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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數次「嚴打」為什麼會效果不好?

著名的八三年嚴打,前後整整持續了三年半,也是後來最備受質疑的一場社會整治運動,雖然這次嚴打在人權和法律程序上充滿了瑕疵,但它完全符合當今網絡上,大家最期望的結果,那就是三個字、「殺」、「殺」、「殺」。接下來,大家就直接傻眼了,三次嚴打之後,犯罪率依然是一路飆升,到了2009年,按照中國社科院2010年頒布的《法治藍皮書》裡的報告,僅僅到2009年的10月,當年全國刑事立案530萬件,治安案件990萬件,幾乎到了失控的邊緣。

為什麼不把人販子全槍斃?為什麼不把所有的壞蛋都抓起來呢?

我年輕的時候,一旦遇到像豐縣鎖鏈女這種事件的時候,心裡忍不住就會問這個問題,那些當官的腦子難道被狗吃了,怎麼連這麼簡單的事都不會做呢?

估計不僅僅是我有這個想法,很多人都可能會問,那就是政府為什麼不通過嚴刑峻法,來杜絕整個社會的犯罪問題呢?

可能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最初政府的思維方式,還真就和普通老百姓的差不多,改革開放以後,政府曾經組織過三次規模龐大的嚴打活動,分別是1983年嚴打,1996年嚴打和2001年嚴打。

這三次嚴打的起因,都是因為爆發了,像豐縣鎖鏈女這種,引起了全國人民關注的惡性事件,導致了高層震怒,然後政府為了回應社會地要求,試圖在短時間內,通過從重、從快、從嚴地打擊各類刑事犯罪,來一舉改善社會的治安問題。

說白了也就是採用了當今網絡大V們,最愛推薦的解決方案。

第一次嚴打,是由於83年的「二王」事件引起的,2個東北的刑滿釋放人員,居然像美國電影《第一滴血》裡,史泰龍演的特種兵蘭博一樣,憑藉著偷來的槍枝,四處殺人越貨,竟然縱橫了大半個中國,突破了公安部的層層圍剿,長達七個月之久,引起了全國性的恐慌,一時間輿論大嘩。

由於遲遲抓不到二王,社會質疑政府執政能力的聲音越來越大,各方面的壓力之高,讓鄧小平同志都坐不住了,他在當年的7月21日,發表了著名的北戴河講話,質問當時的公檢法,為什麼就剎不住刑事犯罪這個歪風邪氣?要求他們立刻開始全國性的嚴打。

兩天後,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彭真,也發表了重要的講話,響應鄧小平的號召,要求全國上下的公檢法部門,下定決心,無條件地服從中央的部署,立刻從嚴,從快的開展一場全國性的嚴打活動。

這就是著名的八三年嚴打,前後整整持續了三年半,也是後來最備受質疑的一場社會整治運動,雖然這次嚴打在人權和法律程序上充滿了瑕疵,但它完全符合當今網絡上,大家最期望的結果,那就是三個字、「殺」、「殺」、「殺」。

第二次嚴打,是因為一九九六年,北京接連發生了兩樁驚天大案,先是在2月2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的李沛瑤,在家裡被執勤的武警張金龍殺害,引起了舉國震驚。

因為這是自從建國以來,唯一一個死於刑事犯罪的最高層政治領導。

就在大家還對此事驚愕不已的時候,二月八日,兩個持槍的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劫了工商銀行北京甘水橋分理處,搶走現金一百一十六萬元,再次引發全社會的關注。

隨後在當年3月召開的兩會上,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紛紛就此事向政府上書,要求再次開展嚴打,得到了政府部門的積極回應。

在黨中央的直接部署和指揮之下,各地黨政軍一把手親自掛帥,集中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嚴打活動。

第三次嚴打,是因為石家莊發生的一起惡性事件引起的,2001年3月16日,一個叫做靳如超的反社會分子,在當天的凌晨5點,接連製造了四起爆炸事件,炸死了108人,炸傷38人,令整個社會觸目驚心。

這件事正好發生在網際網路初期,網絡讓整個社會都對此事高度重視,來自民間的聲浪之大,讓政府覺得必須回應,為了對網民們做出一個交代,於是政府組織了第3次全國性的嚴打。

那麼這三次嚴打的效果如何呢?

從事後的結果來看,不少人認為是一敗塗地。

雖然我不同意這個看法,覺得有點言過其實,但無可否認的是,結果確實令人失望,完全沒有達到預期。

一九八三年的嚴打,手法是最符合當今大多數網民所期待的方式,堪稱罪犯頭顱的收割機,在為期三年半的嚴打過程中,共破獲刑事罪案164.7萬起,打掉犯罪團伙19萬個。

嚴打在執行期間的效果還是顯著的,83年的刑事犯罪是61萬起,嚴打開始後的84年降到51萬起,85年和86年都是54萬起,87年是57萬起。

但是讓人尷尬的是,嚴打剛一結束,88年的刑事犯罪數,馬上上升到82萬起,89年更是翻了一番,達到197萬起,社會的治安環境,比嚴打之前變得還要嚴峻。(資料來源:汪明亮《「嚴打」的理性評價》。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

一九九六年的嚴打,全國法院共審理結案57萬起,比上年上升了14.9%,抓獲犯罪分子32萬人,其中有26萬人,被判處了死刑、無期等等5年以上的重刑,打擊力度非常之大。(資料來源:衣家齊,姚華,《從運動到法治,「嚴打」刑事政策的理性趨勢》,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

但是同樣令人不安的是,嚴打僅僅讓1997年的犯罪數,從1996年的166萬起,降到了161萬起,嚴打結束後的一九九八年,犯罪數迅速上漲,達到了198萬起,1999年更是直接上升到224萬起。(資料來源:汪明亮《「嚴打」的理性評價》。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

2001年的嚴打,從表面上看,也是成績斐然的,審結刑事案件34萬件,黑社會案件350件,判處了15萬名犯罪分子,死刑、無期等等5年以上的重刑。(資料來源:2002年3月11日,肖楊在全國人大代表大會第5次會議上所作的《最高法院工作報告》)

可是接下來,大家就直接傻眼了,三次嚴打之後,犯罪率依然是一路飆升,到了2009年,按照中國社科院2010年頒布的《法治藍皮書》裡的報告,僅僅到2009年的10月,當年全國刑事立案530萬件,治安案件990萬件,幾乎到了失控的邊緣。

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我國長期以來,一旦開始所謂的嚴打,那就是對犯罪分子絕不留情,可殺可不殺的,一定要殺;可判可不判的,必須要判。(資料來源:王偉,《嚴打政策的理性分析》,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這不就是網上的大V們,一天到晚心心念念推薦的解決方案嗎?怎麼會一點也不靈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長期以來,大家只關心對犯罪的懲處,不關心犯罪的成因,治標不治本,最後等於白忙活一場。

有很多人可能對此非常不理解,認為犯罪還有什麼原因,不就是人壞嗎?

所以前兩天,我寫文章指出,中國拐賣婦女問題的關鍵,在於男女比例的嚴重失衡,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拐賣婦女的問題,就不可能徹底杜絕。

沒想到文章一出,很多人馬上就留言來批評我,說我混淆是非,沒抓住重點,在他們看來,這件事的關鍵,就是徐州的人壞,豐縣的官壞,現在最重要的,是把他們一個不漏地全都抓起來,殺一儆百,然後這個世界就清靜了。

你看,他們的思維方式,其實和我們國家以前搞嚴打的想法,是完全如出一轍的,都是把這個世界看得非常簡單,覺得無非就是出了幾個壞人唄,我把他們全都抓光殺光,難道天下還會不太平嗎?

因此在這種想法的指導之下,從1983年折騰到2001年,大的嚴打搞了三次,小的不計其數,折騰了半天,把犯罪數從一年50多萬件,直接折騰到了一年500多萬件。

事實證明,這種只想把世界簡化成好人和壞人的方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你必須要去研究,壞人是怎麼煉成的,如果你不解決這個問題,那壞人們就會像小強一樣,變得越來越多。

那有人可能會問了,現在我們國家的暴力刑事犯罪率這麼低,又是怎麼做到的呢?

事實上是政府汲取了以前的經驗,不再簡單的光是去打,而是靠打和治兩手抓。

2012年以後,政府加強了對社會的綜合治理,通過兩個手段,外加一個意外因素,以及一個必然的發展結果,最後終於實現了犯罪率的大幅度下降。

在討論這些成功的經驗之前,我們首先必須搞明白,從80年代開始,一直到2012年為止,中國的暴力犯罪為什麼會持續增長?

其實這裡最關鍵的原因,是農民工在進城過程中,由於巨大的心理反差,導致了急功近利,以及融入城市生活的失敗,這兩個原因所造成的。

就像大部分男人看王思聰都不順眼一樣,在改革開放的前期,從農村湧入城市的大量農民工,突然一下接觸到城市裡燈紅酒綠的生活,再摸一摸自己囊中羞澀的錢包,很多人的心態一下子就會失衡,這是這個階段犯罪率之所以高發,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個犯罪高發的原因,就是很多農民工進入城市之後,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無法融入城市生活,但是又不願意再回到落後的鄉村,最後為生活所逼,被迫走上犯罪之路。

那麼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第一個是加強防,用現代化的手段監控整個城市,提高警察的反應速度,把犯罪萌芽消滅在發生的初期。

政府通過兩個方法實現了這個目的,一個是加強110系統,提高了出警速度,第二個就是著名的天眼工程,無死角的監控整個城市,讓大部分犯罪分子無路可逃。

第二個就是扶貧工程,要解決社會上的那些失敗者的溫飽問題,在城市混不下去了,至少有口飯吃,如果想重回鄉村生活,也不至於反差太大。

接下來還有一個意外原因,那就是行動支付的發明,讓絕大多數的街頭犯罪,變得無利可圖。

最後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絕大多數的農民工,最後都在城裡站住了腳,其中不少人甚至實現了買房買車,安家設籍,變成了城市人口。

這就給其他農民工樹立了一個典型,讓他們相信,勤勞可以致富,即使不走歪門邪道,一樣可以實現人生的成功。

而且還有一點,可能出乎大家意外的是,隨著法治建設的越來越完善,我國對犯罪的處罰事實上是變輕了的,提高了很多罪行的入刑標準,特別是在死刑案件上,改成了少殺慎殺,讓社會變得更加文明。

但恰恰在這個過程中,犯罪率終於實現了直線下降。

所以你發現了沒有,嚴刑峻法解決不了問題,只有找到了犯罪問題的根源,拔除了病根,社會矛盾才能真正得到解決。

就像在這場對刑事犯罪的鬥爭中,最後起作用的並不是嚴打,而是社會的綜合治理,還有科技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

可惜的是,在中國人的傳統思維中,並不喜歡這種冷靜的思考方式,慢吞吞的解決辦法,總喜歡一種熱熱鬧鬧的「青天大老爺」的模式。

那就是一旦地方上出了事情,原因一定是因為地方官是個壞蛋,然後大家就一起去上京告御狀,最後請來了青天大老爺,擺出了虎頭鍘,把貪官們的腦袋全都掛到城門口,然後上上下下就全都開心了。

至於當地為什麼會出這個事情,地方官為什麼解決不了,或者不去解決,這背後的原因到底何在?下一個官員來了,到底還會不會出現相同的結果?

這些真正的技術活,反而沒人關心了。

因此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就是提醒所有的人,那些在這次事件里,只關心調查組到底抓了幾個壞蛋,殺了幾個貪官的人,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正義凜然,其實都是看熱鬧的心態。

只有那些真正的願意問一問,發生在這些事件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將來政府有沒有解決辦法的人,才是真正想務實的人。

只有每一個監督者的素質提高了,認知提高了,那官員們就不能簡單的通過「青天大老爺」式的作秀辦法,把這個事糊弄過去。

一個能延續多年,遍及全國的問題,絕不可能是簡單的人好人壞造成的,更不可能是一兩個地方官所導致的,不把這背後的原因解釋清楚,就找不出真正的解決方法,就無法避免下一個鎖鏈女的出現,這才是上上下下應該關注的焦點。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灼識新維度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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