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上海浦東一處工地的農民工，日常活動只能在工寮內
隨著封控，上海數以百萬計農民工的打工生活被按下暫停鍵。他們是摩天大樓和機械零件背後的人，因疫情靜止在工地、廠區和租住的城郊出租屋中。收入暫停，物資告急，但外界很少聽到他們的聲音。有些農民工已經過了60歲，不會使用智能機，也不清楚身處的地點，被隔絕在信息之外。有人也怕自己「成為麻煩」，不敢輕易求助。
除了等待，他們能做的不多。但與此同時，他們中的很多人也是家裡的頂樑柱，擔憂著自己的「暫停」會給家裡帶來問題。
4月22日，上海市人社局出台《關於做好當前農民工服務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確人社部門將加強與方艙醫院、各類保供企業、復工復產企業的對接，協調各方力量幫助農民工就近就地用工。全力維護農民工工作報酬、職業保護等權益，還將進一步暢通農民工維權投訴渠道，及時發布政策信息。
桑樹葉不知被誰吃了
無事可做，李向倫決定寫疫情日誌。他喜歡文學，愛寫文章，堅持寫了好幾年，打字不方便，就在智能機上手寫。寫第一篇時，封控已經進入第19天，他回憶起封控之初的日子。自3月31日起，他所在的嘉定區馬陸鎮大宏村開始封控。最初李向倫甚至有點竊喜，他不知道自己要被封控多久，只是忙碌半生，這是難得一次能夠理所當然休息的日子，除了沒有工資。
連續幾天，他關掉鬧鐘，睡到自然醒。然後開始重複的一天：洗漱，做抗原自測，填表單，向公司上報核酸和抗原結果，然後盤算自己剩餘的食物，給自己做兩餐飯。
今年61歲的他在一家廠里做品檢員，在8小時或12小時的班上，他要全程站著對三十幾張工具機上的零件進行抽檢，每個月收入五六千塊。早在2004年他就隻身來到上海打工，那時小兒子還在讀初中，妻子留在老家照顧老人孩子。現在大女兒和小兒子都已成家生子，但李向倫還想在上海繼續漂著，他沒有醫保，想給自己和妻子攢點養老錢，「不想給孩子添麻煩」。
多年來，他一直租住在距工廠不到1公里的大宏村。這裡距外灘30多公里，除了為數不多的本地老人，有差不多600位在附近工廠打工的人租住在這兒。除了新建的三層別墅，村里基本上都是八十年代建成的兩層老式民房，房頂蓋著黑瓦。李向倫住的那棟房子有四間房，改造後，租給了五家。
李向倫的房租每個月600塊。10平方米的房間內沒有衛生間，要出門去村裡的公廁。廚房也沒有，他在門口的架子上放了一個煤氣灶。他想把日子過得講究點，上一戶走後留下了些舊柜子，他添置了電視，還有洗衣機。
封控後的第10天，李向倫的前後鄰居和住在二樓的原同事核酸檢測呈陽性。他的門口就是樓梯，鄰居上樓必須要經過他家。李向倫一直把門關得緊緊的，直到第二天下午6點半，120救護車將鄰居接走。李向倫記錄下那時的感受，「一夜之間……我真的恐懼了。」
食物不是他最緊要的問題。前半個月，村里發放了兩次物資，第一次，一個胡蘿蔔一根萵筍，笫二次，一個紫捲心菜，兩個小土豆，兩個小蘋果。村子裡有個好心人為每戶捐贈了一公斤麵條，三個雞蛋，一斤鹽，如果省著吃，可以吃上三天。半月後，他又收到一公斤麵粉，一公斤麵條，五公斤大米，以及一桶1.8升的油，只是沒有蔬菜。
同在上海，在李向倫收到物資的時候，20公里外的吳子良和自己的16名施工隊員，正在面臨食物緊缺。
這是38歲的吳子良在上海工地上做工的第四年。他的施工隊員來自全國各地，最小的二十歲，年齡大的五十幾歲。封控前，他們的工作是給嘉定區江橋鎮某工地十幾棟樓安裝消防設施。
今年2月底來上海後，17個人分住在工地上的四間臨時宿舍，吃住都在裡面。距工地20分鐘路程有家農貿市場，平時大家就去那買菜，自己在宿舍做飯。3月底開始，由於疫情封控，施工材料運不進來，工地不得不停工。往日嘈雜的工地，一時大門緊閉。
吃飯成了最大的問題。封控後的前14天裡，他們的全部存貨是8個發芽的土豆，3顆蔫了的包菜，3根逐漸變黑的萵筍。沒什麼人能求助。「我們老闆也被封控在裡面，他也一樣沒得吃。」吳子良說。有天吳子良發現，工地邊上兩棵長出嫩葉的桑樹，葉子全被擼光了，「不知道被誰摘了吃了」。
他開始嘗試在網上向社會求助。有志願者聯繫上他，給每個人送去一箱方便麵。他跟志願者講，其實也可以去工地的大食堂買飯，但「一頓飯要20多元，一直在漲價，快一個月沒活幹了，沒有工資，大家吃不上幾頓就沒錢了。」
封控到了第14天，吳子良和工友的所有存貨僅剩下包菜、萵筍和發芽的土豆
去哪裡領物資？
不得不向外界求助的還有梁向琴。3月1日，她從老家江西來上海找工作，一直和丈夫住在浦東新區張江鎮的工地宿舍里。多年來丈夫一直在外務工，她在家裡陪讀，兼職做營業員，每個月能收入一千來塊錢。今年小女兒也考上了大學，梁向琴決定來上海找個工作，陪著丈夫。
年輕時，她曾在上海的電子廠里工作。可是這次再來，一直碰壁，她年齡超過了很多工廠要求的45歲上限。丈夫和工友正在建的路橋項目，再有一個月就完工了，疫情的暴發終止了進度。梁向琴和丈夫以及60個工友被封控在工地的工寮里，兩人一個房間。工友里沒有年輕人，大部分人都在60歲以上。
處在疫情較重的區域，工地周邊村鎮的陽性病例每天都在增長。剛開始他們要到最近的韓盪村跟村民一起做核酸，後來村里確診人數越來越多，為了避免交叉感染，梁向琴和工友多次跟負責核酸採集的人爭取，希望讓工作人員進入工地給農民工測核酸。爭取有了成果，工友不用再去村里排隊。
梁向琴成了這些農民工的臨時「管家」。有人防護意識不強，她就每天多次叮囑大家要勤洗手，帶好口罩。很多農民工用的都是老年機，只能接打電話，發簡訊。每次抗原檢測完成，她得一個個幫他們上傳抗原結果。
韓盪村是距離工地最近的村莊，這輪疫情開始前，大家的快遞都會寄到村里。做核酸時，梁向琴和工友了解到村里已經發了好幾批物資，有牛奶、麵包、鹽，但工友們一直沒有收到這些物資。工頭曾代表工友聯繫上村裡的負責人，但是幾次溝通下來，被對方拉黑了。
距離稍遠一點的錢堂村，在為村民分發完物資後，曾給工地送來過一些蔬菜。但工地究竟屬於哪個村管轄，又該去哪裡領取物資，他們自己也不清楚。
很快，沒吃的了。4月14號，梁向琴在短視頻平台上向外求助。第二天，志願者給每人送來一箱方便麵。那天早上，他們已經斷了糧，沒吃早飯。工地旁的河邊，野草發了嫩芽。有工友說，去挖野菜來吃吧，梁向琴攔下，「萬一有毒可怎麼辦，我們也分辨不了」。
接到志願者的電話時，梁向琴想，起碼不用挨餓了。她把消息告訴工友，「他們都不相信，說哪有這麼好的人」。但是方便麵運到，分到每個人手上時，「一個個看起來就像過年了一樣」，梁向琴一陣心酸。
向外求助的決定是她一個人做的，她知道這些農民工不想麻煩任何人，「他們雖說掙的是辛苦錢，但是他們也是很要面子的，不願找別人要」。
李向倫講起，同住在村里那些獨居的打工人，「平時就不做飯，家裡肯定也沒啥吃的」。但大家都不輕易求助，他很少在群里看到有人說缺什麼。有天群里有人憋不住了，說想喝酒。他家裡存了家鄉自釀的高粱酒，就裝了一礦泉水瓶，放在外面的圍欄邊讓工友自取。他自己很久沒吃青菜，有鄰居想給他送點自己存的萵筍，他拒絕了。
3月28號，浦東地區進入封控狀態，早在24號，工地因為周邊疫情嚴重，已經開始嚴格管控。梁向琴所在工地在封控前採購時，只簡單採買了幾天的食材，「以為最早4月1號就會解封」。封控遲遲沒有結束，買來的物資都儘量節省著吃，但最後的10個蘿蔔全爛了。食堂師傅把爛的部分削掉，用鹽醃起來，早上給大家配米湯吃。
4月5號開始，米已經快見底，米飯慢慢變成粥，再變成稀飯米湯，一天兩餐也變成了一天一頓稀飯。「每天中午12點半吃一頓」，大家這麼堅持了四天。梁向琴覺得自己喝水還能堅持，但那些年齡大的工友，「已經餓得沒有什麼力氣了，情緒也不高」。
求助志願者之前她給政府熱線打電話，有人給送來了一些麵粉和幾個蔬菜包，裡面有青辣椒、茄子，還有黃瓜。但對60個人來說，這些物資堅持不了幾頓。那天中午，食堂師傅炒了茄子，但「誰也不敢多夾」。方便麵大家也捨不得吃，梁向琴和丈夫餓了就煮一包半，兩個人吃，一天最多吃兩頓。
幫助吳子良和梁向琴的志願者團隊也同樣被封困在上海。他們的團隊從最初的3人，增加到現在的40人。在4月23日和24日兩天的總結中，他們從快手、微博、公眾號留言、合作夥伴介紹等途徑導入358個求助信息，為335人送去390箱方便麵。
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副教授李凌雲撰文談到，在滬農民工作為特殊群體，因散落在城市各處，面臨著防疫難、物資少、住宿難、收入少等問題。為了保障他們的權益，需要政府部門和基層組織做好重點群體困難狀況的摸排，動員整合各方資源，加強防控和醫療救治，落實生活物資保障以及加強收入保障和社會救助。
李向倫所在的村子正在進行核酸檢測，封控後這成為村裡的日常
「頂樑柱」被按下暫停鍵
閒下來，每個人都開始擔憂。停工切斷了收入，這是他們最大的心病。不同於廠里月結工資，很多工地上的農民工都是工程結束才結款。梁向琴丈夫的工程因為這次疫情暫停，現在兩人花著從家裡帶來的錢。
梁向琴的丈夫是家裡的頂樑柱，供兩個孩子讀書。去年過年前，丈夫還沒回家，梁向琴發現婆婆日漸消瘦，多次檢查後，確診了肺癌。現在，婆婆每個月的靶向藥加上營養費要五千塊錢。丈夫的弟弟也幫著承擔藥費，但是「他還年輕，婚還沒有結」，梁向琴也心疼嫁過來後看著長大的弟弟。
丈夫的憂愁她一眼就能看出來。封控之初，大家都把前幾天當成了難得的假期，幾個人坐一塊打小牌，賭幾支煙。梁向琴也跟著手機跳跳廣場舞，聽聽歌。她還把手機放在桌子上，播放視頻，大家圍成一圈一起看。後來解封遲遲沒有動靜，牌也沒人打了，都安靜地躺著，有的給家裡打電話，還有鬧脾氣說晚上要偷偷溜走的。
一向開朗的丈夫也不愛說話了，人也變得愈發暴躁。提起母親的病，梁向琴都會多說幾句寬慰他的話，但說多了丈夫語氣就變得凶。多年來，丈夫少有時間陪伴家人，原本孩子都上了大學，生活應該是翻到下一頁了，可「老人苦了一輩子，還沒過上一天安生日子，就得了這個病，我老公心裡愧疚」。兩人給老人打去電話，不敢說工地上的情況，只報喜不報憂，「婆婆還叫我們暫時不要回家，老家都是老人小孩，讓我們要對他們負責，等疫情平復了再回去」。
這段時間丈夫吃不下、睡不著，「只要疫情早點過去，我們能夠正常工作，我覺得這個也是能負擔得過來的。我們心裡的壓力非常大，很迷茫，現在家也是回不去的。」
在封控期間還能保證收入，是難得而幸運的。3月31號，李向倫的前同事劉勝收到公司的消息，廠里需要安排一部分人趕幾天工。疫情前，廠里有意識地儲備了一部分生產材料，他這一去，就被封控在了廠里，原本以為只要幾天，「但現在一封就快一個月了」。
劉勝已經來上海超過20年了，原本妻子跟他一起在上海工作。去年，妻子回老家照顧老人。兩個孩子都讀了大學，正是需要錢的時候。他跟李向倫租住在同一個村里，一間帶衛生間的屋子，每個月八百多塊錢。
眼下，在廠里的工作從早上七點半到晚上七點半。廠里沒有宿舍，劉勝住在臨時騰空的辦公室里，地上鋪上紙板，上面放著睡袋。租的房子沒住，但是房租還要交。好在三餐能在廠里解決，不過食堂儲備的菜也都是蘿蔔、洋蔥、土豆這些易儲存的菜，他已經很久沒吃過綠葉菜了。
劉勝說，村里工友的微信群里，疫情後總有陌生人進來，聲稱能幫大家低價團購到蔬菜。但收了錢，人就不見了，後來被證明是騙子。能上班，劉勝的心裡負擔小了很多，跟家人提起上海疫情，還安慰家人，「我在上班，沒事」。
雖慶幸還能保住收入，但劉勝廠里備的材料也支撐不了幾天了，「差不多也就到月底」。這也意味著，如果生產材料用完還沒等到復工，劉勝的工作和收入也要暫停。
4月26日，工作人員在車站等道口進行相關查驗工作，最大限度減少風險人員輸出，防止疫情外溢
「不知道老家割麥子時能不能解封」
丁勇的遭遇跟他們都不同。今年2月從河南來到上海，這是他第一次來上海。在這之前他都在老家務農、在工地打零工。
3月以來，他在嘉定的一處工地上工作。具體位置，他也說不清。這座城市對丁勇來說是完全陌生的，疫情里的遭遇也一樣，很多時候他的回應都是，「俺也不清楚」。對他來說，工作地點在哪兒、在哪兒住都不是緊要的事。他沒上過學，只想著不要停工，保住收入，能夠按時給家裡寄錢。
用丁勇的話說，到上海「只幹了10多天活，歇了20多天了」。丁勇說，隨著疫情封控，平時一兩塊錢的泡麵，漲到了八塊，幾毛錢一枚的變蛋，漲到兩塊五……他來上海時，身上帶的兩千多塊錢早已經花光了。後來，工友們一起跟老闆爭取到了一頓飯10塊錢的餐補。
工地停工20多天後，工友里有人核酸陽性，丁勇和工友在一天夜裡被旅遊大巴車轉運到賓館隔離。他不知道這個賓館在哪兒，唯一能確定的是，一棟樓有六層，裡面住滿了工地上的人。因為手機流量不夠用，他只在早上打開網絡，看一下消息，然後斷網。
丁勇妻子的外甥在自己的公眾號上，講述了姨夫丁勇來上海前的生活。
前幾年，丁勇和妻子一直在浙江寧波的工廠工作。兩人經常加班，他一個人干兩三個人的活。直到妻子病倒，無法繼續工作。去年，他在老家的工地上幹活，到年底結算工資時，包工頭扣著錢不給，大年二十九丁勇還在包工頭家要錢。後來，錢要回來，但比當初商定的少了將近一半。今年，他一人來到大城市，想著在這裡掙錢能比老家容易些、多些。
家裡人還不知道丁勇被隔離了，怕家裡擔心，他不敢交代太多。隔離賓館供應一日三餐，不需要自費，丁勇說，這很好了。前些天，丁勇和外甥通了電話，掛電話前丁勇說，「不知道老家收麥子的時候，能不能解封，等解封了，我可能不會再來了……」
「其實，我們最擔心的並不是轉為陽性，而是生活上是否能堅持到那一天。」李向倫說。時間久了，他忽然覺得，與其這樣提心弔膽地捱日子，倒不如轉陽算了，進了方艙醫院，起碼就不會為生存而發愁了。想了想，他又覺得羞愧。
吳子良的方便麵也支持不了幾天了。大多數時候隊裡的人都坐著一言不發，坐不住了就睡覺。怕家人擔心，工友們也都不太跟家裡聯繫。「大家都看電視，其實也知道現在的情況。」吳子良說。
每天都會有工友問他：什麼時候覆工？吳子良總答「快了」。他只能敷衍，「我也不知道，我也搞不清楚，我比他們更著急。」
在4月24日上午的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衛健委副主任趙丹丹表示，從近階段的疫情數據情況來看，新增陽性感染者數量還是比較多，處於高位波動狀態，主要是在部分建設工地、企業等聚集性疫情有所抬頭。
針對建設工地、企業等聚集性情況，市、區兩級防控部門將進一步強化「四方責任」，加強健康監測和人員篩查，做好有關區域內的環境消毒，嚴格落實個人防護措施。儘快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
封控近一個月，4月27日，李向倫所在的村莊已經從封控區轉為管控區了。他說，沉寂了許久的村莊，恢復了一些生氣。早上能看見村莊裡有三三兩兩的人在一起聊天說笑，河邊也有人垂釣。他在日誌中寫下，「我感覺離解封的日子，應該不遠了。這種心情，仿佛是在漫長的黑暗中，看見了一線曙光。」
前一天，梁向琴和丈夫打工的工地也由封控區轉為管控區。雖然還不能走遠，但工友可以走出房門在工地大門口轉悠了。她也終於聯繫上一個供貨商，幫大家買了些胡蘿蔔、土豆和捲心菜。
（文中除李向倫、吳子良，其他人均為化名）
附：上海疫情中的打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