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我從北京驅車南下，在路過雄安新區時，有三個深刻感受：一是房地產仲介特別活躍，二是縣政府大樓氣勢非凡，三是大規模的基本建設已經開始。如今雄安新區的管轄權下放到河北，也不知道它的前景如何，那麼多錢會不會在白洋淀打了水漂。
隨後，我沿著京港澳高速公路抵達定縣。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裡曾經是晏陽初主持的「鄉村平民教育實驗基地」，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當我按照導航地圖來到晏陽初故居時，只見一座三開間的舊式平房立在路邊，幾乎無人問津。這也難怪，如今誰還知道晏陽初和他的平民教育？
故居的陳列非常簡單，很難反映晏陽初的真實人生和突出貢獻。據我所知，晏陽初是1890年生人。他從小受父親的影響，接觸基督教文化。青年時代又先後在香港的聖保羅書院（香港大學前身）和美國的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深造。1918年，晏陽初曾遠赴法國，專門從事翻譯和華工教育工作。
幾年以後他返回中國，在河北定縣創辦了鄉村平民教育基地。在他的感召下，許多知識分子放棄優越的城市生活主動來到定縣，形成「博士下鄉」風尚。在大家的努力下，被稱為「定縣實驗」的平民教育活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抗日戰爭爆發後，晏陽初來到重慶北碚，住進了位於歇馬場附近的馮家大洋房。據當時在這裡居住的侯外廬回憶，這是一個山青水秀、風景宜人的地方，「簡直像神話中的仙境」。
侯外廬1903年出生於山西平遙，比晏陽初小十來歲。他年輕時考入北京法政學校和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攻讀法律和歷史。1927年赴巴黎大學深造，經成仿吾、章伯韜介紹加入中共，並主編過周恩來等人創辦的《赤光報》。1930年，他途經莫斯科回國，先後在哈爾濱法政大學、北平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此期間，他還與王思華翻譯了《資本論》第一卷。
抗日戰爭時期，他擔任《中蘇文化》主編，並參與中蘇文化學院的籌備工作。《中蘇文化》是中蘇友協的機關刊物，它名義上歸孫科、陳立夫領導，實際上由王崑崙控制，是與《新華日報》相呼應的宣傳陣地。為了籌建中蘇文化學院，侯外廬選擇「馮家大洋房」作為院址。後來學院未能建成，這所樓房就成了他們的宿舍。一開始，侯外廬住一層，王崑崙住二層，三層是協會的「堆書點」。晏陽初搬進來以後，侯便挪到三層，把一層讓了出來。
對於這段經歷，侯外廬在《韌的追求》中略有描述。他說，晏陽初剛搬來時，由於有了玩伴，他的孩子們異常高興。但是不久他們就失望了，因為晏不許兩家的孩子來往。儘管如此，孩子們還是偷偷地建立了友誼。相比之下，兩個大人卻沒有孩子們那份單純和天真。侯外廬坦陳：他們的關係近乎滑稽，兩個人雖然住在同一幢大樓，卻仿佛有一種默契似的，從來「不曾有一次正面相遇的機會，不曾有過一回頷首之誼。」
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作為文化人，他們在戰爭中能在這樣一個世外桃園比鄰而居，也是一種緣分。沒想到兩人的關係卻緊張尷尬到如此地步。這是為什麼呢？在局外人看來，也許是侯在住房問題上感到委屈；但是據侯外廬說，他們之所以成緣慳一面的鄰居，是因為對方的「生活標準、格調是遠離老百姓的……」
這個說法並不符合實際。晏陽初的生活水準與普通老百姓是有一定的距離，比如他家雇著兩三個傭人，他在家裡很少說中國話、吃中國飯等等。不過，僱傭人在當年的文化人中十分普遍，至於說話吃飯方面的習慣，也不是什麼「數典忘祖」，而是出於對美國妻子的尊重。另外，晏陽初留學歸來後就以「掃文盲、作新民」為宗旨，致力於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這怎麼能說是遠離老百姓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白鶴林居住期間，有個農民不慎落水，晏太太還跳入湍急的河水中將他救起。可見所謂「遠離老百姓」云云，恐怕是另有所指。
在這方面，書中確實有所披露。侯外廬說：「晏陽初認為，中國之大患，不在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乃至文化侵略，而在國民多患『貧弱愚私』等病。」他還說，晏陽初往往不以中國人的立場來分析中國問題，他在鄉村中推行的平民教育，也不是為了老百姓的利益；他的烏托邦幻想，得到了國民黨政府的優惠和美國人的贊助。由此可見，所謂三觀和立場，才是二人關係緊張，以至於雖住同一棟樓房，卻又形同陌路的真正原因。
平心而論，晏陽初的平民教育是一件利國利民的事。如今當局也一再鼓勵年輕人下鄉支教，但是我總覺這種鼓勵不是真正的覺悟，而且還存在各種各樣的隱患。
晏陽初是1990年在美國去世的，早在1943年，他就與愛因斯坦一同被評為「具有革命性貢獻的世界偉人」。但是1949年以後，他卻被迫流亡海外，繼續在菲律賓等地從事平民教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此同時，中國大陸也在開展大規模掃盲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