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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在十三陵勞動快要結束的時候，就有消息說，回校後將要把我們這些「奴隸」集中起來。消息說，學校兩派武鬥正酣，聶元梓的校文革害怕黑幫們從中鬧事，決定將「黑幫」集中管理起來。我們一回到學校，就沒有回到自己的宿舍，而是直接到建立「黑幫大院」的工地上。這就是說要我們自己給自己建立一座監獄，或者說是「作繭自縛」。
「黑幫大院」就是聶記監獄。這個監獄就在北大西門內左側的東方語言文學院大樓後面。原來那裡有12間平房，是北大的業餘學校。文革一來，業餘學校也不辦了，他們就要在這裡建立「黑幫大院」。工程並不複雜，就是把蓆子連結起來，搭建成一個圍牆，大概有三米之高。具體的時間我已記不清了。「黑幫大院」的正式名稱似是監改大院。《北京大學記事》對此有所記載：「1968年5月16日，校文革決定在校內民主樓後面的平房建立監改大院（『監改大院』俗稱『牛棚』），先後關押各級幹部、知名學者及師生218名，『監改大院』設有監管人員20多名，由國際政治系學生劉國政任總負責人（劉國政是歷史系學生，不是國政系學生。引者按）。」
在「黑幫大院」這所監獄裡，北大的主要幹部，從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有時被關在這裡，有時又被關到別處）到各系、各部處的大多數幹部，都被關在這裡。200多人都有名目。例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反動學術權威、沒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漏網右派、流氓、牛鬼蛇神、反動學生等等。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指文革前學校的各級幹部；所謂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就是指寫過一些不符合他們口味文章的人；所謂叛徒，就是指那些曾經被敵人關進監獄裡的人；所謂現行反革命，就是指那些曾經對文化大革命有過不滿言論的人；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就是指在學術界、科技界有成就的學者和科學家；所謂沒有改造好的右派，就是指那些被冤枉劃為右派而始終不肯認罪的人；所謂漏網右派，就是指那些欲加之罪、不患無詞的人；所謂流氓，就是指那些生活作風不夠嚴肅的人；所謂牛鬼蛇神，就是指那些對他們不滿而找不到適當帽子的人。總之，他們製造了各式各樣的帽子來打擊他們要迫害的對象。
在「黑幫大院」受迫害的北大名教授我認識的有：化學系的傅鷹和邢其毅，他們是中國著名的化學家；地質地理系的侯仁之，他是中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歷史系的鄧廣銘，他是中國著名的宋史專家；歷史系的張芝聯，他是中國著名的西洋史專家；中國語言文學系的吳組湘，他是中國著名的文學家；朱德熙，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王瑤，中國著名的現代文學史家；魏建功，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法律系的陳守一，中國著名的法學理論家；芮沐，中國著名的刑法專家；季羨林，中國著名的東方語文學家、散文家；西語系的朱光潛，中國最著名的英國語言文學家、美學家；李賦寧，中國著名的英國語言文學家等等。上面我提到的都是我所認識的若干著名教授，至於我不認識的還有很多。他們都是中國社會的精英，對中國文化有過相當貢獻的人。而這些人現在都受到豬狗一樣的待遇。劫後，梁漱溟先生曾寫過一首詩哀悼中國的知識分子，其中有幾句說：「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猶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在那個時代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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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幫大院」里的管理者，雖然大多數是學生，但他們出手不凡，懂得不少管理的策略。記得馬基雅維利的權術中有這樣一條：「不讓國家知道世界上發生的事，不讓首都知道外地發生的事。」它的意思是要將自己的奴隸或其他獵物同外界隔絕，變成聾子、傻子，變成沒有思想、沒有頭腦、馴馴服服、服服帖帖任人擺布的工具。根據這種指導思想，「黑幫大院」規定：(1)要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2)黑幫之間，不准傳遞任何信息；(3)黑幫同黑幫不能說話；(4)黑幫晚上大小便，要向值班人員報告；(5)黑幫走路要低頭；(6)不能擅自走出監改大院；(7)扣除每個人的工資，只給每人留17元伙食錢。大家都住在大院裡，沒有什麼信息可以獲得，這點容易做到。只有低頭走路這一條執行起來很難。因為一個正常的人都是抬起頭來、眼睛平視走路的，這是生理上的需要，違反這種生理的需要，就很難受，常常會有人自覺或不自覺地直起頭來走路。
在「黑幫大院」，如果你稍不留心，就會被監管人員來一個當頭棒。我就曾經看見一個被監改的人員，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他一時疏忽了低頭走路的規定，被一個監管人員看見了，這個監管人員立即當頭一棒，喝道：「低下你的狗頭來！」所幸我對這一條比較注意，沒有受到過這種當頭棒喝。
只給17元伙食費，夠吃家常便飯了。沒有外出的自由，也沒有花錢的機會，也不感到十分難過。但也有例外。有一天，從河南家鄉來了一個堂妹，她是一個貧農子弟，來北京告狀，在「黑幫大院」找到我。我當然無法關心她要告什麼狀，也不敢問她家鄉的任何情況，相對無言地站了一會兒。這時候，我的母親已經去世，我是多麼想問一問我母親去世前後的情況，但這在監獄裡是絕對不允許的。我的堂妹要走了，她說她回家沒有路費，要我給她一點錢。這在平時是絕對要盡的義務，我向監管人員請示，可否從我的工資里給她30元錢？監管人員拒絕了我的請求。我的堂妹眼淚汪汪地望著我走了。我這個人不大會哭，而在這裡、這個時候也不敢哭。據後來了解，我的堂妹回家後沒有透露我在北京的情況。
1968年國慶節，我們是在監改大院度過的。百無聊賴中，趙寶煦同志口占一首《西江月》小詞，排遣他的鬱悶。錄之於下，以見證當時在「黑幫大院」被迫害者們的心情。
「黑幫大院」即興（調寄西江月）
是人是鬼未定，
走來走去低頭，
黑幫大院數風流，
蝦蟹魚龍都有。
熱火朝天國慶，
淒風冷雨中秋，
值班深夜啃窩頭，
休管明天挨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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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幫大院」，一般的情況是白天勞動，晚上回來學習毛澤東的著作。在那個時候，據說北大有500個勤雜工。文革一來，他們都解放了，由我們這些人取代了他們的工作。每天吃過早飯後，「黑幫大院」的黑幫們，分成若干小分隊，到不同的地方去勞動。我和趙寶煦常常去北材料場，有時去南材料場。
晚上收工後吃晚飯，晚飯後是例會，這個例會每天都有，是監管人員集中迫害「黑幫」的時候。每天晚飯後，一聲哨子響，全體集合。大家因為怕挨打，都爭先恐後地去排隊。排好隊後，就是聽他們的訓話。他們的訓詞，開頭照例是：「烏龜、王八蛋們！豎起你們的狗耳朵聽著！你們都是人民的罪人，你們要好好改造，否則，只有死路一條。」訓詞之後，就是挑毛病了。他們會無中生有地說某某人今天勞動不好，立即把那人叫出來，問：「你今天為什麼偷懶？」如果你不承認偷懶，他就幾個嘴巴打過去，打得你滿嘴出血。那時候還有一個制度，就是規定背誦毛澤東語錄。頭天給你布置一條毛的語錄，第二天的例會上讓你背誦，你如果不會背誦，就要遭毒打。毒打之外，還用各種辦法折磨你。我記得哲學系有一個教授，名叫桑燦南，可能是他的記憶力差一點，每次背誦毛語錄，他總是背誦得很不流利，因此總是被打嘴巴。打了之後，就呼口令：「立正，向後轉，向前走。」聽見口令的桑燦南，抹一下嘴上的血，馬上就立正，接著就向後轉，然後就向前走。他前進的方向是一堵牆，桑燦南一直走，頭已經碰在牆上了，監管人員也不喊立定。此時的桑燦南，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有原地踏步。監管人員看見桑不前進了，就呼叫：「桑燦南，怎麼不走了？繼續前進！」這實際上是讓桑燦南用頭向牆上撞。桑燦南沒有辦法，只好以頭撞牆，結果弄得滿臉是血。每個晚上例會，他們都要用這種辦法折磨幾個人。趙寶煦就曾經這樣被他們折磨過。趙寶煦同當時的黨委副書記張學書在同一間房裡住，而且床鋪靠近，兩人又非常熟悉，有時會違反禁令說幾句話。有一天，張學書問趙寶煦黨費如何交法？趙告訴他如何交法。趙說我領18元生活費就交1.8元。張說，我仍按以前的工資交黨費。這個簡短的談話，被某某人匯報上去了。這個談話違反了兩個規定：(1)違反了黑幫之間不能說話的規定；(2)黑幫是敵人，沒有資格談黨費問題，談論黨費表示不肯認罪，是翻案的表現。當監管人員聽到這個匯報後，就在例會上問趙寶煦：「你同張學書談話是不是事實？」趙回答：「是。」監管人員又問：「你是不是混進黨內的？」趙為了避免挨打，無奈地回答：「是。」之後，監管人員就喊口令：「立正！向後轉！齊步走！」趙寶煦按照口令走去，前面是一棵樹，無法前進了，趙只好面對樹原地踏步。他面對樹一直站了4個小時，到了夜裡11點才讓他回去。
像這樣打人、罵人、折磨人的事，每個晚上都有，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對於這個晚上例會，都提心弔膽。首先是一面勞動，一面默默背誦毛的語錄，以應付晚上的例會。我不害怕勞動，不怕吃苦，只害怕這種對人的折磨和侮辱。我們在北材料場勞動，沒有挨過罵，更沒有挨過打。那裡的工人對我們表示同情，有時候還同我們說悄悄話，叮囑我們要保護好身體，要處處小心。我十分感謝他們。有的師傅的姓名我忘記了，只記得一位何師傅的憨厚善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在想，為什麼工人這麼善良，而那些有知識的大學生卻那麼殘暴？人性善？人性惡？階級性？我說不清楚。後來我想出了一個道理：人們的利益觀決定人們的行動。工人們只是靠自己的兩隻手幹活吃飯，他們沒有別的能力，沒有想過一夜會暴富起來，也不妄想在自己的生命里會出現奇蹟。而有些知識分子則不同，他們以為自己有能力，幻想一夜會發達起來，以為只要緊跟某某路線，就可以直線上升。不是嗎？不少地方的縣委書記、縣長，不少地方的省委書記、省長一個一個地垮台了，而不少名不見經傳的人一夜之間變成了縣委書記、縣長，變成了省委書記、省長。真箇是「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這樣的暴發戶，怎能不引人發狂呢？所以，他們有些人要發狂地表現自己。怎樣表現？就是瘋狂地打罵鬥爭「黑幫」，表示自己是最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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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幫大院」雖然只是一層席棚，但卻如同銅牆鐵壁，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裡面20來個監管人員如同牛頭馬面，個個兇狠異常。在這個用草蓆圍起來的小院裡，陰森可怕，隨時都可能有災難降臨身上。走路忘記低頭，要遭棒打；不慎同別人說了一句話要挨嘴巴；背毛語錄掉了一字，要吃耳光；出門沒有帶毛語錄要罰跪；呼叫一聲沒有馬上回應，也要挨鬥。事情已經過去30多年了，有些事情已經忘卻了，現在僅就還記得的一二，略述如下：
(1)周鐸身上的血。
前面我介紹過周鐸。隨著監改大院的建立，周鐸也進來了。他雖然並非大人物，但卻是監管人員關注的對象。他在勞動中挨打最多，他穿一條白褲子，褲子上經常血跡斑斑。他被整得精神錯亂，神經失常，他到海淀的飯館裡舔人家的碗底，在去勞動的路上揀柿子皮吃。監管人員見他如此，就狠命地打他，打得他滿身是血，在地上翻滾。雖則如此，他依然如故。監管人員問他：「周鐸，你為什麼揀柿子皮吃？不是給我們政府抹黑嗎？」周鐸怯生生地說：「我不是抹黑，我喜歡那個味道。」人到這個樣子，算是改造成功了。在兩個月後的一個全校「寬嚴」大會上，給了他個從寬處理，並被分了工作。但他十多年來身體被嚴重摧殘，不久就死去了。
(2)李賦寧鼻口冒血。
我在前面提到過，李賦寧是國內有數的英國語言文學家。有一天他勞動完畢，在回「黑幫大院」的路上，看見一張大標語寫著：「崔雄昆罪該萬死，死有餘辜！」在那個年代裡，凡是出現這樣的標語，就表明這個人自殺身死了。崔雄昆是什麼人，他原來是北大的黨委副書記、教務長，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他是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文革開始後，他又是文革中的積極分子，因而成為聶元梓校文革的結合幹部。當時北大分為兩派：新北大公社派和井岡山派。前者是擁護崔的，後者是反崔的。當李賦寧看到這一消息後，就在院內悄悄地散布了這一消息。崔雄昆之死，是校文革的不幸，他們忌諱別人知道這一消息。當他們知道李賦寧散布了這一消息時，「黑幫大院」的監管人員，就狠狠地打了李賦寧的嘴巴，李馬上鼻嘴出血。當李被打時，我就在李的身邊，嚇得心裡咚咚的響。因為我也看到了這條標語，也散布了這條消息，只是沒有被他們發現。
(3)陳守一、黃一然經常被打翻在地。
陳守一，老共產黨員，法學界的老前輩，曾在中央政法幹校做過副教務長。文革前是北京大學黨委常委、法律系主任。文革前夕，康生之妻曹軼歐曾找他寫攻擊北大黨委發動文革的大字報，他拒絕了；不得已，曹軼歐才去找聶元梓。在複雜的革命鬥爭環境中，他曾一度脫黨，這是早已弄清楚了的問題，而此時又被翻騰出來，被誣陷為叛徒。這兩大罪狀，特別是拒絕寫大字報的罪狀，更是被上綱為反毛澤東路線，當然是十惡不赦。我曾多次看見這位老革命家被打得遍體鱗傷，在地上翻滾，真是所謂「打翻在地，又踏上一隻腳」。最早的一次是在煤場，那是1966的文革初期；後來是在「黑幫大院」。
黃一然，老共產黨員，曾做過我國駐蘇聯大使館參贊，當時是北京大學副校長。他也蹲過國民黨的監獄，因而被誣陷為叛徒。在「黑幫大院」，那些監管人員對被誣陷為叛徒或特務的人格外殘酷。我曾多次目擊這兩位老共產黨員被毒打的情況。有一次，就在大院內，一個監管人員問黃一然：「黃一然，你是不是叛徒？」黃答：「我不是。」打手罵道：「混蛋，你不老實！」說著，一拳打下去，黃栽倒在地。打手喝道：「你別裝死！」說著，就用腳踢，肋骨上踢。踢得黃一然發出聲來。同樣的情況，我還看見他們這樣毒打陳守一。
(4)捉弄王瑤。
王瑤是中國語言文學系的教授，研究並教授中國現代文學史。我不知道是有人揭發王瑤勞動偷懶，還是監管人員故意捉弄王瑤。他們強迫王瑤手上拿一面鑼，一個小槌子，走遍全院12間房子。每到一個房間就敲鑼，同時向大家宣讀寫好的幾句話：「我是王瑤，是中文系的，我幹活偷懶，我是壞蛋，請大家不要學我。」
(5)唐子健跪石渣。
唐子健是物理系的講師，他患有腿疾，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在北大兩派的鬥爭中，他支持井岡山一派的觀點，這就為聶元梓校文革所不容，並把他抓到大院來進行批鬥。別人被批鬥時，是站著，或讓彎腰站著。因為唐子健腿有毛病，不能站立，打手們就讓他跪在地上。後來又從別的地方弄來一些石頭渣子，勒令他跪在石渣子上批鬥。
(6)被五花大綁、打得皮開肉綻的朱承立。
朱承立是西語系的年輕教師，1957年被劃為右派。文革風暴一來，他也被送進「黑幫大院」。他年輕氣盛，受不了這裡的折磨，有一天，他偷偷地逃走了。我也記不起來他逃向何方。「黑幫大院」的打手們用了好幾天的工夫，又把他抓回來了。抓回來後，幾個大漢手執皮帶，抽打朱承立，把他打得皮開肉綻。朱承立雖然疼痛難忍，但他並沒示弱。打手們也無可奈何。
(7)朱光潛的吃飯之辱。
朱光潛當時是一位70歲的老人，中國著名的文學家、美學家。照理他應該是受人尊敬、有人侍奉、在家安度晚年的時候，可他也作為「黑幫」被揪出來。在「黑幫」的隊伍里，是賤民，大家沒有高、低、貴、賤、老、少之分。在吃飯的時候是依次排隊的，而朱先生卻排在後面，他飢腸轆轆，不自覺地走到了前面，被舔痔之徒向監管人員告發。晚上例會時，他們要整朱先生了。監管人員一聲斷喝：「朱光潛，出隊列！」一位白髮老人走出了隊列。他立正地站著，監管人員問：「朱光潛，你今天犯了什麼錯誤？」朱光潛答：「沒有。」監管人員問：「你吃飯為什麼不排隊？」朱光潛答：「我不是故意的。」監管人員：「明天寫認罪書。」第二天晚上例會時，朱光潛在會上宣讀了兩首認罪詩，我只記得一首：「買飯排最後，飢腸似熬煎，誰叫你貪吃番茄，誰叫你排隊搶上前？」
(8)史夢蘭因耳聾吃嘴巴。
史夢蘭是1937年入黨的老黨員，是文革前的北大黨委第一副書記。他是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揪出來的。他和我同住一室，他耳朵不好使。有一天，一個監管人員呼叫：「史夢蘭！」史夢蘭沒有聽見。接著又是一聲「史夢蘭」的呼叫，史夢蘭仍是沒有聽見。那人怒吼了，他跑過來對準史夢蘭的臉，一連幾個耳光，並叫罵：「老混蛋，你幹什麼吃的？」史夢蘭被打得口鼻出血，一臉無奈。
(9)胡壽文、趙以炳被侮辱與被折磨。
胡壽文是1948年入黨的黨員，長期任北大生物系的總支書記。系總支書記，已經夠上「走資派」的頭銜，還曾經同他的愛人議論過當時的極左政策，於是走資派之外，又被扣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當然是罪上加罪。因此，他成為監管人員求之不得的獵物。他們無事可干，就以打罵「黑幫」取樂。有一天中午，正烈日炎炎，有一個監管人員命令胡壽文張開雙目，對準天上的烈日直視了半個小時，而他則在樹陰下看笑話、取樂。這事我雖早知道，但並非我親眼所見，後來我問老胡：「他用這個辦法折磨你，動因何在？」老胡說：「沒有什麼動因，就是他們要侮辱我，他們要取樂。」最近我拜讀了周一良先生的《自傳》，看到監管人員曾經用同樣的方法折磨他的夫人鄧懿教授。還有一次，監管人員把胡壽文和趙以炳從獄房裡叫出來。趙以炳是生物系的教授。監管人員要胡壽文和趙以炳「牛抵頭」，就是要胡和趙兩人的前額相抵，作「牛抵頭」狀。這樣，兩人都要各自半弓腰，以保持平衡。這種狀態如果堅持三兩分鐘也沒有多大關係，可惡的是，這些缺乏人性的傢伙，竟讓他們這樣站了半夜，使他們兩人疲憊不堪。
(10)李獻之被打不計其數。
李獻之，地球物理學系的教授，此時大概60多歲，他是大院挨打最多的人之一。他們為什麼要那樣經常打他，現在也記不來了，也沒有去問過他。我只記得他不斷挨打。
(11)文重被打耳光。
文重，曾任北京大學秘書長，化學系副系主任。按照「黑幫大院」的規定，晚上為學毛著時間。監管人員是不學毛著的，他們只是從毛著中尋找毛澤東罵敵人的話，用來罵他們監管的教授和幹部。但他們卻強制教授和幹部們學毛著。有一天，一個監管人員走進房間，檢查學習，他要文重背誦毛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這段話，文重背錯了一個字，他便開口大罵，聲音極高和粗暴，並動手打了文重幾個耳光。我住在文重的隔壁，對打罵之聲聽得很清楚，我們這個屋子裡的人都非常緊張。第二天，我們才知道詳細情況。
在「黑幫大院」，監管人員打人是經常的事，被打的人很多。他們打人也沒有什麼理由，有時只圖一時痛快，有時也只因小事一樁。例如，你沒有低頭走路；或者你同另外的「黑幫」說了兩句話被他們聽見；或你耳朵有點毛病，沒有聽懂他們的話；或者你背誦毛語錄不流暢；或者你背誦毛語錄漏掉了一個字或兩個字；或者他們根據某些不實之詞強迫你承認；或者你忍受不了他們蠻不講理的虐待而稍感不愉快；或者他們覺得你走路快了、慢了或者說你勞動磨洋工；或者說你學毛著不積極；或者根據匯報人的某些莫須有的匯報，都可以成為打你、罵你的起因。因為這都是35年以前的事，有些人我並不認識，上面的事例大都是我親眼看見的，至於我沒有看見的也不知有多少。那些不堪回首的事，真是罄竹難書，我這裡說的只是掛一漏萬。
選自《我在北大六十年》，陳哲夫著，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