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納粹歷史的描繪，《萬湖會議》顯然選擇了極端之惡的立場——並不是一群被動參與者「無思想、無意志」地執行命令，而是一群手握第三帝國核心權力的人，在極端思想和狂熱意志的支配下，各自「累積式激進」，最終在一場70分鐘的會議上接力製造了人類歷史上最高效冷酷的殺墮胎水線。
不是一群平庸的人，而是一群狂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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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慮討論主題，和而後真實發生的殘酷歷史，《萬湖會議》實在是部沉悶的電影——汽車開到柏林郊外一幢鄉間別墅，納粹高官從各地匯集而至，寒暄、試探、虛與委蛇，然後按照各自內心的算盤，在會上為各自團體爭取最大利益。他們全程平靜，舉手投足間不忘德意志民族嚴謹乃至死板的傳統，會議按照流程，圓滿結束，高官們漸次散去，電影在同樣沉悶的平靜中結束。
但這個會議，討論的是二戰期間1100萬猶太人的命運，並最終造成600萬猶太人死亡。就電影說電影，針對這場二十世紀最大規模的政治暴力，在若干展現同一歷史時期的影片中，《萬湖會議》給出的是截然不同的解讀——
《鋼琴家》中的納粹軍官威廉，因為主角一段美妙的鋼琴演奏，選擇將槍口抬高一寸，作為執行者，他在暴行面前選擇了消極抵抗，面對瀕臨崩潰的主角，他不忘鼓勵，「再過兩周你就自由了。」
《穿條紋睡衣的男孩》，鐵絲網兩側的兩個小男孩，發生了一段秘密又珍貴的友誼，在孩子的世界裡，成人世界的「黑暗理性」尚未發生作用，丈量他們童年的是「聽覺、嗅覺以及視覺」，聚焦人類歷史最黑暗最殘忍的一段時間，電影選擇用巨大的篇幅歌頌純真。
《辛德勒的名單》，影片結尾，原本借猶太人的勞動發著不義之財的辛德勒摘下自己最後的胸針，痛哭著說，「這至少可以再換兩條命」，獲救的猶太人贈予辛德勒的指環上寫，「當你救下一個人的時候，你便救下了全世界。」
永遠的《美麗人生》，身處納粹集中營，父親奎多選擇用歡笑和謊言呵護兒子的天真，即便穿上條紋服，也知道等待他的殘酷結局，但面對兒子，奎多還是高高興興地問，「看吶，我這制服不錯吧？」
總之，數十年以來的電影工作者們，更願意在光影世界中展現那場持續數年的暴行中難以被摧毀的部分，人類的善良不死，浪漫不死，同情不死，天真不死。
但《萬湖會議》選擇了這一切的反面，它自覺繞開了某種具備撫慰作用的抒情傳統，或是乾脆說人類天性中某種根深蒂固的不敢直面真相的軟弱，剝離一切情緒渲染或戲劇化的呈現方式，以一種接近紀錄片式的手法，重現了這場決定1100萬人生死的會議。
這種做法當然不討喜，拍抒情和感人的故事片，或大場面的戰爭史詩，或聚焦於希特勒的狼狽和帝國的毀滅，縱然滿足了人們內心對「公道」的需求和期待，但那些當然不是故事的全部。
歷史的殘酷在於，辛德勒和鋼琴家是少數，美麗人生更是少數，穿條紋睡衣的男孩那種讓納粹兒童和集中營男孩互換命運的巧合，更近乎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愚頑痴想。
說起來令人沮喪和悲哀，歷史的真相是，絕大多數時候，不是辛德勒的名單或是一位父親滿含愛意的謊言，而是萬湖會議，是奧斯維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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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萬湖會議，後世有諸多近乎專屬的形容詞，慘絕人寰，臭名昭著，喪心病狂，這與會議自身的平靜形成強烈反差，也讓這部全程沒有鮮血、沒有死亡，甚至連像樣的爭吵都沒有的電影，散發出一種徹底的恐怖——15個人，70分鐘的會議，600萬人的生命，影像與歷史時空交匯，不管是平靜還是其背後的殘忍，一切看起來都難以理解，這不是人類一廂情願以為的那個世界，善良和浪漫，同情和天真，世間的道義和應有的人性，在《萬湖會議》裡沒有一絲影子。
更讓人不寒而慄的是，與會的15位納粹高官，並非人們想像中惡魔的樣子，他們普遍出身所謂的德國精英階層，其中8人擁有博士學位。
大約初次打開《萬湖會議》的人，面對這群「精英」，內心總會有一絲僥倖的期盼，但從始至終，他們討論了種族問題，效率問題，運輸問題，勞動力分配問題，他們心疼假如射殺1100萬人需要的1100萬子彈，心疼即便晝夜不停地工作也要花費的488天時間。片中最為「人道主義」的一個瞬間，竟是考慮射殺猶太人給德國士兵造成的心理問題，但在提出毒氣室方案後，一切問題迎刃而解。他們甚至討論了元首的喜好和午餐特供的鮭魚，討論了一戰的經歷和對退休生活的暢想，會間休息問候了彼此的妻子和兒女，但中間沒有哪怕一個人，有過片刻的猶豫和疑問，他們有什麼資格，這樣決定1100萬人的命運。
演員們也異常精準地復刻了80多年前的這群納粹「翹楚」，電影中的海德里希不動聲色的表演讓人印象深刻，作為「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締造者和推行者，海德里希陶醉於自己構想的狂熱，完全不負「第三帝國黑王子」的名號，切換一下視角的話，甚至不難理解當年希特勒對這位帝國接班人的喜愛和倚重。
電影中的海德里希
電影中唯一一次把1100萬人試圖作為個體看待，是徹底否認這種看待的正當性——會上，海德里希跟同僚們闡明立場：「請您弄清楚，猶太人將這場戰爭強加給我們，當我們嚴厲反擊，就必須意識到這種嚴厲態度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上的必要性，而不是忙著追問，究竟這個或那個猶太人，個人是否做錯了什麼？」
英國歷史學家勞倫斯·里斯長期追蹤和關注納粹時期的歷史，在其著作《奧斯維辛：一部歷史》中，里斯寫道，「人類從內心深處需要這個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無辜的人最終得到補償，有罪的人最終受到懲罰。但奧斯維辛的歷史沒有給我們這樣的慰藉。」
同樣，作為奧斯維辛的預演，作為「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誕生地，萬湖會議，最終也沒給我們這樣的慰藉。
圖源《奧斯維辛：納粹和最終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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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維辛：一部歷史》的前身是一部六集紀錄片，勞倫斯·里斯以一種治學的嚴苛對待自己的影像表達，他曾介紹說，這部紀錄片「沒有劇本作家（screenwriter），每一個說出來的字都出自兩個——有的地方是三個——歷史記錄」。
長時間追蹤那段歷史，驅動里斯的是，讓人們充分認識納粹時期那樣駭人的罪惡何以發生，「歷史學應該致力於引導人們懂得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罪惡，還有什麼比這個目的更為重要呢？倘若不能懂得為什麼發生這樣的罪惡，你就不能環視這個世界，思考為什麼它還會再次發生」。
里斯還特別強調，這部紀錄片不只是關於奧斯維辛的，那是一群人類對另一群人類的屠戮，「我們用奧斯維辛來講一個更大的故事，用奧斯維辛為稜鏡來認識滅絕屠殺的全過程，並對犯下這一罪惡的人們的心態有一些了解」。
《奧斯維辛》的中心思想可以簡單概括為——希特勒一個人殺不死600萬猶太人。
書中著重強調的是，滅絕屠殺猶太人並不是希特勒一個人下達的命令，而是「許多納粹分子都為此盡心盡力」。
《萬湖會議》平靜沉悶的表象之下，壓抑的即是這樣一股暗流。
起初，他們討論的是，在軍工領域重要技術崗位上的猶太人，有勞動能力的猶太人和老弱病殘的猶太人——也就是比較有用、暫時有用和完全沒用的猶太人，接著是純種猶太人、二分之一血統猶太人，以及四分之一、八分之一血統猶太人，起初討論的是運輸問題和槍殺造成的效率問題，接著思維很快發散到強制絕育和毒氣室滅絕。
總之，暗流涌動之中，「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由一連串的累積式激進鍛造而成。它最終無情地吞噬了六百萬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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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湖會議》中，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角色是阿道夫·艾希曼。15個與會者中，艾希曼職級不高，整部電影中，他幾乎從始至終保持著同樣的表情，一個剝離了情緒和情感的帝國軍人，在海德里希的授意下按部就班地介紹最終解決方案的詳細內容。
真實的歷史當中，艾希曼在萬湖會議後真正迎來了自己的人生舞台——他被海德里希任命為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執行者，也就是說，而後數以百萬計猶太人的運輸和屠殺工作，都是由艾希曼主要負責。
1961年，逃亡至阿根廷的艾希曼被以色列情報部門抓獲，而後在耶路撒冷，進行了一場舉世矚目的審判。當時，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阿倫特作為《紐約客》的特約記者，全程報導了這次世紀審判，並寫成了著名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一書——今天的人們對艾希曼的熟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本書。
在阿倫特後來的描述中，法庭上的艾希曼「既不陰險，也不兇橫」，沉悶無趣，刻板機械，「個人素質極為膚淺」。那場審判，也藉由轉播鏡頭同步播出，難以計數的人們在電視鏡頭中看到一個西裝革履、戴黑框眼鏡的枯瘦老頭兒——斜身坐在玻璃屋子中的艾希曼全程平靜，他把自己描述為一個完美官僚，只是出於公民的服從和軍人的天職做應當做的事，「自己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只是起了傳動的作用罷了」。
1961年，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圖源網絡
於是，阿倫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惡」的概念，用以描述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
但是，自從「平庸的惡」作為一個概念被提出以來，在學界就一直面臨爭論。批評者們認為，「平庸之惡」的概念忽視和遮蔽了人作為主體的能動作用，消除自我思想、放棄價值判斷的無意識和無思想，只是艾希曼和無數納粹分子面臨審判時的包裝術。
德國學者貝蒂娜·施湯內特在其著作《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殺劊子手》中試圖撕去這種包裝，理清被「平庸之惡」所遮蔽的真相。
藉助艾希曼親手寫下的1300多頁筆記和阿根廷一個納粹沙龍上留下的73卷錄音帶，施湯內特顛覆了阿倫特對艾希曼的描述，「艾希曼是一個老練世故的操控者、不思悔改的謀殺犯，他清楚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卻不知疲倦地偽裝自己，逃亡期間還與其他納粹殘餘狂熱地計劃未來目標。」
在阿倫特的時代，許多人還不知道，逃亡至阿根廷的納粹黨人依然不定期舉行著各種秘密集會，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外擁有一家養兔場的艾希曼是其中的絕對主角。讓很多人失望的是，耶路撒冷之前，這些人餘生的每分每秒都不曾為曾經的惡行懺悔，他們懷念著第三帝國舊日的榮光，遺憾自己的虎落平陽，繼續著對猶太人的刻骨仇恨，除了失去權力的庇護讓他們沮喪失落，一切都沒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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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因為「平庸之惡」太過著名，甚至著名到遮蔽了阿倫特自己的關鍵論述。阿倫特當年認為，罪惡分為兩種，一種是極權主義統治者本身的「極端之惡」，第二種是被統治者或參與者的「平庸之惡」。
顯然，無論對於圈定艾希曼這一納粹特定符號，還是萬湖會議中其餘14位納粹高官，更適用於他們的「極端之惡」，是當歷史給予少數人決定眾多人命運的機會，居於決定和設計位置的所謂納粹精英們，如何利用極致的黑暗理性放任內心的惡毒，以至在人類歷史上留下最陰暗冷酷的一頁。
對納粹歷史的描繪，《萬湖會議》顯然選擇了極端之惡的立場——並不是一群被動參與者「無思想、無意志」地執行命令，而是一群手握第三帝國核心權力的人，在極端思想和狂熱意志的支配下，各自「累積式激進」，最終在一場70分鐘的會議上接力製造了人類歷史上最高效冷酷的殺墮胎水線。
不是一群平庸的人，而是一群狂熱的人。
電影中，希特勒一直作為絕對權力的幽靈出場，午餐會的時候，高官們三三兩兩討論最終解決方案，一段對話是：
——全歐洲的猶太人？這誰能想得到啊？
——這是元首的願景。這下跟孫子們可有的講了。
——有多少人能說自己如此近距離見證過世界歷史呢？
這時，一個人插話說道，「我會說，是『塑造過』。」
海德里希在會上也有類似的表達，「命運偏偏選中了我們這一代來完成這個任務，而我們不能僅僅因為反感它，就拒絕執行。我們都是德意志民族的醫生，沒有一個醫生會樂於為病人截肢。但是，如果我這是救命的唯一選擇呢？」
設置對立，簡化思想，自我感動，就是在這樣的運行模式之下，納粹官僚機器冷酷碾過了數百萬人的命運。
遺憾的是，納粹的產生並不來自於歷史的偶然，而是出自歷史的循環。從這種意義上說，《萬湖會議》作為一部電影試圖努力的方向是，還原歷史局部的關鍵細節，引導人們明白罪惡的產生。
在如今如此急躁分裂的世界，這類記錄存在的意義，在於它永遠可以作為一種警醒存在，人類曾踏入過那樣的深淵，而那樣的深淵，從來未曾真正徹底消失。
萬湖會議結束後，600萬猶太人在納粹政權的統治下，慘遭屠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