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六四
六月三日晚上，我跟家人坐在院子裡，忽聽遠處傳來密集的槍聲，我心裡一震，知道這場震驚世界的悲劇終究沒有能夠避免。
我拿定主意，不管怎麼著，我都不會去做調動軍隊鎮壓學生的中央總書記。
首先，當時有人斷定當時的學運是有計劃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是有組織有領導的。現在我們要問，誰是領導呢？有什麼計劃？有什麼陰謀？有什麼證據來支持這樣的觀點？當時還有人說，學生運動的黑手在黨內。那麼誰是黑手呢？
第二，有人說，這次活動的目的是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共產黨。證據在哪裡？我當時說，大多數人只是要求我們正確的缺陷，而不是企圖推翻我們的政治系統。（本部分譯自路透社報導）
關於民主制度
事實上，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才更有生命力。這一制度是目前最好的一個。它能夠體現民主精神，也能滿足現代社會的需求。
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施行市場經濟，政治制度上也必須採用議會民主制。否則，就無法保證市場經濟是健康的、先進的，這個國家也無法建設現代社會的法治。
如果我們不朝著民主的目標買進，中國市場經濟下出現的反常現象就無法消除。比如市場經濟不健全、以權謀私、貪腐橫行、貧富差距增大等，也無法實現法治社會。
老人們裡頭，鄧小平總是堅決支持施行獨裁制度的，他常常提醒人們說集權制度多有用。
鄧小平的民主思想不過是空話。
要治中國的病，就必須逐漸，但不斷地進行民主改革。我相信是該認真解決民主制度問題的時候了。
如果最終的目的是建立議會民主制度，執政黨必須實現兩個突破。其一是允許其他政黨的存在，允許新聞自由。這可以慢慢來，但必須要做下去。第二個突破是要有黨內民主：這就是，黨需要通過民主程序和使用民主方式進行自我改革......不同意見必須允許存在，不同派別的存在也是是合理的。（本部分譯自路透社報導）
關於反自由化問題
以上幾點，就是說明1987年中央領導班子改組、耀邦辭職以後，面臨著一個聲勢浩大的反自由化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不反是不可能的。當時有一種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來大肆批判三中全會的路線，要否定改革開放政策。而我如何頂住這股勢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來。不使擴大化，不涉及經濟領域；儘量縮小範圍，儘量減少一些思想混亂，這是一個方面。再一個方面就是對人的處理的問題。要不要處理人、傷害人。如何少處理人，不過多傷害人，這也是我當時面對最頭痛的問題。
反自由化以來，一些老人們勁頭很大，極左勢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鄧小平一向主張對黨內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嚴肅處理。王震等其他幾位老人也是如此。鄧力群、胡喬木等人更是想乘機把這些人置於死地而後快。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這次反自由化中儘量少傷害一些人，保護一些人，即使沒法避免也力求傷害得輕一些，這是一件比較麻煩的事情。一開始，在制定中央四號文件時，為了少傷害一些人，對如何處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錯誤的人作出了嚴格的規定。文件提出：需要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和組織處理的，只是個別公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屢教不改而影響很大的黨員，並且應經中央批准。還指出，對有些持系統錯誤觀點的人，可以在黨的生活會上進行同志式的批評，允許保留意見，採取和緩的方式。我在宣傳部長會議上和其他場合還講了在思想文化領域要團結絕大多數人的問題，指出包括有這樣或那樣片面錯誤觀點的人都要團結。我還指出，在從事思想理論文化領域工作的黨員中，既鮮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熱心改革開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擁護四項基本原則，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熱心改革開放，而講了些過頭的話，出格的話。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條主義，也不要把後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團結的人。我當時有意識地強調反自由化時把有點自由化錯誤的人和有點僵化保守的人，都說成屬於認識上的片面性，就是為了儘量避免或少傷害人。（本部分來自《華盛頓郵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