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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亞軍:清查「神秘力量」別再讓企業家們不寒而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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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這是一個專業錯誤導致的輿論事故;深一層看,這是社會上很多人已經不思考,不獨立判斷,也不論客觀事實而導致的事故;更深層次看,這是社會上對民營企業家,尤其是著名民營企業家已經養成了一種天然的優先論罪意識。所有關注中國經濟的人,應該都對此感到不寒而慄和遺憾。

清查這股神秘力量,還企業家一個心安!

1

「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也可引發熱烈討論,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文章的文理扭曲,語調令人不寒而慄,深感遺憾。」

當年,李嘉誠曾對那篇著名的「別讓李嘉誠跑了」,這樣回應。

今天,一個錯誤的「馬某」所引發的海嘯式動盪中,很多大陸民營企業家也應該感受到了這種不寒而慄,這種深感遺憾。

只是,他們和李嘉誠在回應之後的反應一樣:「不再講話了,一定不再講話了。」

所以,即使是深受其害的「馬某」自己,也只能啞巴吃黃蓮,沒有不寒而慄,也沒有深感遺憾。不服不行。

表面看,這是一個專業錯誤導致的輿論事故;深一層看,這是社會上很多人已經不思考,不獨立判斷,也不論客觀事實而導致的事故;更深層次看,這是社會上對民營企業家,尤其是著名民營企業家已經養成了一種天然的優先論罪意識。

所有關注中國經濟的人,應該都對此感到不寒而慄和遺憾。

尊重民營企業家,尊重他們的創造,他們的財富,尊重他們的貢獻,這是我們費了多大力氣,付出多少代價才得以建立的共識。是什麼力量讓它變得如此不堪?

2

「別讓李嘉誠跑了」時,我曾寫文章表示,如果李嘉誠有罪,請按法律嚴辦他,如果他無罪,請嚴懲這樣刻意製造對立,激化矛盾,破壞社會信任的輿論。

如果任由這種輿論滋長,則中國大陸民營企業家們,也可能被這樣「輿論」。甚至,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也被這樣「輿論」。

因為這些輿論本身就是莫須有、自相矛盾。其目的就是製造對立,激化矛盾,搞破壞。如果它不被追究,甚至演變成潮流,今天可以莫須有某人,明天,後天就能莫須有任何人,也破壞更多。

以李嘉誠為例,這種莫須有和自相矛盾,就顯而易見。這些人認為李嘉誠從地產到零售到電力再到通訊,是掌握了香港,是害了香港,是把香港變成了「李家的城」,但當李嘉誠買下英國的鐵路,買下英國的天然氣,買下英國的電力,甚至自來水,最終被認為是「買下半個英國」,他便是背叛祖國,是要去建設和造福英國了。

這種輿論的破壞,同樣顯而易見。

這些年,社會上對民營企業家的輿論思潮,民營企業家的信任感每況愈下。「別讓李嘉誠跑了」,就是一個分水嶺。很多事情,都是從那時一步步變壞的。

以至於到今天,我完全相信,把馬某,換成其他的某,甚至換成政府的某某某,相同的連鎖反應,也完全有可能發生。

3

民營企業家們的作用和貢獻,無須多言。但還可以補充幾句,搞壞民營企業家們,對國家和國人都沒有任何好處。

去年以來,僅僅排名前幾位的中國網際網路科技公司,其市值縮水就將近萬億美金。這種縮水,在相當程度上,都與社會上對民營企業家的敵意輿論,與把網際網路平台治理莫須有成「打土豪,分田地」的輿論,與這些輿論被一次次放大有關。

這些公司的斷崖式資產縮水,老百姓受益了嗎?經濟受益了嗎?目前是沒有看到。跌下去的萬億美金,既沒有裝進老百姓的腰包,也沒有變成國家的財稅收入。

相反,我看到的是,一個接一個的企業創始人,紛紛隱退。其中一些人,三、四十歲,正值當打之年淡出舞台,開始跑了。

我看到的是,他們的公司陷入動盪,很多人在失去工作。他們的市值縮水,也讓很多其他企業和老百姓,跟著財富縮水。他們的退卻,讓更多企業創始人不安。

這些人的闖勁、冒險和創新精神,是社會的可貴財富啊。應該鼓勵他們繼續創造,打拼,並且為他們營造更好的創造與打拼環境,讓他們去創造和成就更多。他們有錯誤,去糾正,去幫助;他們違規違法,去嚴辦嚴懲。但不能因為他們的企業夠大,財富夠多,就隨便給他們扣上資本家,剝削者帽子,甚至莫須有罪名。

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還需要為自己的私人物質享受去奮鬥嗎?他們繼續打拼,繼續創造更多,繼續變成了福布斯上財富更多的人,他們享受得完那些嗎?最終,還不都是社會的,是黨和國家,是人民的。

我們看到他們的財富,也應該看到他們當初的不易,看到他們的一顆初心。

無論是馬雲當年的「我不成功,會有人成功,但我希望中國人早點成功,」以及在一間民房,一個電話一個電話拉客戶的艱辛歲月,還是其他,都是來之不易的。

如果讓這樣一些人,篳路藍縷,激情燃燒到最後,只能換來黯然,甚至被隨意抹黑栽贓的下場。還有多少企業家與商人,會去篳路藍縷與激情燃燒,而不是只要自己夠吃夠喝,財務自由了,就可以退了。

4

李嘉誠曾以范蠡和富蘭克林比較,表明自己和中國企業家的幸運,表達對中國企業家、中國經濟、中國社會的樂觀。

他說,「士農工商」深深紮根在中國人傳統思想內,讓從政治家到學者,在評價「商」的同時幾乎都異口同聲帶著貶意。

「他們負面看待商人經濟的推動力,在制度上,各種有欠公允的法令歷代層出不窮,把司馬遷《貨殖列傳》中對商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丶資源互通有無丶理性客觀的風險意識丶資本運作技巧丶生生不息的創意貢獻等等正面的評價,曲解為唯利是圖的表徵,貶為『無商不奸』,或是『熙熙攘攘,都是為利而來,為利而往』的唯利主義者。」

李嘉誠認為,范蠡的那句「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就說盡了這種思想之下的缺憾,並且強調正是這樣的缺憾,才讓范蠡沒能更好地推動社會進步,而只能是小心翼翼地有所作為,有所不為,並不斷以「消極的抗拒」去明哲保身。

「他歷盡艱辛協助勾踐復國,又看透勾踐不仁不義的性格;他建立制度,卻又害怕制度;他雄才偉略,但又厭倦社會的爭辯和無理;他成就偉大,卻深刻體會到世間上最強最有殺傷力的情緒是妒忌,范蠡為什麼會有如此消極的抗拒?」李嘉誠認為:

范蠡在每次功成之後的身退,而不是推動改變,就是一種消極與無奈的抗拒。

與范蠡對應的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則在各個領域都盡情地展現了自己的抱負和才華,不但成就卓越,也為社會貢獻巨大。

李嘉誠說,「范蠡和富蘭克林,兩個不同的人、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放在一起說好像互不相干,然而他們的故事值得大家深思。他們在人生某個階段都扮演過相同的角色,但他們設定人生的目標完全不同。范蠡只想過他自己的日子,富蘭克林利用他的智慧丶能力和奉獻精神建立未來的社會。就如他們從商所得,雖然一樣毫不吝嗇饋贈別人,但方法成果卻有天淵之別;范蠡贈給鄰居,富林克林用於建造社會能力(Capacity building),推動人們更有遠見、能力、動力和衝勁。」

總結起來,范蠡改變自己遷就社會,而富蘭克林推動社會的變遷。

李嘉誠還曾強調,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企業家是幾千年歷史中最為幸運的,「不必像范蠡一樣受制於當時社會價值觀,只能以『無我』為外衣,追求『自我』,今日我們可以像富蘭克林建立自我,追求無我。」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一再強調非公經濟的地位,強調企業家精神的弘揚,包括對企業家私人財富的保護。最近幾年,更是年年有重申與強調。然而:

社會上總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持續興風作浪,不斷製造歪曲輿論或抹黑事跡,陷企業家們於不安,破壞黨和政府的形象。

強烈建議,要清查這股神秘力量,正本清源,還企業家們一個心安。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華商韜略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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