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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弘:「二舅」的雞湯滋潤了觀眾心靈,卻遮蔽了歷史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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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舅」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人生,並且安之若素。但是,拍攝者作為1990年出生的大學生,並且教過歷史,卻僅僅停留於「鼓勵」,卻顯示出思考的缺陷和不足。本片可以作為可口的心靈雞湯,卻無法轉化為改變現狀,制止釀就普遍性悲劇的力量。拍攝者可以借「二舅」來收割流量,卻無法保證自己的孩子不會被周劼這樣的人壓制和欺凌。拍攝者講述二舅,以抽空歷史背景的方式精心選擇素材,來提供「正能量」;用一種歷經滄桑的豁達,通過「比苦」來消解現實中的問題,實際只是精神上的自我和解——類似阿Q的精神勝利法。

作為一個在湖北農村出生長大,有著近30年農村生活經驗之後北漂的人,第一次觀看「二舅」時,它很容易引發了我的情感共鳴;第二次觀看時,就沒有什麼感覺了;第三次觀看時,則是感到了拍攝者的做作和刻意。

一定程度上,「二舅」具有中國人身上的良好品質:勤勞、堅韌,在任何情況下都自強不息;另一方面,紀錄片的拍攝者採取的敘事方式和敘述策略,讓眾多中國人歷經的苦難被遮蔽——儘管拍攝者是教歷史的,但此片並沒有上升到歷史的高度,而只是淪為一鍋撫慰人心的心靈雞湯。

「二舅」身上,體現了平凡人的偉大

首先我必須承認,這部片子確實有打動我的地方。

一個因為醫療故障而身陷殘疾的聰穎少年,無師自通學會了木匠手藝,養活自己,幫助家人,資助養女買房,後來還學會了各種其他的技藝,幫助村里人維修各種機器,六十多歲還照顧88歲的母親……無論從哪一方面看,「二舅」在道德和倫理上都無可挑剔,並體現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另一方面,「二舅總有辦法」面對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困難,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他都堅強面對自己遭遇的難題,並且逐一解決。大集體時代,他通過做木工養活自己,兩個妹妹出嫁,他用一雙巧手做出在但是看來是「豪華」的家具,為妹妹爭得了體面。

在任何國家,任何社會,都存在著種種不公平。這意味著,所有國家,所有社會都會出現類似「二舅」這樣的人。無疑,「二舅」這樣道德倫理高尚,品格高貴的人,在任何國家、任何社會,任何年代都值得人們敬佩。

而他身上自強不息的精神,積極生活的勇氣,永遠會鼓舞那些處於困境或平凡生活中的人們。「二舅」能夠洗版,能夠治癒拍攝者的精神內耗,原因也正在這裡。

二舅究竟哪一年出生?

目前,已經有多名觀眾通過片子的細節來質疑真假。看過片子之後,我願意相信,片子中的內容大致真實。在農村,類似「二舅」這樣的人並不少見。但是,作者說片子裡「每一個字都是真實的」,我卻有點異議——至少,在二舅的年齡上,片子中兩處的說法就自相矛盾。

片子裡面先說,66歲的二舅拉著88歲的姥姥干木工活,即便這是今年的事,按照今年66歲計算,二舅應該出生於1956年;但片子的另一處又說,1977年恢復高考,二舅正好十八九歲,那麼,二舅應該出生於1959年或1958年。

我指出這一破綻之後有人回應說,有的地方虛歲是比實際年齡大兩歲。我姑且接受這一解釋,但是,在同一部片子或同一部作品中,要麼就是統一使用虛歲,要麼就是統一使用實歲,如果虛歲和實歲都使用,則必須交代清楚。

但是,這部片子並沒有交代。

作為一個長期做過記者的創作者,我願意把年齡上的自相矛盾理解為拍攝者的不嚴謹,這一點小瑕疵不影響片子的真實性——但是,它和我將要說到的歷史相關。

被抽空的歷史背景

這部片子講述的是「二舅」的個人史,它講述了「二舅」人生中的種種悲慘際遇,因此引發了很多農村出生觀眾的共情——但是,拍攝者卻刻意抽空了歷史背景。

雖然片子中「二舅」的年齡不夠準確,但大致可以推算出,「二舅」出生於1956-1959年之間。無論是這四年中的哪一年出生,「二舅」都要經歷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

根據權威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共黨史出版社)第二卷下冊563頁披露:「糧、油和蔬菜、副食品的極度缺乏,嚴重危害了人民群眾的健康和生命。許多地方城鄉居民都出現了浮腫病,患肝炎和婦女病的人數也在增加。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注意,這只是1960年一年的數據。

如果「二舅」是河北人(網上披露),那麼,他或許受益當時的河北省政府常務副省長,張家口視為第一書記胡開明。胡開明1959年12月11日就任張家口市第一書記。此前,由於高指標和虛報浮誇帶來了高徵購,農民普遍處於飢餓狀態,張家口市每月餓死1000多人,其中包括一些哮喘病人——他們既需要糧食,也需要大煙土。胡開明和其他領導商量後,向哮喘病人同時發放大煙土和糧食。此外,胡開明還發動張家口民眾採集野生雜物。此外,胡開明還通過省委領導像毛澤東請示,殺掉過不了冬的老牛和瘦羊救荒,並得到了毛澤東的批准。

胡開明還向省委請命增加農民口糧。因為1961年1月宣化市非常死亡達1891人,河北省委做出決定,全省範圍內,將每人每日4兩口糧增加到6兩。(以上資料來自《胡開明並非胡「開明」》一文,作者曉凌、柳錚)

不管「二舅」是什麼地方的人,他必定會和姥姥、大舅一起挨過餓。如果他是河北人,就受益於胡開明。他能夠在大饑荒中活下來,就已經很不容易。

另外,有許多運動,在「二舅」生活的年代都必須經歷。《中華人民共和編年史》(廖蓋隆、莊浦明主編,人民出版社)顯示,1962年,包產到戶責任制再次受到壓制;1963年,農村「四清」,1964年,農業學大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

在「文革」期間,教育秩序混亂。在1977年之前,推行的是工農兵上大學,而不是看成績。在此期間,生源的文化水平極低,大學教育的效果也極差。而被推薦上大學的農村青年,往往是幹部子弟或關係戶。「二舅」出生於1956-1959年之間,被推薦上大學的機會微乎其微。

除此之外,「二舅」成長、生活的年代還有一個巨大的歷史背景——那就是「剪刀差」。

所謂「剪刀差」,是指工農業產品交換時,工業品價格高於價值,農產品價格低於價值所出現的差額。因用圖表表示呈剪刀張開形態而得名。它表明工農業產品價值的不等價交換。如果價格背離價值的差額越來越大,叫擴大剪刀差;反之,叫縮小剪刀差。通俗點說,就是國家為了積累發展工業所需要的原始資本,壓低農產品的收購價,卻把工業品極高的價格賣給農民,通過剝奪農民來發展工業。

在「二舅」成長的年代,農民的貧困主要是因為制度性因素,而不是農民自身造成。八九是年代,沉重的農業稅和附加費曾經讓農民不堪重負(即三農問題)。直到新世紀以後,國家才開始反哺農民。

我八十幾歲的岳母(大概和片子中的姥姥同齡),現在住在湖北雲夢縣城四兒子給她購買的住房裡十幾年了。因為以往的生活過於艱難,在她生命中留下的創傷過於巨大,每次妻子回家,她都要一遍又一遍地訴說自己從前的苦難經歷,無法從記憶中走出。

我的岳父年近九旬,以前是公辦教師,大饑荒時為了養活家人而回家務農,到現在還能背誦論語,他也曾數次對我講到大集體時代生活生存的艱難。

我的父親**1949**年出生,生前曾對孫子回憶,大饑荒時自己餓瘋了,十多歲的他拿起斧頭追著要砍母親,我的小腳婆婆(奶奶)嚇得飛跑,圍著屋子跑了三圈。隨後,我父親扔掉了斧頭,母子倆抱頭痛哭。後來我家日子過好了,他只吃肉魚,不吃米飯和蔬菜,明知道這樣不健康也不改。有時,他喝下幾杯白酒,就眼淚汪汪的對孫子說,「我以前苦啊!」

我的母親1948年年底出生,比父親大幾個月。大饑荒剛過去,短視的外公發現農村先好轉,硬是把戶口從武漢遷回了雲夢縣的農村老家。從此,母親就墮入了艱苦的農村生活。她現在住在合肥大妹家。大妹告訴我們,她回憶最多的就是自己年輕時在大集體時代吃過的苦。

劉亮程在《一個人的村莊中》寫到:「落在一個人一生中的雪,我們不能全部看見。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孤獨地過冬。我們幫不了誰。我的一小爐火,對這個貧寒一生的人來說,顯然杯水車薪。他的寒冷太巨大。」

方方曾說,「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那裡,可能就是一座山。」無論是我的岳父岳母,還是父親母親,他們的經歷都並非個案,而是兩代中國農民的普遍經歷。可以說,時代的灰塵,落在了所有的那幾代農民身上,少有倖免。「二舅」比他們年紀小一截,但有相當一段時間是重疊和共時。但是,這個片子抽空了這些巨大的歷史背景,讓「巨大的寒冷」消失無蹤。

苦難不值得讚美,它不應該成為雞湯

十幾年前我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被欺凌的與被侮辱的》《死屋手記》《罪與罰》《白痴》《卡拉馬佐夫兄弟》等等。起初,書中對貧困者的心理描寫,以及陀翁的悲憫,東正教的救贖意識對我的心靈形成了強烈震撼。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多部小說中,將「受苦」作為解決精神困境和內心衝突的方法,卻是一種受虐狂的表現。顯而易見的是,無論怎樣在身體和精神上受苦,都只能磨滅自己意志和欲望,消耗自己身體而無助於解決生活中的任何現實問題——你受了再多的苦,也不能根除現實中那些造成很多普通人悲慘命運的因素,也不能讓你的下一代避免重蹈覆轍。

每個觀眾或許都會尊敬「二舅」身上歷經磨難而莊敬自強的堅韌。但不可否認,當制度、政治、社會等因素所施加的壓力作用於「二舅」身上時,「二舅」的態度是「逆來順受,順來順受」,「二舅總有辦法」只是運用自己的智力和技能,在壓力下艱難騰挪。和眾多的同齡人一樣,「二舅」經歷了那麼多的苦難,幫助了家人和村里人,但他一生也只是卑微而艱難地活著,如此而已。

苦難和苦難之間,或許有程度上的不同,但是,苦難就是苦難,而不是雞湯。儘管我岳父岳母、父親母親的生活經歷,會激勵我追求自己人生的目標,實現父母沒有實現的心願,但是,他們經歷的苦難,我永遠不會想到自己要再度經歷;我也不認為我和弟弟基本實現我父親的心願,是父母苦難經歷所激勵的結果——更大程度上,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後,農民有了更多的自由,有了更多的選擇和機會,社會環境的變化,個人努力獲得成功的機率,比大集體時代要高。

我相信,拍攝者說「回村三天,二舅暫時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是可能的。但是,自己的問題終須自己解決。內卷、996、經濟下滑等等現實問題,社會上的不公正現象,終究需要改革或者所有人的爭取才能逐步改變。在這一點上,「二舅」無助於現實中的人們,恰恰相反,積極的介入才能促成現實的根本改變,避免自己和後代重新遭遇「二舅」的命運。

「二舅」從沉默的大多數,被拍攝者的展示而成為「網紅」,由此引發了許多爭論。觀眾不需要二叔扮演申訴者和抗議者的角色,但是,將苦難轉化為心靈雞湯,卻顯示拍攝者(也是代言人)的幼稚和功利。拍攝者的言說配不上數十年裡中國農民所經歷的苦難,也配不上「二舅」所經歷歲月。與過去幾十年沉痛的中國歷史相比,這個片子顯得膚淺而輕佻

對苦難的耐受力越強,就越會阻礙人們改變現實

黃炎培生前曾經對黃萬里說,在古代,只有統治者對不起人民,從來沒有人民對不起統治者。翻一翻二十四史就不難看到,在歷朝歷代,即便是和平年代,底層的農民也一直都是無辜的受害者,大多數時候都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如果遇上朝代更替或者戰爭叛亂,更是會淪為任人宰割的犧牲。

長期以來的君主制壓迫,幾千年以來深重的苦難,使得中國人對於苦難有了超強的耐受力,但凡生活有所改善,能夠解決溫飽問題並有機會積累財富,或者有機會階層上升,他們就已經很知足了。

然而,對苦難超強的耐受力,恰恰會阻礙人們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拖延根本性的變革。當人們忍受著過於巨大和深重的苦難之時,一點點改善可能就會使很多人滿足,繼而不思進取。實際上,他們本可以追求更多的改變,使自己和自己的後代獲得更多更好的機會,免於遭受以前的痛苦和艱辛

但是,「二舅」不能給予這些。任何人都沒有權利要求「二舅」憤怒起來,也無須為「二舅」討回公道。但是,所有民眾都有權利追問周劼這樣的既得利益者權勢和財富的來源,「二舅」的不幸,拍攝者自己的「精神內耗」,很大程度上正是他們的歲月靜好所致。而「二舅」一生的際遇,讓人很容易想起王夫之的名言,「其上者申韓,其下必佛老。」

「二舅」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人生,並且安之若素。但是,拍攝者作為1990年出生的大學生,並且教過歷史,卻僅僅停留於「鼓勵」,卻顯示出思考的缺陷和不足。本篇可以作為可口的心靈雞湯,卻無法轉化為改變現狀,制止釀就普遍性悲劇的力量。拍攝者可以借「二舅」來收割流量,卻無法保證自己的孩子不會被周劼這樣的人壓制和欺凌。拍攝者講述二舅,以抽空歷史背景的方式精心選擇素材,來提供「正能量」;用一種歷經滄桑的豁達,通過「比苦」來消解現實中的問題,實際只是精神上的自我和解——類似阿Q的精神勝利法。

另外,我也不認同作者所說,「二舅這把爛牌,打得是真好」——我既沒看出來好在哪裡,也沒有看到「二舅」的勝利。和二叔幾乎同齡的作家有:1955年出生莫言,1958年出生的閻連科,1958年出生的王朔……如果「二舅」1977年之後考上大學,必然更加有所作為——類似「二舅」這樣只讀過初中,考上大學的人那幾年不在少數。片子中的「二舅」令人肅然起敬,是因為他的品格。從根本上說,他只是安然度過了自己平凡的一生。正如穆旦的詩歌《冥想》:

但如今,突然面對著墳墓,

我冷眼向過去稍稍回顧,

只見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2022.7.28急就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燕京書評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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