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儒家的關係錯綜複雜，主要反映在先秦諸子百家、也包括儒家經典著作在秦初及秦未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中逸失：首先是在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中對包括儒家著作在內諸子百家著作在民間的查禁焚毀，只留官方孤本；但孤本在秦未戰爭中未能保存下來，項羽對秦王宮室進行了大規模的破壞和焚毀，「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史記·項羽本紀》)，大火中，連同保存於圖書館的諸子百家圖書孤本也就化為灰燼。所以，缺乏資料真本，後世的閱讀理解非常困難，很多依靠學者記憶重新默寫出來，歧義百出，導致各種理論流派層出不窮，眾說紛紜，如果不設定考察的角度和限制，只是兼收並蓄，那麼任何新的考察認識必定陷入在各種理論和意見的泥潭中，迷失方向，一事無成。
不難看出，孔子與後來儒家的二種研究和述說方式有重大的分別：一類是儒家影響了中國政治二千多年的帝王視角，這類儒生完全將思維焦點置於專制皇權之上，將統治者與人民完全割裂開來，以維持皇權恆古不變為唯一目的，百姓和朝綱法律制度只是棋子，均可任意配置、增減或犧牲，這以荀子的「帝王之術」肇始，最終培養出與法家合流的李斯、韓非之流，創造了遺害中國二千多年的東方怪獸：極權帝制。這是自荀子始、後經董仲書漢儒、延及歷代大儒，他們的特點是與孔子思想漸行漸遠的內法外儒，他們隻身飼虎，往往也被皇權猛虎吞噬，國家百姓均受其苦、蒙其難，這是最壞的儒家，是應該被拋棄的糟粕。
二是「書齋型」的儒生，他們是沒有入世為仕的讀書人或以教書為生的儒生為主，他們困於書齋，閉門造車，他們往往是採用上帝造物的視覺去探討和論述學問，他們建構理想模型，然後配置各類角色，指定各種角色的道德規範，在他們著作中，大都採用艱澀難明的詞語，如「理」、「氣」、「命」、「性」等等，他們更像在做一些智力遊戲，在脫離塵世的虛無縹緲境界中遊玩。
從孔子生前的人生軌跡看，孔子胸懷大志，他並不是局限於書齋中的書生，也不是僅限於答問解惑的老師，他至少有三個方面的特點：一是有很高的理論高度和水平，立論於全社會的宏大敘事，探討社會系統的運作機制。二是要通過出相入仕，說服國君來施行他的思想，實現他關於周禮周制的理想社會。三是從現實出發，在與國君對話、說服工作中，或在教授弟子、傳遞自己的思想，孔子的思想和語言是平易近人，沒有脫離實際的思辨，更沒有追求近乎神秘主義的故作高深。
從歷史記載看，曾參屬於「書齋型」的儒生，在他的人生中，曾參基本過著書齋和教學生活，只一度任過學官。曾參勤奮和理解力強，受孔子的青睞，但他年紀比孔子小46歲，孔子逝世時，他才27歲，與孔子相處日短，能否全部掌握孔子的思想、達到孔子的視角眼界和理論高度還存在很大疑問，因為曾參的著作原著已經逸失，他的思想體現於殘存的隻字片語或其他人的述評中，他的重要思想主要集中於繼承孔子所述說的孝道（如《孝經》，已逸失）和強調對自己的內省修養（《禮記大學》），這說明曾參是偏重在某些方面，只是繼承孔子思想的某個方面，與孔子思想範圍相差很遠。《中庸》一書雖受後世儒家重視，但書中將中庸思想無限拔高，把誠意、天道和人性混為一談，很多已經超出人們能理解的範圍，對現實生活影響很微，最終中庸仍然被庸俗理解為「叩其兩端而執中」，被矮化為思維的小工具，故此，《中庸》的拔高並不能彰顯孔子思想，反而造成了中庸思想的重要性被嚴重低估。所以，我們探討孔子關於「中庸」的思想，主要以孔子的論述為主，以曾參與子思的《中庸》一書為輔。
在《論語》中，明確提到「中庸」的只有兩處，一是「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6.29)《中庸》也轉錄了孔子這段話：「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孔子認為：「中庸這種德，該是最高的了，但大家很長時間都缺乏它啊。」這意思還是很明確的：在各種德中，中庸的地位是最高的了，具有本源性，這是孔子對中庸在其思想中基本地位的闡述。那麼自然需要確定孔子所說的中庸是什麼意思。中庸的概念並不是自明的，應該進一步加以闡述，但《中庸》中看在不到有關的論述。那麼，如何來確定「中庸」的內涵呢？在《論語》中，在另一處記錄了孔子有關「中庸」的論述，「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11.16）這是孔子在實例評判中對「中庸」作了形象的描述：「過猶不及」（超過了和未達到，這兩者都是一樣不對），朱熹的解釋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中庸章句》P.19)「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P.21）這些解讀有助於我們理解孔子的中庸概念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