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過得真快呀，我的一位老朋友、八一電影製片廠著名編劇李平分患癌過世十幾年了；
而他的很多事跡卻沒有被記錄下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所謂亡羊補牢，我來補牢吧。
文化革命就像多稜鏡，我必須把方方面面的真實情況都寫出來，供後人參考。
文革年間，李平分是北京幹部子弟圈的著名人物；可以這樣說，李平分不認識人很多，
而不認識李平分的人很少。
李平分白白胖胖，五官馬馬虎虎；他熱情坦誠，沒有害人的歪心眼兒；有些神經質，典型藝術家的氣質。
李平分的父親是國務院冶金部副部長，7級高幹；李平分父親斯文儒雅，像個學者。李平分家住百萬莊申區；文革期間，北京有兩個副部級高幹群聚的地方：一是百萬莊申區，一是北京飯店後面的宏霞公寓。
一般來說，8級以上的高幹家庭，門檻也比較高。可是李平分家卻像阿慶嫂的春來茶館，笑迎八方賓客。
那時候，李家門前的自行車之多，永遠就像存車處似的。
1967年夏，小才子李平分寫了一部老紅衛兵題材的獨幕話劇《歷史的一頁》，拼湊哥們姐們排演了；該劇把紅衛兵運動放在世界革命的大背景，風格類似政治行動劇。
1967年晚秋，北京幹部子弟組成了老紅衛兵合唱團，打著紀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堂皇旗號，演唱列寧史達林時代的革命歌曲，比如喀秋莎、共青團員之歌等等，當然，也少不了紅衛兵戰歌。
當時，江青搞的八個革命樣板戲一統天下，北京老紅衛兵用這種方法發泄不滿。
李平分和另一位著名人物沈自由是老紅衛兵合唱團的主要組織者。沈自由的父親是解放軍藝術學院副院長（大校軍銜）。
近水樓台先得月，沈自由從解放軍藝術學院拿了（或者說是偷了）許多樂器，成立了一個管樂隊。沈自由自任指揮。
我去護國寺影劇院觀看他們的演出；所有參予者都非常投入，少男少女懷著神聖的情感走上舞台，劇場有很好的擴音設備。
演出過程充滿了激情，演員們有時在台上邊演邊流淚，台下的觀眾們則狂熱地鼓掌叫好。
竊以為，文革初期，北京老紅衛兵反抗中央文革及江青，分為幾個階段：從剛性反抗到柔性反抗，直到放棄反抗。
1966年底，北京老紅衛兵與中央文革及江青的矛盾尖銳化了；一批膽大包天的老紅衛兵，
公然騎著自行車穿過天安門廣場，狂吼打倒藍苹；根本無所顧忌。
公安部長謝富治遵照中央文革旨意，鐵腕掃蕩了一批對中央文革不滿的紅衛兵，關在公安部。
這就導致了聯動六次衝擊公安部。
他們不知天高地厚，竟然衝進公安部，拯救同夥；他們還闖進公安部食堂，把給值夜班人員預備的火燒夾豬頭肉搶光了；那個時候，哪個男孩子說我吃過公安部食堂的火燒夾豬頭肉，人人都要高看他一眼。
而後，在謝富治的指揮下，一舉抓了幾百個高幹子弟，包括中央大員董必武陳毅的孩子，這些不可一世的天之驕子，嘗到了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厲害。於是，謝富治與紅二代結下了死仇；幾十年後，各種報復落相繼到謝富治的遺孀劉湘萍的頭上。
此後，在中央文革的默許下，北京各校老紅衛兵組織被抄、被砸、被封；許多幹部子弟被打得頭破血流，被人任意關押、凌辱；就這樣，文化革命翻過來覆過去，某些紅八月的加害者變成了被害者，而—些紅八月的被害者，瘋狂地加倍報復，又變成加害者。
進入1968年，北京老紅衛兵已開始脫離文革的政治鬥爭，成為逍遙派、「頹廢派；吃喝玩樂，醉生夢死。
在大街上拍婆子成為新的時尚。
轉眼到了1970年初冬，北京幹部子弟圈出了一個轟動一時的大新聞：兩個老紅衛兵領袖李平分和沈自由反目成仇——
因為一個風流女人劉文英爭風吃醋，各自糾集朋黨，準備決一死戰。
劉文英原本是沈自由的婆子，卻被李平分勾搭到手；李平分如此誘導劉文英：文英，你要熱愛生活，要熱愛藝術；來，搭一桿吧（按照1968年北京江湖的黑話，搭杆是性愛的粗鄙說法）。
——在1968年北京江湖，我親見幾位工人子女劉文英、江克敏、宋錫梅，一心一意要往上爬，企圖以聯姻方式成為幹部子弟圈的一員，而終歸失敗了。
劉文英（女八中老初三）、江克敏（北京農業大學附中老高一）都是8級工人的子女；劉文英靠的是長得比較漂亮（用1968年北京江湖的黑話來說，這叫盤兒亮），而江克敏靠的是敢於動刀子（用1968年北京江湖的黑話來說，這叫手黑）；
在毛澤東時代，工人地位比較高，像這種8級工人在任何工廠都是特殊人物，就連廠長書記也得敬8級工人三分。
可是北京幹部子弟圈並不把8級工人的子女當一回事。大家敬重的是8級以上的高幹子弟，而不是8級工人子弟。
還有一位宋錫梅，是解放軍藝術學院舞蹈系學員，出生於哈爾濱一個電車工人家庭。人們公認她比王曉棠還美麗。
宋錫梅的標準照片，被北京市各階層的男人們秘密翻印著，當成寶貝一樣收藏起來。宋錫梅是無數單身及已婚男人的夢中情人。
宋錫梅千方百計想攀高門嫁入高幹家庭，卻始終未能如願。
總之，在北京這樣一個等級森嚴的地方，工人子女（哪怕是8級工人子女！）是很難完成階層跨越的。
當時，大家都很苦悶空虛，唯恐天下不亂；聽說李平分和沈自由要為花事打群架，我們都高興得很，兩邊拱火，挑撥離間，盼只盼能打死個把人才好看呢。
到了約架的那一天，什剎海冰場的冰面上，密密麻麻地站了一排又一排殺氣騰騰的小伙子，
大都是從插隊地方返回北京的知識青年，絕望和興奮的情緒瀰漫整個冰場。
我們這些看客上躥下跳，煽風傳話；可惜的是，李平分根本就沒有現身，而是派其弟小胖到了現場。
沈自由手下的有個打手，是解放軍藝術學院舞蹈系的學員，據說會兩下子武功。這傢伙一把揪住小胖，說：哥們兒，咱倆單練吧。
小胖立馬就慫了，連聲說：我篩糠了，我篩糠了。
結果雙方根本就沒有動手。我們全都白高興一場。
也難怪，李平分和沈自由都是花花公子，熱衷聲色犬馬，打群架根本不在行。
——竊以為，1970年，李平分和沈自由為劉文英約架頗具象徵意義：北京老紅衛兵作為政治勢力已不復存在，只能為了爭風吃醋這樣的非政治性理由進行組織動員；而老紅衛兵領袖只不過是嘴把式，並非實幹家，其先天性的弱點暴露無遺。
最近，胡錫進們吵吵嚷嚷要武統台灣；我就聯想到1970年李平分和沈自由吵吵嚷嚷要武統對方，覺得很可笑。
沈自由不戰而勝，高調地把劉文英帶回家中同居了六、七年。
劉文英多次說過，畢汝諧這個小伙子長得挺精神；這就引起了沈自由的高度警覺，像防賊一樣防著我；我笑著對他說：不必如此；我對八級工人的女兒沒有興趣。我感興趣的是八級高幹的女兒。你就放一百個心吧。
文革後，沈自由認為他和劉文英這事系文化革命的產物，理應撥亂反正。他決定迎娶已故賀炳炎上將的女兒。
於是，沈自由的父母與劉文英談判議定：今後，二老認劉文英為養女，沈家給她保留一個床位。
李平分後來因故蹲了5年大獄；北京附近的這些專政機構——
分局拘留所、炮局監獄、天堂河勞改農場、團河勞改農場等，他一個也沒漏下。
像李平分這樣的名副其實的高幹子弟，進去以後，通常是要被平民子弟毆打折磨的；李平分畢竟是李平分，人很聰明，竟然靠給那些獄友講離奇故事以躲避災禍。
李平分敏銳地發現，這些來自底層社會的流氓小偷，內心深處有兩大渴望：一是性的渴望，二是翻身當上等人的渴望。
於是，他就不間斷地給獄友們講故事，都是他絞盡腦汁即興編出來的故事，大同小異。
李平分個性放蕩不羈，富於感情，動不動就會激動得身體發抖；他繪聲繪色地編造底層青年發跡的傳奇：一個苦出身的土鱉蟲，坑蒙拐騙偷，穿上呢制服、新皮鞋，最後娶了高幹家的女兒，成為大官的乘龍快婿。
這種千篇一律的故事，極大地滿足了那些底層青年的欲望和渴盼；李平分就此和獄友們打成一片，在裡面沒有受太多的罪。
據李平分說，勞改期間最大的樂趣，就是在地里捉了蟬，烤熟後去勞改農場販賣部買二兩燒酒，美餐一頓。
文革後，李平分如願成為專業電影編劇。他們家從百萬莊申區搬到原是國家計委副主任袁寶華住所的一個大宅子，氣派！
1984年央視春晚，李平分的妻子在現場與台灣歸來的藝人黃阿原插科打諢；
我由是想起1970年李平分與沈自由爭奪劉文英的往事，心中很有些感慨。
上世紀八十年代，賀敬之夫人柯岩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尋找回來的世界，講的是青少年刑事犯怎麼改造成好人的故事。
在座談會上，李平分拍案而起，道：這些都是假的。那些人都是人渣，根本不可能改造。
柯岩爭辯說：我親自去採訪他們，不會搞錯的。
李平分冷笑道：你去採訪，旁邊有管教幹部嚴密監視著；如果管教幹部離開了，你知道會發生什麼情況嗎？
你是一個女同志，我不好意思說下去了！
柯岩的臉色煞紅煞白，無一言。
像一般中國文人一樣，李平分也有很大的官癮；為了當上八一電影製片廠文學部主任，他想盡辦法，搞了很多不光彩的小動作，終於如願以償。
當年的老哥們譏笑李平分眼皮淺，為一頂烏紗帽得罪了平素要好的同事朋友；而李平分不管不顧，好官我自為之；八一電影製片廠文學部主任，堂堂正師級！
實事求是地說，李平分長於口才而拙於筆才，文學功底不行；因此，他沒有獨立創作文學作品的能力，幾十年編寫了十幾部電影，全都是多位編劇里夾在中間的一個編劇；竊以為，李平分更適合當導演而非編劇，
因為他善於現場激發演員的情緒。
共產黨員李平分——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一電影製片廠一級編劇、文學部主任、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於2009年在北京逝世，享年62歲。
走筆至此，我不禁想到蘇聯電影偵察員的功勳里的一句台詞：活著就是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