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沒工作的人而言，今年如同一個分水嶺，招聘的公司不斷消失，私活也越來越難接。收入數字銳減，背後是生活與精神的收縮。
沒活了
清晨五點多，湯平睜著眼，就在床上干躺著，腦袋裡想的全是還貸的事。
他感到自己最近的脾氣越來越不好了。他讓妻子遞個東西，稍微慢一會兒火就上來了。倆人沒少吵架。最後，還得妻子反過來勸他：「你看別人現在過得還不如咱家呢。」每次聊完，湯平的情緒都能穩定幾天，可一到還款的日子，心態又崩了。
而這一切，和沒工作有關。原本，他是給巡演歌手伴奏的主音吉他手，一周跑兩場livehouse或劇場，每場兩千到三千元。年薪相當於一個網際網路大廠的小領導。
疫情爆發後，演出一個接一個取消，他有兩年多沒接到什麼活了。
沒有演出，很多同行都扎進了夜場。就是底下有大哥喝開心了，甩二百塊錢要點首歌那種。賺的比之前少不說，活還不好搶。他不得不開著那輛40多萬的新能源保姆車去跑閃送。車是去年四月份，為了給妻子創業的經紀公司談合作，接送藝人，咬著牙貸款買的。
情人節那天，雪下得特別大，單子也多，都是送花的。那時湯平剛入行一個月，由於送單心切，一個沒剎住，把前車給懟了。好在前車主人好，下來一看，車沒啥事，直接放他走了。
凌晨兩點收完車，湯平大概算了一下，掙了一千多。
後來他就再不敢跑了。不是心疼車，是怕成密接。那段時間，司機屬於高危職業，總有人跑著跑著就被拉去集中隔離了。「掙那點錢不夠自費隔離的。」
無所事事的每一秒都讓湯平感到窩心。那是一種被生活推著，又實在不知該往哪走的拉扯。
沒工作這一年，對方婷來說過得挺快。靠著靠著工作期間積攢的人脈和資源，私活始終沒斷過。主要是幫客戶做營銷策劃方案，周期兩到三個月，按項目結錢，多的時候一個月能拿三萬。
可到了今年，事情正在起變化。
三月底，方婷手上的項目剛剛收尾。打遊戲的間隙，她突然想起有人聯繫過自己，隨即拿起手機詢問朋友：「你上個月是不是找我了？那個產品推廣計劃還有嗎？」
對方回答：「沒有了，產品不上線了。」
她從朋友口中得知，很多廣告公司、營銷策劃公司，都在今年因為沒項目而陷入停滯。之前吵著要合作的客戶，也都陸續沒了動靜。她猜，估計是甲方沒錢了。
員工沒有績效，離職的離職，被裁的被裁。一時間，所有人都散發著同一個信號：大家都沒活了。
幾個月里，方婷開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白噪音、褪黑素、助眠香薰，全都不管用。極度亢奮狀態下，她甚至出現了臆想：地球爆炸了怎麼辦？我是哪個國家的公主該多好……逐漸，她的行為也不受大腦控制了，有時會不由自主地去廚房做飯，卻一口也不吃。
精神意志因沒有工作而解離，生活也隨之懸置。
掙扎
對這些疫情期間的失業者來說，今年如同一個分水嶺，招聘公司不斷消失，私活也越來越少。直到這時，他們才明白沒工作到底意味著什麼。「工作沒了可以再找，活沒了可以再接，只要有能力，總有口飯吃。但如果平台沒了呢？」
去年五月份離職那會兒，何川每月都能接到四條拍攝項目。作為一名短視頻編導，這個頻率在上海還「勉強吃得上飯」。其中一部分還得歸於他是本地人，不用交房租。
2021年下半年，何川的拍攝數量逐漸從每月四條變成了兩條，又從兩條減到了一條。到了今年，他徹底接不到活了。
失去收入來源的何川並沒有放挺。失業的一年裡，他一共面試了一百一十多家公司。有的是投資人轉行，沒等入職團隊就解散了。有的是公司和崗位都在，但進去一看，整個公司就剩老闆一個人了。還有一次，他和項目主管聊了兩個小時，結果，對方只是找他學學經驗，沒想真招人。
上海封控的幾個月，何川每天除了搶菜，就是到處問朋友：「你們公司還開著嗎？」那時，他已經跟政府申請了失業補貼，一個月能領一千三百塊錢。
有朋友曾給何川推薦過一家娛樂公司，旗下有個老演員，接不到戲，想轉型做短視頻劇。正需要他這種既拍過網大，又做過短視頻的編導。雙方聊得都很不錯，就等一個offer。七天過去，他收到好友的消息：公司黃了。
環境的萎靡讓何川感到無力。他開始上網搜索緩解焦慮的方法，那是一種讓畫筆在紙上隨身體自由移動的繪畫方式。他席地而坐，兩手同時畫出一團團無序的線條，有時候是黃色，有時候是綠色。整個人仿佛遁入了虛空。
他說：「大廈崩塌後，個體的規律早已不復存在。」他要在廢墟中尋找新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