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吃過一年中最後的晚餐，平常愛瘋的我們，就會收斂起好玩的童心，心領神會地呆在家裡，喜滋滋地等著那個心花怒放的時刻：發壓歲錢！
我童年正逢毛時代晚期，票證充斥，百業凋敝，唯有過年時，社會才會顯出一絲久違的喜慶。農村娃兒盼新年新衣，城鎮娃兒盼壓歲錢，我心很大，兩樣都想要。
我大表哥田紹貴腦殼靈光，在縣辦工廠做供銷，是那個時代少有的有灰色收入的人群，他每年發給我的壓歲錢是5毛，父母3毛，外公外婆2毛。那時一塊錢可以買5斤糖果、20多杯瓜子和30多個柚子。但這些都不是我春節的最愛，我喜歡放鞭炮，一塊錢，足夠從正月初一放到元宵節。
我四外婆去世早，無兒無女的四外公就跟我們住在一起，好隨時有個照應。雖然他每年只發1毛壓歲錢，但卻是我那時最敬畏最驚喜的盼望。四外公在鎮上那家最大的茶館工作，每月大約有15塊錢的工資，能擠出1毛錢來，已動了他很大的資本。不過這些都不是我尊敬他的原因。
四外公工作的茶館，曾經是龍潭古鎮最大的一座教堂。1950年夏秋，外國宣教士被新生的紅色政權驅逐出境後，房產迅即被收歸國有。這麼空曠的地方，做茶館正好。
我打小脾氣很犟，經常竄到四外公鋪子上鬧騰要錢買瓜子，有次把老外公折騰得實在沒法，他就指著茶館裡面一個正在燒水的黑黢黢的台子說，你再鬧，我就叫上帝過來把你抓走。我立馬愣在那裡，問上帝大還是公安叔叔大？四外公想都沒想，說當然是上帝大啦！
我不信這是真的，我自打3歲記事以來，每當我調皮搗蛋時，愛飈紅歌的老媽總是先兵後禮——用細長的牛刷條暴揍我一頓後，再異常嚴厲地警告：以後再敢胡鬧，老娘就把你交給公安叔叔關起來。
久而久之，我不怕狼不怕虎，就怕被當作小壞蛋，被威風凜凜的公安叔叔逮走。
在沒遇到上帝之前，我整個童年都處在這樣的恐嚇中。我小腦瓜甚至還這樣想過：我可不能像廣播中天天挨罵的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匪幫那麼囂張猖狂，要是哪天公安叔叔們揮手而上，將他們五花大綁押到我們這條石板街來遊街示眾時，如果裡面還夾著我這麼個小壞蛋，那可丟死人了！
當四外公說上帝比公安叔叔大時，我內心的小宇宙立時發生了大爆炸，心事兒像燒開的水滾燙。我急切地問四外公：上帝在哪裡呢？啷個看不到摸不著？哼-哼，騙人。
四外公四下里瞧瞧，把我拉到一個偏僻的地方後，又神色緊張地左右窺視，然後才壓低嗓門說：公安在地上，上帝在天上，只有上天堂的人才能見到上帝。
我們龍潭人說上天堂，一般都是指死人的事。我就多次在茶客蓋碗茶咣當作響的聲音中，聽見那些怪叔叔擺某某又某某某「敲槓」去天堂的那些玄龍門陣……我信猶未信，但上帝在我心裡依稀有了點印象。
有次我又因調皮被媽媽用公安唬我，我說我不怕，上帝才是最大的。那時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全社會都在深揭猛批牛鬼蛇神，我的話讓我媽著實嚇了一大跳，她賊著眼睛四下里張望，然後攥著我的頭髮來回猛拽，目露凶光卻又壓低聲音警告我：狗兒的，以後再提上帝，老娘砍了你的頭。
我表面點頭應承，心裡卻甚歡喜，一定是上帝比公安大，媽媽才如此怕他。
所以，四外公每年發壓歲錢時，我內心就充滿特別的渴慕和欣喜。他像老邁的天使，慈祥地伸出那雙顫顫巍巍的手，輕柔地撫弄我的頭髮，把亮鋥鋥的伍分、貳分和三個一分的鎳幣，奇幻般地從他長滿皺紋的手上，漏到我稚嫩的小掌心。
借著昏暗燈光，我小手稍一擺弄，就會銀光閃閃。多麼神奇的壓歲錢啊，這種感覺好極了！
這是我神聖的時刻，我臉龐發熱，目光炯炯，小心臟也如鹿奔跳。我恍惚已覺察到，那看不見的上帝就站在四外公的身後，他新年的禮物像天上的繁星一樣多，但老實本分，不貪不念的老外公只取給我一毛錢，我就滿足到不能自己。
童年形成的這些心靈印記，是人生最初播下的種子，註定要在未來的每個十字路口繁衍。而所謂的成長，不過就是尋找和認識上帝的過程。在時光的沙漏里，幸與不幸都落在其中！
四外公去天堂那年，正好文革結束，鄧時代正式啟程。中國進入了一個千變萬化的富有挑戰意義的時代，改革改變著我們每個人生活和存在的方式。
金錢逐漸成為現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標，它給現代人裝上了一個無法停止的輪子，使生活這台機器成為一部高速轉動且永不停歇的「永動機」，並由此產生了現代生活常見的騷動不安和狂熱不休。
就連童真的壓歲錢，如今都因著公共攀比和變相的行賄受賄而變了味。
我的牧師王怡就曾在一次布道會上說：把金錢當成上帝的人，終其一生也不會找到上帝！
事實上，金錢並沒有實質的內涵，信仰才具備道德目標和具體的價值導向，就像「古典社會學四大導師」之一的西美爾所說：金錢只是通向最終價值的橋樑，而人是無法棲居在橋上的。所以，當我從四外公那裡把壓歲錢當作傳統人文美德承傳過來時，我知道，我首先要把上帝的故事講給他們聽。
正因為如此，每年的年三十，我在給晚輩們發壓歲錢時，都會特別帶上一句：願上帝賜福你們道路和真理！
馬上就是一年一度的中國年了，謹以此文獻給我的長輩、同輩和晚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