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二哥和二嫂的合影
圖(2)：大胖和二胖的合影
圖(1)是一對夫妻的合影，男的是我的二哥，女的自然是我的二嫂，叫李之明。圖(2)中的兩個小孩兒是二哥二嫂的兩個兒子，大點兒的乳名叫大胖（學名劉冉），小點兒的叫二胖（學名劉征）。你可能要問了，這四口人既然是一家，幹嗎不弄張「全家福」放在這裡呢？因為沒有。那就補照一張啊？不可能了！——這個家庭已經永遠中止於1976年7月28日凌晨3點42分——唐山大地震發生的那一刻。
「林道靜」竟成了我的二嫂
1964年初春，我正在唐山四中讀初三。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上街玩耍回來，剛進門，母親一把拽住我，叫我輕聲點兒，並用下巴神秘兮兮地朝裡屋扭扭。當時我家住的是一座日本人留下的獨院，三間正房，兩間廂房，房子倒是不少。可家裡人口多，除父母外，我還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年幼的妹妹。大哥已結婚多年，他一家五口住著兩間廂房，我和父母、年幼的妹妹住在正房中間屋，裡面那間留給我二哥。二哥當時在唐山八中教書，年近三十還沒有對象，自然成了我父母的一塊心病。二哥長得英俊瀟灑，工作好收入高，按說搞對象屬於「隨便挑」的那種人，但那些年親朋好友走馬燈似的給他介紹了一個又一個，二哥就是一個都看不上眼。氣得我父親見他就沒好氣，罵他「瞎臭美」，母親也從不給他好臉兒，有一次說急了抄起笤帚疙瘩追著就打。在這種情況下，母親的神秘自然引起了我的好奇，意識到這「神秘」八成和二哥的對象有關。我躡手躡腳走到裡屋窗前，借著紗布窗簾窄窄的縫隙一看，果然見一個穿著黑紗連衣裙、手裡攥著一本書的女青年端坐在我家席夢思床邊，瞪著兩隻水汪汪的大眼睛，在聽我二哥講著什麼。我端詳著這位「不速之客」，一下認出，她就是我們學校的那個「林道靜」！
原來，這些天我在上學路上，經常碰到一個舉止文靜、腋下不時夾著一兩本書、女大學生模樣的人，和我或前或後地走著。她細高的個兒，齊耳的短髮，經常穿一身洗的發白但十分潔淨的藍布衣褲，脖子上圍著一條淡黃色的圍巾。每次見到她，我都會悄悄觀察她——多像電影《青春之歌》裡的那個林道靜呵！時間一長，我知道「林道靜」是我們學校六二屆高中畢業生，成績很好，是班裡的班長，考大學時報的是人大中文系，由於出身不好沒被錄取，現被我們學校召回任初中語文老師。萬萬沒有想到，她今天竟「闖」進我們家來了。
待二哥送走「林道靜」回到屋裡，母親立刻過去問：這個女的幹啥來了。二哥臉上還沒脫去剛才的興奮，慌忙解釋：「別瞎猜，人家問功課來了。」怕母親不信，二哥又把「問功課」的起因細說了一遍：前幾天，教師在唐山劇場包場看京劇《釵頭鳳》，「林道靜」也去了，在二哥他們靠後幾排坐著，英俊瀟灑的二哥引起她的注意，問鄰座的一位老教師這人是誰，老教師向她介紹了二哥的情況，還特別說了句「他還沒對象」。二哥的解釋更加重了母親的疑心：「我看她不像是問功課，是衝著搞對象來的。」果不出母親所料，從那以後，「林道靜」來「問功課」的次數越來越多，呆的時間也越來越長，二哥和她的交往也越來越密切。一天傍晚，我聽到母親在裡屋和二哥小聲嘀咕：「這個女的我打聽到了，就在廟前街（離我家隔兩條胡同）住，聽說出身不大好，好像是資本家。」母親叮囑二哥，搞對象可得小心點呀，這出身不好的千萬不能要呀。母親的這種擔心自然有她的道理，當時正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年代，搞對象首要一點就是看對方的家庭出身。就我家來講，我父親是一個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三親六故找不出一個純工人純貧下中農，加上原在省政府工作的我大哥前幾年剛剛被打成右派，按當時的標準，我家的出身總體上雖說不上黑，但絕對不是依靠對象。在這種情況下，子女搞對象太需要找個出身「紅」點兒的給壯壯門面了。可我二哥天生是個只會啃書本的書呆子，對政治不大關心，搞對象更是只注重性趣相投。母親雖有所顧忌，但一想到二哥年齡也這麼大了，隨著他倆交往的深入也就默認了，沒再說什麼。大約在1965年初，二哥和「林道靜」結婚了。
結婚那天，當二嫂當著眾人的面怯生生地叫我母親第一聲「媽」時，我看到她臉上現出紅暈。事後我聽二哥跟我母親學話：「之明說她從記事那天起就沒叫過媽，第一次叫還挺繞嘴。」我這才知道二嫂從小就沒有母親，她家除了父親還有一弟一妹，弟弟在一家街道小廠上班，聽說木匠活兒很好，妹妹在當時的省重點中學——唐山十中上高中，是全校有名的「數學尖子」。當時誰也不會想到，就是這個「媽」字，在隨後到來的「文革」風暴中被攪成一攤污水，潑向了我的二嫂和她所有的親人。
為了婆家，把娘家的關係割斷
二哥結婚後的第二年夏天，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大胖降生，二嫂還在坐月子時，「文革」爆發了。短短几天，我所在的四中校園裡大字報鋪天蓋地，質問黨支部、深挖牛鬼蛇神，充滿了肅殺之氣。一天，靠近校門口的甬路東牆上貼出一張由語文組幾個「革命造反派教師」簽名的大字報：控訴校黨支部書記趙維德包庇重用有「殺母之仇」的李之明！生性軟弱的我看著這張大字報，腦袋轟地一下差點癱在地上，過去我只知道二嫂家庭出身不好，哪知道她竟和共產黨有殺母之仇！回到家，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母親，母親也慌了神，一個勁兒叨咕，你二哥這是自作自受呵，放著那麼多好對象不要，偏找了個「這個」，把自己搭上不說，還要捎帶上我老兒子。接著幾天，母親不知從哪裡聽來風言風語，說二嫂一家原籍在豐南縣老鋪，土改時農民要分她家的地，當時她母親和農民理論起來，火氣正盛的農民將她母親活活打死。聽說當時她母親懷裡還抱著剛幾個月大的二嫂的妹妹。大概是二嫂的父親可憐她從小沒媽，後來給她取名李之瓞。「瓞」字我查了一下字典，當小而苦的「瓜」講。
聽到這個消息我十分害怕，生怕有一天二嫂的「殺母之仇」會和我有什麼牽連。果不其然，一天上午，我正在教室外參加班裡的政治學習，臨近中午時一個瘦高個兒初三男生忽然找到我，說他是李之明班裡的學生，有一封信要我轉交給她。當時我就納悶，他們是怎麼知道二嫂和我的關係的？接過信我沒敢打開，因已預感到這封信凶多吉少——可能是篇控訴二嫂「殺母之仇」的聲討書！驚慌失措的我騎上自行車急匆匆趕到二哥家，二嫂正坐在床上給大胖餵奶，二哥在忙活著做飯。按理說，二嫂歇產假離開學校已有一段時間了，見到我該打聽一下學校的形勢，但她一句也沒問——或許她已從我驚魂落魄的樣子，或許已從這幾天充滿殺氣的電台廣播裡判斷出形勢的險惡，預感到可能要出現對自己不利的情況。見到我，二嫂只是平靜地點點頭，問我吃飯沒有，並有意轉移話題，報喜不報憂地說：「你二哥剛從學校回來，貼了那麼多大字報沒一張你二哥的。」我憤悶地瞪她一眼，把手裡的信甩給她。二嫂接過信，剛看過幾行，臉上立刻現出利劍穿心般的痛苦——正在餵奶的鼓脹乳房一下子驚出奶來，噴了大胖一臉。躺在襁褓里的大胖夠不到奶，狠勁兒地哭起來，二嫂哄著大胖，臉色逐漸緩和下來，隨手把信丟在床上，扭頭朝二哥說：「快給光生搭兌飯，光生先吃飯，光生先吃飯。」
接著，學校貼出的大字報逐漸升溫，調門也越來越高。「造反派」師生一邊批判黨支部「袒護」二嫂，一邊強烈要求黨支部將有「殺母之仇」的二嫂迅速從教師隊伍除名。面對這突如其來的風暴，二嫂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如何避免和她同在一個學校的「小叔子」受到牽連。那些日子，二嫂每次見到我，都很不自然地微微垂下眼皮，表情非常痛苦。背地裡她不止一次對二哥說：「我自己倒沒什麼，就怕影響到光生。」這以後，我發現二嫂再也沒登過自己娘家的門。「破四舊」時，她年近六十歲的老父親和未婚的弟弟被紅衛兵遣送回鄉，受盡非人的折磨，弟弟在輪番批鬥中被打聾一隻耳朵。她學習成績優秀的妹妹，「文革」前一年已被迫到豐潤縣山區插隊，兩三年也回不了一次唐山，有一次妹妹回到唐山偷偷去看她，二嫂只是客氣地寒暄幾句，也不留飯。相反二嫂對我卻疼愛有加，幾乎每個星期天都要把我叫過去，給我做一桌色香味俱全的飯菜。我衣服舊了破了，二嫂總是主動拿過去縫補，還不時給我添一兩件新衣褲。母親對二嫂不顧娘家的行為實在看不下去，有時偷偷叮囑二嫂：「該看看你爸他們去了，也不知道你爸他們現在怎麼樣了。」二嫂每次都沉悶地搖搖頭，從不作聲。有時我媽問多了，二嫂就輕聲嘆口氣：「唉，像我們家這樣的人，逃出來一個算一個吧。」「文革」中，她多次對我二哥說過：「我過了門就是劉家的人了，李家算是一刀兩斷了。」其實，二嫂對自己的父親和弟妹何嘗不愛！我見過二嫂結婚前的一張「全家福」，二嫂跪蹲在父親身旁，父女之情溢於言表。二嫂當閨女時，家裡上有老下有小，她小小年紀一邊上學一邊把家裡料理得井井有條。
二嫂和二哥共同生活了十一年，我深切體會到二嫂是個工作盡職盡責、十分熱愛生活的人。「文革」後期，二嫂在學校長期擔任初中班主任，不管多麼亂的班，到了二嫂手裡准能迅速理順，團結向上，朝氣勃勃。當時環境下，班裡總有幾個所謂根紅苗正、殺打不怕、誰又都管不了的「小流氓」式學生，但在二嫂調教下，這些「小流氓」准能很快脫胎換骨，最後變成二嫂的好朋友。二嫂性格開朗，待人真誠，很多學生愛到二嫂家做客，向二嫂傾吐悄悄話，我見過二嫂班裡有個女同學曾直截了當地對二嫂說：「我要是有個像您這樣的媽該多好呀！」李勝興出生在一個革命幹部家庭，父母在他很小的時候就離異，又各自再婚。李勝興一直跟著父親，從小就沒怎麼享受過母愛，生活苦悶而孤獨。二嫂總是像關心兒子一樣關心他，從輔導學習到縫縫補補，事事幫他操心，後來又托人找關係送他當了海軍。李勝興參軍後，每次回家探親不是先回自己的家，而是先去看二嫂。二嫂特別注意為人師表，儘管她生長在唐山，但普通話說得極好，板書也很不錯，教課一絲不苟，每次上課鈴響前都早早地站在教室門口迎候學生。二嫂是個典型的賢妻良母，即使在「文革」那樣的逆境中，家裡不管什麼時候進去都是一塵不染。二嫂從小練就了一手好針線，一家人的穿著從不馬虎，十分得體。逢年過節，用二嫂的話說「一人必添一件新衣服」。生完大胖四五年，二胖又降生了，為不給我母親造成負擔，兩個孩子從滿月起就找人看護或送到托兒所。二嫂教育有方，在那「罵人成災」的混亂年代，兩個孩子從小不說一句髒話，家中來客，大胖不管幹什麼，總是先停下來，和客人打招呼。二胖還在咿呀學語時，見到父母送客，就會主動抓著小手說「再見」。
大胖長得像媽媽，但卻繼承了父親的藝術細胞，從小喜歡繪畫臨帖；二胖長得像爸爸，卻繼承了母親的伶俐口齒，小小年紀說話有板有眼。當時正放映電影《閃閃的紅星》，上幼兒園的二胖看完電影，能說出故事的大概。一次他吃飯不小心把碗碰掉，米飯灑了一地，二嫂舉著手要打他，二胖仰臉望著媽媽，學著「胡漢三」的口氣說：「米號破點財似（是）小似（事）。」一句話把二嫂逗得大笑。這個家庭是這樣的和諧、其樂融融。
天上人間的最後一面
1970年代初，我結束了幾年的插隊生涯，分配到河北省豐潤縣半山區的一個公社任團委書記。1976年7月27日這一天，天氣悶熱，上午我在豐潤縣城開完會後，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騎車往唐山市里趕。我之所以「忐忑不安」，事出有因。幾天前，我接到高中好友、當時正在河北大學中文系讀書的焦今醫一個電話，說我們「說的那個事」不知誰給捅了出去，校領導正在追查他，並說這幾天可能要追查到我，要我趕快回唐山商量對策，他已從河大專門回來在家等我。原來這一年五月初，悼念周總理的「四五」運動剛剛被鎮壓下去，我去保定的河北大學看望焦今醫。一天，焦的宿舍圍聚了幾個來自三十八軍的高幹子弟，傳播了一些江青整周總理的小道消息，大家一邊聽一邊七嘴八舌地大罵江青。回來後，消息不慎走漏，上級追查到剛剛入黨的焦今醫時，特別提到我的名字。回到唐山後，我傍晚先來到二哥家，想聽聽二嫂對這件事有什麼高見。沒想到二嫂聽完我的述說後表現得非常平靜，一個勁兒地寬慰我「沒事兒呀，沒事兒，可別往心上去。這些小道消息在我們學校也傳得很廣，上級現在有文件精神，傳播小道消息的只要說清楚，保證以後不再傳就行了。」並教給我一旦找到我時應如何應對。因為晚上二哥還要去八中值班，我當晚也必須見到焦今醫，當二哥準備推車時我也隨之起身。二嫂邊送我倆邊囑咐我，二哥邊走邊聽，憤憤地說：「江青這叫什麼玩意兒啊！」二嫂趕忙擺擺手：「別說了別說了，就頂這兒吧！」二哥瞟了二嫂一眼，會意地點點頭：「行——就頂這兒！」外屋已躺在床上準備入睡的大胖見我們要走，強睜開朦朧的眼睛，微微欠起腦袋，朝我們倆點了個頭。誰會想到，一句「就頂這兒」，竟成了二哥夫妻之間、我與二嫂之間的訣別話語！大胖的微微「點頭」，竟成二哥父子、我與大胖侄子的最後一面！
待我和焦今醫達成「攻守同盟」回到家裡時，已接近午夜，我怕驚動家人，躺下就睡。當時我和父母同睡在一個用磚坯搭成的土火炕上。我睡在炕的東邊，父親睡當中，母親睡西邊。進入夢鄉後不知多久，突然一聲天崩地裂般的巨響，把我驚醒，我剛翻過身，就見眼前的窗戶、門框和破碎的牆體轟隆隆塌了下來。我本能地將身體半跪式一屈，雙手剛把頭抱住，倒塌下來的廢墟一下就把我淹沒了，我使勁晃動晃動身體，一點都動不了。「這是怎麼回事呀，是原子彈爆炸吧？」我隱約聽到父親的喊聲。「不是原子彈爆炸，地震了，是地震！」我拼力應答著。房屋塌下來的那一刻，我就聽到睡在炕西邊的母親喉嚨里發出「啊——啊——啊」的痛苦呻吟聲，一會聲音就微弱了，事後我才知道，是一塊滾落的石頭砸中了母親的腦袋，母親的鼻骨都被砸平了。待我被兩個侄子和鄰居老徐從廢墟中扒出來時天已大亮，天上下著細細的毛毛雨。我看到，周圍方圓幾里的建築已全部夷為平地，只有離我家三四里開外的唐山機車車輛廠水泥築成的水塔還突兀地立在那兒，分外顯眼。離我不遠處，一個上年歲的婦女正摟著一具廢墟上的屍體失聲痛哭。在我身邊，除母親遇難外，還有我大哥家的一個侄女和一個侄子。大哥本人被砸得胸骨、鎖骨多處骨折，已不能說話，正躺在廢墟上呻吟。看到這種情況，我很快想到二嫂，問道：「我二嫂他們也不知道怎麼樣了。」此時，我還在天真的幻想，要是二哥二嫂這時能領著大胖二胖出現在這裡該多好啊。年邁的父親癱坐在廢墟上，聽到我的問話，愁眉苦臉地望望天空：「唉，都到這個時候了，你二嫂他們要是活著早該上來了，再不上來恐怕是砸死了。」我看看周圍，人們像一根根木頭似的直愣愣地在廢墟上站著、趴著或坐著，沒有一個人還在繼續扒廢墟里的人。是呀，都到這個時候了，人的生死界限老天爺早給劃定了——我麻木地蹲在廢墟上，雙手托著腮一動不動，腦子裡一片空白。
大約過了三四天，我陸續聽到兩個消息：一是我二哥還活著，只是砸傷，現已轉到外地養傷。二是二嫂的學生李勝興震後急趕到二嫂家，現在傳來話，母子三人已經死亡。大約用了一個星期時間，待我和兩個侄子支起塑料簡易棚，陸續把我母親、侄女、侄子的屍體挖出來，抬到附近劉屯小學三棵大槐樹下埋葬後，開始商量去挖二嫂母子的屍體。那是一天上午，我和兩個侄子，還有二嫂的學生李勝興和他的哥哥——一個回家探親的現役軍官，五個人拿著破舊鍬鎬來到唐山四中操場東北角的四中教職員工宿舍廢墟。住在二哥東隔壁的李素珍老師見到我立刻就哭了。據李老師講，震後她爬出來時，還能聽到二胖哇哇的哭聲，因為埋得太深實在無能為力。她和家人把埋得較淺的大胖扒出來時，大胖還活著，但瞳孔已經發散，額頭有被石頭砸傷的傷口，李老師給他餵了幾口水，不久就死了。天下雨後，他們還找了塊塑料布蒙在大胖身上，前幾天清屍時清走了。我們幾個人用了幾乎半天時間挖開深深的廢墟時，慘狀把我驚呆了：二嫂和二胖的屍體裹在蚊帳里，已經高度腐爛且散發著惡臭，母子倆全身黑紫不像是砸死的，像是活著憋死的！二胖仰躺著，已掙脫開母親有一米多，保持著努力向外爬的姿態。二嫂趴著身，身體扭向二胖，一隻手直直地伸向二胖爬行的方向——多麼無私的母愛，直到死還不放棄救助自己的兒子！
我們把二嫂和二胖散了架的屍骨用軍用裝屍袋兜在一起，在四中大操場東邊刨了一個坑埋葬了。我找了塊木板，用粉筆寫上「二嫂李之明及其子劉冉、劉征之墓」，立在墳前。想到幾天前，二嫂母子還在這個大操場上歡聲笑語，今天竟成了他們的墓地，我跪在二嫂母子墓前淚流不止，連叩了幾個響頭，前額磕出了血都渾然不覺。整整三十年過去了，磕頭的聲音還在震動著我的靈魂，一刻也沒停止過。每當我想起「二嫂二胖是被活活憋死的」，心頭就會湧起難以名狀的痛苦自責：你地震並沒有受重傷，還能走還能爬，為什麼不立即去四中扒二嫂她們母子？愧對二嫂啊，二嫂生前對你那麼好！當然你可以有自己的解釋，但你趕快不趕快去扒是一回事，扒出來扒不出來是另外一回事！
安葬完二嫂母子沒多久，我就因「地震滯唐沒歸」罪名被公社強行叫回去反省，險些挨個政治處分。快到深秋時，我在豐潤得知二哥從外地養傷回來了。聽二哥講，他在八中值班室被人扒出來後，兩根鎖骨骨折，領導叫他立即轉到外地治療，二哥躺在八中大操場上就是不肯走，原因很簡單，就是想得到家裡的確切消息，想親眼看看妻子和兩個兒子是死是活。他堅信只要二嫂還活著，爬也會爬到八中來看他。可一連等了幾天，等到的是二嫂母子三人都已震亡的音信，這才在極度的悲痛中被攙扶著登上飛往滄州養傷的直升飛機。一個多月後，二哥他們這批輕傷員返回唐山。當送傷員的大轎車開進唐山市區，望著滿目瘡痍的廢墟和臨時搭建的七零八落的簡易棚，送行人員關切地說：「各位傷員，請你們說出自己家的大概地點，我們保證直接把你們送到家。」傷員們一個個陸續判斷出自己家的方位下了車，只剩下二哥一人還坐在車裡。送行人員問二哥，您家在哪裡，二哥實在憋不住了，失聲痛哭：「我哪還有家呀，一家子都死光了，就剩下我一個人了。」在場的人無不動容。在送行人員反覆勸說下，二哥不得不暫時回到路南區劉屯一帶我父親那裡。
二哥教了一輩子中學語文，大概是受文學作品薰陶過多的緣故，情感非常脆弱。地震那年二哥四十二歲，受到如此重大打擊，感情上很長時間不能解脫。那些日子，二哥見人就說：「唉，人生幾大不幸是『中年喪妻』、『老年喪子』，現在我是妻、子一塊兒喪，這命真他媽差（chai）呀。」震後一連幾年，二哥胳膊上始終戴著寬寬的黑紗——地震後唐山人長時間戴黑紗很普遍，但像二哥這樣一連幾年戴著黑紗不摘卻很特殊。二哥住的簡易房裡，常年掛著鑲著黑邊的他和二嫂、大胖、二胖的合影，每年「七·二八」和「清明」，二哥都要在遺像前擺好供點，早早備好燒紙，夜晚一個人走上附近十字街口去燒。二哥喜歡逛書店，那幾年每買來一本自己喜歡的書，都不忘在書的扉頁寫上：「獻給我的愛妻之明，兒子大胖二胖。」那幾年和朋友聊天，幾句話後，二哥總要絮絮叨叨扯到自己的家，扯到二嫂和兩個兒子身上。
震後不久，唐山掀起再婚風，大部分地震央失去妻子和丈夫的人都陸續再婚。但二哥直到地震已過去七八年，才在別人撮合下，勉強組成了一個新家庭。再婚後的二哥舊事難忘，最終還是造成了這個家庭的解體。
如今，二哥已經七十有二，兩年前剛從大學講壇上退下來，孑然一身生活在唐山。我在北京工作，有時回唐山偶爾去看他，每當看到他為了瑣碎的生活而忙碌的背影，就不由地想到，如果不是那場大地震，二哥家應該和其他大多數家庭一樣，生活得美滿而幸福。二嫂如果活著，如今也已是六十四五歲的人了。應該已經退休了。依她的才幹，改革開放後肯定會在教育戰線有所作為。震後，她的妹妹被母校領導點名召回當了數學教師，弟弟落實政策後入了黨，成了一個市級工廠的領導。二嫂肯定會勝過他們。大胖二胖也該分別是四十歲和三十五六歲的人了，憑他們的素質和二哥二嫂的悉心教育，不用說也都會事業有成、娶妻生子……可惜，生不逢時啊！這個飽受「人禍」磨難的家庭——在離粉碎「四人幫」僅僅還差七十一天，即將看到曙光時，卻意外遭遇到突如其來的「天災」——唉，一切一切的幸福，都被地震埋葬了！
200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