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0日，中國副總理劉鶴，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左），和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Steve Mnuchin，右）在華盛頓舉行的兩國貿易談判前向媒體致意。
3月早些時候，中國負責經濟事務的副總理劉鶴提出了一些模糊的「改革」保證，試圖扭轉早些時候中國股市的崩潰。西方投資者相信了這些說法，市場復甦了，但劉鶴的保證是虛幻的。
對於彭博社在3月13日所稱的「恐慌性拋售」，劉鶴的干預是必要的。當天，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收盤下跌7%，為2008年11月以來的最大跌幅。始於2020年的新恒生科技指數下跌了11%。之所以大幅下跌，是由於擔心全球投資者可能會對中國施加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相同的懲罰。
摩根大通（J.P. Morgan）甚至稱中國股市「不可投資」。這一說法進一步促使中國股市陷入混亂。劉鶴試圖通過關於「改革」的「快樂言論」來扭轉這一局面。
劉鶴的保證程度尚不清楚。它們充其量是模糊的。
據英國《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報導，劉鶴表示，他將採取措施「提振第一季度的經濟」，並推出「有利於市場的政策」。他沒有詳細說明將採取哪些具體措施。
歐洲經濟智庫Bruegel的高級研究員艾麗西亞‧加西亞-埃雷羅（Alicia García-Herrero）上周在《金融時報》上寫道，劉鶴的措施將包括允許中國公司進入國外市場，對中國科技公司進行可預測和透明的監管，以及實施刺激措施以實現政府5.5%的增長目標。
但是，同樣，該文沒有給出具體細節說明如何實現這三項政策中的任何一項。這些只是一名領導人試圖阻止市場崩潰的模糊言辭。
因此，歸根結底，投資者對中國共產黨流氓政權的可投資性的擔憂，過去是，現在依然是有根據的。
當中國（中共）領導人在公開聲明中大放有關和平與和諧的「正確」陳詞濫調時，中共在聯合國譴責俄羅斯入侵的壓倒性投票中怯懦地棄權。當喬‧拜登總統與中國習近平就俄烏危機舉行電話會談之前，中國（中共）領導人將航空母艦「山東號」駛過台灣海峽，就在談話開始之前。
習近平的信息很明確：「拜登，你小心一點。我們將做符合我們利益的事情，讓『國際社會』和你們的制裁見鬼去吧。」
但除俄烏危機之外，投資界似乎已經意識到，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只不過是一個全國性的犯罪企業。
實際上，中共已經把中國變成了禁酒令時代的芝加哥，並任命艾爾‧卡彭（Al Capone）為市長。當然，如果你願意忽視卡彭和他的親信兇殘的一面，你可以賺很多錢，但你與卡彭幫派一起投資的錢有巨大的風險。（註：艾爾‧卡彭是美國禁酒令時期的黑幫分子和商人，芝加哥犯罪集團聯合創始人和老大。）
維吾爾人的困境、人權、全球變暖和中共的挑釁，如此種種，都使當今的艾略特‧內斯（Elliot Ness）和「棄兒」——以西式民主國家及其金融機構、機構投資者、政府養老基金等形式——明智地看清了騙局。他們不再希望從中共的非法統治中獲利。（註：艾略特‧內斯是美國禁酒令時期打擊犯罪的清廉鬥士。他擊敗了艾爾‧卡彭集團。）
正如投資者現在憎惡俄羅斯一樣，世界上的自由人民不再希望他們的子孫後代在這樣一個世界中長大。在這個世界中，像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這樣的罪犯是一個全球大國。這就像人們不希望他們的孩子在芝加哥黑幫的無交火區長大一樣。
劉鶴的「改革」承諾不應比艾爾‧卡彭的律師易埃迪‧奧黑爾（「Easy Eddie」O』Hare）對他的當事人無罪保證更認真。這與我們幾十年來從中共那裡聽到關於「改革」的喋喋不休是一樣的。自由和公平的股票市場和中共的控制是互不相容的。
考慮一下南加州大學陳百助教授的評論。在3月26日發表在《內幕》（Insider）雜誌上的一篇關於人民幣能否挑戰美元的文章引述陳百助的話說，這樣的挑戰將要求中共允許自由市場利率，避免貨幣操縱，並發展一個獨立、透明的中央銀行。
但是，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這樣的極權主義國家，相對「繁榮」的外表對於維持中共對人民的控制至關重要，這種改革極不可能。這將要求他們在變幻莫測的市場中放棄太多的控制權。
即使中共聲稱要採取陳百助建議的那種措施（雖然不太可能），它肯定也只會是制度上的波將金村（Potemkin Villages，意指給人虛假印象的建設和舉措），只不過是用更多詭計來愚弄外國投資者，就像中國的虛假經濟報告一樣。
「真正的」中國經濟——既能讓死忠的中共黨員致富，又能向老百姓提供殘羹剩飯，以避免一場大眾革命的經濟——將繼續以一貫的重商主義、腐敗和犯罪的方式行事。
在中國，（中共）政府的「政策」通常就是中共黨內大佬的反覆無常命令。他們要麼保護中國自己的產業，要麼保護黨員的企業，例如兵團。
3月21日，彭博社報導稱，陷入困境的中國開發商恆大及其附屬公司的交易被暫停，等待「內幕消息」。交易迄今尚未恢復。另一家開發商融信中國控股的審計機構與其解除合約，該公司將無法按計劃發布收益。如果中共的經濟政策是透明的，恆大應該在幾個月甚至幾年前就受到制裁、監管，甚至可能被解散。
我們不要忘記中共的運作方式：對中共的冒犯，冒犯了黨的領導層的產品，或者公眾形象太高的公司執行長，都可能導致控制中國政府的中共匪徒對公司或投資者進行卡彭暴徒收債人式的官僚對待或肉體毆打。（還記得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因不明原因的「失蹤」嗎？他並不是個例。）
中共的暴行也可以變得更加巧妙。2016年，當南非米勒啤酒公司（SABMiller Plc.）被百威英博（AB InBev S.A/N.V.）收購時，中國（中共）商務部炮製了一些區域和細分市場（低端、中端、高端）分析，為這筆交易製造了一些困難。商務部的明確目標是保護中國本土飲料製造商的利益。
後來，當萬豪（Marriott）收購喜達屋（Starwood）時，細分市場和區域分析被擱置一旁，合併獲得批准。（我在另一個平台上寫了關於此事的文章。我當時天真地期望中共商務部能保持前後一致，用相同的規則對待此事。但是他們沒有。他們批准了合併，沒有發表評論。）
中共反覆無常和腐敗的政府決策是一個持續而危險的市場風險。與俄羅斯一樣，基金經理、養老金受託人、機構投資者和家族辦公室現在都應該認識到，中共的小偷沒有榮譽感。
他們對投資者、計劃參與者和委託人負有受託責任，他們應該無視劉鶴的空洞承諾，應該從中共領導層的無恥、反覆無常的命令中抽走他們管理的資金，以免他們的投資者、捐贈基金和計劃參與者遭受與他們在俄羅斯考因慮不周而帶來的損失。
作者簡介：
J.G.柯林斯（J.G. Collins）是史岱文森廣場諮詢公司（Stuyvesant Square Consulting）的董事總經理，這是一家位於紐約市的戰略諮詢、市場調查和諮詢公司。他關於經濟、貿易、政治和公共政策的著作發表在《福布斯》（Forbes）、《紐約郵報》（the New York Post）、《克雷恩紐約業務》（Crain’s New York Business）、《國會山》（The Hill）、《美國保守主義》（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和其它出版物上。
原文「China’s Economy Remains『Uninvestable』; Liu He’s『Promises』 Are Fatuous Under CCP’s Criminal Rule」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