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7日，上海一名身穿防護裝備的人員守在黃浦區一個被封鎖的區域外。(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儘管上海當局聲稱該市的中共病毒病例正在下降，但大多數居民仍然被鎖在他們的公寓、大院或工作場所中。一些被困在上海的澳大利亞人請求澳大利亞政府組織歸國航班，幫助他們逃離上海。
COVID陽性居民被上海當局強迫離開他們的家，進入條件惡劣的擁擠的方艙醫院。一些澳大利亞人也經歷了同樣的情況。在深夜被大院管理人員、衛生當局和警察敲門，試圖迫使他們自願離開家，在隔離中心「露營」。
上海的澳大利亞僑民在接受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採訪時表示，他們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在上海生活了15年的澳大利亞商人奧廷格（Nick Oettinger）說：「如果我被逮捕，我得到的領事援助比被扔進這些檢疫中心更好。」
「人們被從他們的家裡拖出來，那裡衛生條件差，沒有人會講英語，也沒有領事服務通道」，奧廷格說，「當然，坎培拉必須對此事提出外交抗議」。
奧廷格先生指出，在封鎖的最初幾周，法國和英國的外交信函寫給中共政府，要求在檢疫中心不要將父母和孩子分開。雖然澳大利亞是信中提出要求的30個國家之一，但奧廷格認為當地的情況需要更多的回應，包括為急於離開上海並返回家園的澳大利亞人提供更多幫助。
「領事館組織一個包機有多難？」奧廷格問，「拿起電話給澳航，算算帳，再跟上海的澳大利亞社區說說我們每人要花多少錢」。
數百名澳大利亞人在名為「五月離開」和「六月離開」的微信群中分享信息，他們正試圖在離開上海的有限航班上找到稀缺的座位。但令他們更加焦慮的是，定期的航班取消將使一些外籍人士滯留在機場，因為社區大院的保全不允許離開的居民再返回。
ABC看到的信息表明，澳大利亞領事人員正試圖提供幫助，但卻面臨著中共官僚機構的激烈抵制和巨大壓力。
在一個案例中，一名澳大利亞官員與一名有特殊醫療需求的澳大利亞婦女所在的居委會進行了交談，但在希望允許她在家裡進行隔離時遭到拒絕。這名官員隨後試圖聯繫更高級別的主管部門，但根本無法與相關負責人交談，他發誓第二天會繼續跟進。
澳大利亞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的外交政策專家、前駐北京外交官娜塔莎·卡桑（Natasha Kassam）表示，領事館官員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雖然在這種情況下，澳大利亞人尋求幫助是完全正確的，但澳大利亞政府能夠提供的領事服務會非常的有限」，卡桑解釋說，在緊急情況下，在一個不透明的、不斷地改變政策的政治體系中，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DFAT）受到很多限制」。
DFAT的一位發言人告訴ABC，澳大利亞駐上海總領事館「繼續就COVID-19的應對措施與地方當局直接接觸，包括家庭待遇以及解決與COVID限制相關的福利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