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封城造成飢餓。圖為一家超市在封城之前。
中國最大、最發達的城市上海，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全球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在全球大城市中，上海人均GDP2.7萬美元，位列世界第10，人均財富位列世界第6。沒有人會把上海與飢餓連在一起，直到最近，媒體和網絡上出現大量關於封城之後的上海人挨餓或面臨食品短缺的消息，「民主能不能當飯吃」的話題又被提了出來。
在共產黨的宣傳里，「生存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人生在世，首先要解決的是生存問題，如果生存權得不到保障，其他一切權利的實現無從談起」；吃飽飯比什麼選舉權、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重要多了。「民主不能當飯吃」，也是太陽花運動期間，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台灣首富郭台銘的名言。
中國這套話術的背後，是故意地把吃飯、生存權、經濟發展與民主自由對立起來，潛台詞是：有了選舉權、言論自由和多黨制，就會削弱經濟發展、吃飯就會成問題；在發展經濟之前，不要談什麼民主。
那麼民主和吃飯到底是什麼關係？政治與經濟不是相互獨立的兩個系統，他們彼此影響、不斷互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關於民主和經濟發展的關係，經濟學和政治學已經有了極為豐富的討論，這裡只能結合中國的情況簡單談幾點。
民主與經濟發展大致是正相關的關係。根據世界銀行、自由之家等機構的統計數據，人均GDP高於中國的國家，除了新加坡和石油豐富的國家，全是民主國家；人均GDP低於印度的50多個國家，幾乎全是專制國家。全球民主指數最高的十幾個國家，無一例外都是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如挪威、冰島、芬蘭、瑞典、丹麥、愛爾蘭、台灣、瑞士、澳大利亞、荷蘭、加拿大等；而民主指數墊底的國家，除了石油國之外，幾乎都是人均收入墊底的國家，如朝鮮、厄利垂亞、敘利亞，蒲隆地、阿富汗、蘇丹、中非、緬甸、委內瑞拉、辛巴威。根據平均壽命、受教育年限和人均國民總收入等三項指標計算出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前30名除了新加坡外，全是成熟的民主國家；而排在最後的50多個國家，沒有一個實行自由民主制度。
上海封城造成飢餓。圖為一家超市在封城之前。（美聯社）
有人津津樂道於威權體制下的經濟騰飛，比如新加坡、民主化之前的台灣和韓國、80年代之後的中國等，這是一種明顯的採樣錯誤，僅僅拿最成功的例子來得出「威權優於民主」這樣可笑的結論。如果僅僅詢問前往彩票兌獎處的人，彩票中獎率就是100%。更靠譜的比法，應是把專制國家的平均經濟發展與民主國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們可以拿威權的韓國與極權的朝鮮相比，或者民主的韓國與不民主的朝鮮相比，這基本上控制了文化、人口、氣候、地理環境等變量。目前韓國的人均GDP是朝鮮的50多倍；預期壽命比朝鮮高10歲。我們也可以拿威權的台灣與毛時代的中國相比，或把統一前的東德和西德相比，1990年代之前的香港與深圳相比。顯而易見，即使只看經濟績效而忽略人權和自由，「威權優於民主」也是顛倒黑白的說法。
民主制度有利於經濟發展，背後並沒有什麼太高深的道理。民主制度下，人民擁有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創業得到鼓勵，財產得到保障，市場有法治規則，政治難以干涉企業，人們可以儘可能發揮創造力。民主體制下，人民有選票，政黨有競爭，媒體有自由，政策可以體現民意，政府通過與民眾不間斷的對話來調整政策，避免非理性、反科學的決策造成的人為災害。民主社會藏富於民，人民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自由公開的定期選舉，可以極大地降低內戰、政治騷亂和社會動盪，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環境。安全、法治的環境也有利於吸引投資、交易、科技進步與企業創新。民主也有利於提供更多更好的學校教育和醫療服務，從而提供了更高品質的人力資本。
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奇蹟是在不民主的制度下實現的。其中原因有很多，但無論如何不能得出結論說，正是不民主導致了經濟奇蹟。而且，正如我在《中國經濟奇蹟的背後》一文中所說，中國的高速發展背後，是征地拆遷，冤獄叢生，官商勾結，腐敗蔓延，貧富分化，階層固化，環境惡化，種族滅絕；是文字獄、防火牆、鬼城、豆腐渣工程、地溝油、毒奶粉、毒疫苗、癌症村。這種經濟發展養肥了官商特權集團，增強了中共獨裁政權的控制能力。雖然無需否認有數億中國人脫離了貧困，但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不可複製、不可持續的，更是不值得驕傲和不應該效仿的。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