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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暁康:什麼叫「無法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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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隨他到一家極簡陋的旅社裡去聽取這些苦主們的訴說,七人中竟四人家中有人命案,有的被公安人員誤殺掉,有的因精神病當作罪犯槍斃了,有的是量刑過重處死刑,儘管我無從斷定他們敘述的案情是否真實、準確,但我卻聽得出來這些平民百姓因無文化而不懂最簡單的訴訟常識。

我曾借《河殤》拍劉少奇開封死難處,講什麼叫「無法無天」

離開延安前,我們專程去棗園瞻仰了一番。那座靜謐的、飄滿落葉的山坡上,很有一種人去樓空之感。那潔白整齊的一排排窯洞,仍讓我們升起一股崇敬和仰慕。但是,再看一看每個窯洞前面所標明的那些"偉大"的名字——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等,聯想起他們日後的關係和各自的結局,我們的心情便黯淡下來,一個鏡頭沒拍就悵然離去了……。

當我們驅車馳進河南開封時,我的心情忽然又沉重起來。

前些年我在河南當記者時,每次來開封,總會下意識地感到一種恐怖——對十八年前那個冬天發生在這裡的一樁慘劇的不能忘懷。也是在十一月中旬,劉少奇的遺體從一家戒備森嚴的舊銀行里抬出,運往東郊火葬場……。我在北京就對夏駿說,如去河南,一定要找到劉少奇罹難處,去真實地體驗一下什麼叫專制主義。

極巧,當我們在開封市政府的會議室里聽市長崔愛忠同志介紹完開封情況後提出這個要求時,崔市長沉吟片刻,說:「好吧。少奇同志去逝的地方,就在這個辦公樓的隔壁。」

攝影師曹志明扛起機器、劇務黃敏舉著點鎢燈,我們魚貫走進那座舊銀行的天井。此刻已是深夜。我抬頭看看四周壁立的黑黢黢的高牆,覺得人像站在井底,有一種插翅難逃的感覺。

劉少奇被囚禁的房間,在西房的左手裡間。迎門掛著他的遺像。屋內還保存著當年的遺物:一個寫字檯和一張單人床,床上的枕頭據說是他從北京隨身帶來的。站在這張床前,不知為什麼,我沒有極力去想像當年他躺在這裡是一種何樣的痛苦狀(據說他的白髮有一尺長,嘴和鼻子已變形,下頜一片淤血),卻想起了延安棗園山坡下他的那間窯洞來。那裡好像也是擺著一個寫字檯和一張床。只是那裡有一股聖潔而崇高的意味,這裡卻彌散著壓抑和恐怖。我依稀感到,從那棗園的窯洞到這舊銀行之間所顯示出來的歷史內涵,仿佛不是一種個人悲劇。

毛澤東"文革"中對斯諾說過,他是一個打著破傘雲遊四方的和尚。斯諾似乎並未理解這話的意思。這意思其實就是毛澤東生前特別是晚年常愛說的那個"無法無天"。共產黨人在反對國民黨統治時,確乎是必須"無法無天"的。但當它自己成為執政者之後,再"無法無天"就只會搞亂自己的政權。因此,像劉少奇、周恩來這樣的

共產黨人,應當屬於理性的領導者,是極為重視國家的法制建設的。劉少奇一九五五年作為人大委員長親手制定了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周恩來也是按照現代國家模式在治理這個世界第一大國。然而,他們卻未能找到一種政體來制止高踞他們之上的那個更大權威在喜怒無常之間任意僭越憲法和黨章,這究竟是一種疏忽還是一種無奈,的確是非常值得後人深思的。我常常在想,領袖人物也是人,而人總是有弱點的,當這個人被賦予至高無上、無可制衡的權利時,國家和社會怎樣才能防止和糾正他的失誤、差錯乃至一意孤行呢?從一九五七年到"文革"的歷史仿佛已經證明黨和國家對此事無能為力的。毛澤東的錯誤愈演愈烈、專橫跋扈越來越嚴重,等到他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把百萬"紅衛兵"的狂熱煽動起來的時候,任何人都只能幹瞪眼了。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悲劇形式雖然不同,一個死於非命,一個似乎還熬到善終,但作為法理型的領導者最終不能抗衡於馬克思∙韋伯所說的那種個人魅力型的領導者,這種領袖的權力僅僅依賴於他能否使其追隨者和信徒們確信他的蓋世神力,並為了證明自己的權威而不惜破壞一切規矩和法度,從而使整個民族蒙受巨大災難,這,不僅是他們個人作為革命家的失敗,也是他們所參與一手締造的執政黨的失敗。失敗得是何等慘痛呵。在劉少奇的罹難處,我們對這一點的感受會尤其深切。

當然,除了領袖們的作用之外,新中國在以往會墜入"無法無天"的可怕境地,也同這個民族的性格及其傳統觀念有極大關係。這一點,在開封古城裡也能找到一個極好的形象物——包公祠。

過去我只知道開封有個包府坑,一個很大的水塘,宋代的包公府據說就掩埋在水塘底下。這次去開封,才聽說那坑邊已經興建起一座嶄新的包公府,給古城又增添一項旅遊勝景。我完全可以相像到開封人為什麼要平地建起這樣一座早已不復存在的古蹟,因為事實上黑臉包公還活在中國老百姓特別是中原人的心裡。他是一個古老但卻千年不衰的偶像。世上只要還有冤情、不公和屈死鬼,這個偶像就總有他的魅力。他雖然常常在戲台子和電螢幕幕上露面,但實際上他是人們心中的一位最公正的法官。人們在這世上受了委屈和冤枉,都可以到那裡去尋求公正慰藉和仇恨的宣洩,從他那永遠老一套的一次又一次鍘陳世美、鍘皇親國戚或是打鑾駕之中獲得快感。這位包青天使中國古老的人治觀念得以平衡和延續,其功德足可獲得一座富麗堂皇的廟堂,儘管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修建的。

我們去拍了他塑像、高懸在他頭上的那塊"正大光明"匾,擺在他身旁的三座鍘刀以及一群群前來瞻仰的老人、婦女和兒童。

站在包拯的公堂上,我忽然想起夏天在北京遇到的一件事。有個四川蘆州的青年教師,到農村去搞普法教育的時候,了解到一批冤案,便幫助那些苦主四處求告。在呼救無應的情況下,他領著七個人千里迢迢來到北京,先到北京市警局去申請遊行申冤,遭到拒絕後,又去全國人大、高院、國務院信訪局和中紀委等處遞狀子,終於毫無下落之後,多方打聽到找到我家裡。

我隨他到一家極簡陋的旅社裡去聽取這些苦主們的訴說,七人中竟四人家中有人命案,有的被公安人員誤殺掉,有的因精神病當作罪犯槍斃了,有的是量刑過重處死刑,儘管我無從斷定他們敘述的案情是否真實、準確,但我卻聽得出來這些平民百姓因無文化而不懂最簡單的訴訟常識。有位老漢的兒子可能平時有些劣跡,在一次打群架中被公安人員開槍誤傷,我問他是否向法院提出起訴,他說不懂這章程,我便說:

您老連起訴都沒辦,跑來北京幹什麼?

啊呀,北京有青天唦!

那麼你們跑了幾天找到青天沒有?

……那些個衙門都進不去呀!

北京沒有青天,你們還是回去吧。

我對那位頗有為民請命之俠腸的青年教師說,你太天真了,以為靠過去那套喊冤方式還能解決問題,其實你就是見到了那些信訪的人員,他們也不過在你們的狀子上蓋個章就轉回四川去了。我勸他們還是回去按法律程序申冤,即使無用,也算走了一回法律的正道;即使冤死的人,也要用他的命去檢驗一下法律的真偽。中國別無他路。

在一個契約意識非常淡漠的民族中間建設民主和法治,的確猶如在沙灘上蓋房子,是很不牢固的,一遇風暴便會頃刻瓦解。而沒有法治精神的人民,在昇平之世能做順民,一旦碰上亂世,定然鋌而走險,嘯聚而暴亂,如洪水泛濫,摧毀一切。

這可怕的社會震盪,使中國歷史周而復始,劫難重重,進化十分緩慢。金觀濤、劉青峰先生的"周期性震盪"說,雖是一種嶄新的歷史觀,但從法學角度去研究中國,也可以得出同意的結論。此刻,當我身處低於黃河河床九米的開封城,這個歷史上曾經八次被洪水淹沒的中古膏粱之地,並且至今依然面臨著洪水威脅的中原重鎮,便愈加體驗到那冥冥之中的歷史昭示是多麼瘮人!

一九八八年農曆初七,我暫時離開《河殤》劇組,飛往南昌去趕寫一篇關於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長篇報導文學。

這個題材是去年夏天在《百花洲》舉辦的廬山筆會上議定的,由廬山的兩位作家羅時敘、陳政同我合作。他們對這個歷史專題已有多年的研究積累了。在這一類的所謂"冰凍新聞"中,這個題目大約是風險最小的,我並非無所顧忌之輩,專揀什麼爆炸性題材出風頭。在我看來,對於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一則黨中央已有定論,二則披露的史料殊為豐富,三則彭德懷、張聞天之精神日見光輝,寫這個題目應當是時候了。

我一頭扎進了一九五九年廬山的夏天,部分晝夜趕稿,只在每晚七時看看電視新聞,那幾日,正巧是七屆人大和政協召開之際,新聞和專題里有些吸引人的代表發言和記者招待會,熱熱鬧鬧的,民主氣氛似乎很濃烈。尤其是千家駒先生的講話,三十分鐘被掌聲打斷三十一次,所涉及的教育、社會風氣問題,切中時弊,很讓人興奮。我和羅、陳二位合作者異常激動,因為我們筆下正寫著一九五九年那場悲劇,二十八年前毛澤東壓制彭、張諸君的那種專橫無理和整個中央委員會對他的錯誤的一邊倒,恰與眼前的情景形成強烈發差,叫人確實感覺到歷史的進步。

然而,看著看著,電視新聞里的透明度漸漸黯淡下去,播放出來的代表發言也逐漸失去鋒芒和銳氣,變得越來越索然無味,我隱隱感覺到有一股"收"的味道。後來才知道,這次大會被認為"放"得過火了,新聞記者們也被認為"活躍"得過分了。待到投票選舉臨近,失望便也越來越明顯了。我這才明白這又是一次期望值過高的書生意氣,於是重新鑽回到一九五九年夏天去了……

死在開封、以假名"劉衛黃"被火化的劉少奇,加上同樣是死於囚禁中的、也以假名"王川"被火化的彭德懷,再加上死於半囚禁中的、同樣是只能用假名"張普"而埋葬的張聞天。這一切都說明了中國政治曾經黑暗到什麼程度,而一旦政治失去透明度,政治舞台天的人物竟然會落到以自己的姓名去死的權利都被剝奪,以至於連死都是渾渾噩噩的……。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草於北京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作者臉書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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