進行「重新評議」再確定。怎樣「重新評議」，材料中沒有說明，至於什麼叫「合理的決定」，在當時的情況下，合理與否，話語權只能是大隊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委員會說了算。
第三，選擇洪幕小學作「改革」試點也是經過反覆考量的。當時的洪幕大隊是省縣「農業學大寨」的一面旗幟，又地處一個國營鐵礦旁，生產大隊的集體副業收入很高，所以農民的工分值相對很高。至於能否達到每個工一塊錢，筆者有所懷疑，因為當時本地大多數農村生產隊每個工值普遍在3毛錢左右。慎重起見，筆者曾詢問教師中的知情者及當地農民，他們告訴我，這個工值肯定不是當時農民的實際收入，可能是根據全大隊整體集體收入情況專門為那次「改革」設定的。他們還進一步告訴我，把每個工值設定為一塊錢，一是當時洪幕大隊有這樣的經濟條件，即地處國營礦區有豐富的副業收入，得地利之便。更重要的是，那次「改革」是把公辦教師的國發工資按月或者按年撥發給大隊，再由大隊按計工分的形式轉發給5位老師。說得再直接一些，是在5位老師中進行一次「拉高補低」式的重新分配。所以，一個當年的知情者直接告訴筆者，那個「改革」是瞎胡鬧，目的是為了整那個徐老師。
總之，大隊在集體經濟中多付出的只是「拉高補低」後補償的那部分錢，具體到5名教師，呂、萬倆老師共年增資146元，徐老師年減資91元，兩者相抵，大隊集體經濟只額外負擔55元（不含孫老師的增資）。由此可知，這樣的「改革」凸顯了一種政治意義，但對具體教師群體而言，則含有「剜肉補瘡」的痛楚。
另外，除了工資制改為工分制，還有口糧標準和柴草分配的問題。根據這份檔案文字，教師本人的口糧標準按單身漢社員的標準配給，家庭成員按社員平均口糧數配給；柴草是按照下放「知青」的辦法處理。具體數字，檔案文字中沒有詳說。對教師的各種福利，如病事假、公費醫療、年老退休、搭夥費、旅車費、補助費等問題，都有一些籠統的說明。檔案資料最後有這樣一句話：「這部分的款項由國家負擔解決。」實際上福利這一塊仍然保持原有的待遇不變。
再識「文革」話語
檔案材料的最後一節標題是：「民辦公助」好，毛澤東思想指航道。這又是一段典型的「文革語」，不妨抄錄如下：
通過這段時間的「民辦公助」實踐，告訴我們，要搞好教育革命中的「民辦公助」，首先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一個「權」字教育，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抓思想領域中的鬥爭，及時地解決幾種人的活思想，逐步地提高思想認識，端正搞好「民辦公助」的態度；二是抓綱，狠抓革命大批判，批深批透劉賊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三發動，我們遵循毛主席教導，舉辦了多次三種人的學習班和老貧農座談會，有事就和貧下中農協商，什麼問題就能得到解決；四落實，落實毛主席有關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落實黨的「九大」精神；五體現，通過「民辦公助」要體現出能夠促使教師的思想革命化，在縮小貧下中農和教師之間、公辦與民辦之間差別的基礎上，還要體現出國家、貧下中農、教師三滿意。
「文革」中，「典型引路」是革命工作習慣套路，凡典型必是「正確」的，一定要「堅決支持擁護」。寫這篇小文前，我曾向幾名知情的老教師詢問當年詳情（當年那5名教師中呂、張、孫已去世，另2人早調離無法聯繫），他們都說這項「改革」是「換湯不換藥」的亂折騰，徐教師少算的那些工資額後來都補發了。另外，當時銅井公社其它學校也曾仿效洪幕小學做法，終因遇到種種矛盾而不了了之。最主要原因是「改革」缺乏合理性。當時全公社的公辦教師對那次「民辦公助」的做法在內心都有牴觸情緒，背後的抱怨、議論、擔心普遍存在，尤其抱怨領導趕時髦樹典型，但所有人表面上都「堅決擁護」。事後看，很荒唐。「文革」混亂時期，全國上下都在追求「革命」的徹底性，只要冠以「革命」名義，事情做錯了，經過領導解釋仍可以保持「正確」，在此背景下，出現把荒唐當作改革的事也就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