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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赫:中共財政困局及其三大獨特風險

中國一季度GDP超乎預期,引發分析師懷疑?晶片、汽車停產,外商接連投訴,上海封城代價大!IMF等紛紛下調預測,中國經濟出現「真正危險跡象」?(大紀元製圖)

2020年,中共財政減收擴支,收支缺口達到6.27萬億元歷史峰值。2021年,財政大為好轉(中央地方雙超收,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突破20萬億元,增長10.7%;而全年財政支出增速僅0.3%,創40年新低;超收、短支使得1.1萬億元「剩錢」可在2022年使用)。然而,2022年財政急轉直下,遠比2020年嚴峻,例如上半年廣義財政支出大於收入5萬億元(2021年同期數字僅約7,181億元,增長703%)。

財政收支缺口如此之大,直接原因是減收(包括減稅)、增支。根據7月14日新聞發布會上財政部公布的數據,上半年,(一)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05,221億元,按自然口徑計算下降10.2%(扣除留抵退稅因素後增長3.3%);其中全國稅收收入85,564億元,按自然口徑計算下降14.8%(扣除留抵退稅因素後增長0.9%)。(二)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28,887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5.9%。(三)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27,968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4%;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23,622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1.4%。(四)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54,826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1.5%。(一)、(三)合計廣義財政收入為133,189億元,(二)、(四)合計廣義財政支出為183,713億元,收支缺口50,524億元。

上半年財政收支缺口急劇擴大,固然主要是突發性因素——俄烏戰爭、上海封城等等——所致,但也體現出更深層次的趨勢性因素。因此,財政收支缺口擴大,不是暫時性的而至少是中期的。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發布的《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21)》,預測「十四五」(2021─2025)財政收支:除2021年外,「十四五」期間財政收入增速繼續放緩;但財政支出仍保持一定增長,平均財政支出增速將在7.5%以上。相比於2020年,在不考慮改革的情形下預測,除2021年外,缺口規模將呈擴大趨勢,2025年預計達到約10.7萬億元。中共財政部部長劉昆去年亦曾撰文指出,今後一段時間,財政整體上面臨減收增支壓力,財政運行仍將處於「緊平衡」狀態。

為什麼會「減收」「增支」呢?這是中國經濟社會所處的特定階段所決定的。下面談三點。

第一,2011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財政收入自然增長率大大受限

從2011年「破十」一直滑到2020年的2.2%(官方數據,且不論其真實性幾何),2021年反彈到8.1%是例外,2022年前六個月又急落到2.5%(其中一季度經濟4.8%,二季度0.4%),全面5.5%的目標已不可能達成。

眾所周知,中共經濟政策的核心是保經濟增速,例如2010年「保8%」、2015年「保7%」,2019年「保6%」,為什麼?表面說是保就業;但從人口統計數據來看,適齡勞動力人口增長率從2006年開始最高也僅有1.6%,從2013年開始更是由正轉負,此說難通。有人一語道破:其實是為保財政。的確,經濟增長,就有一個財政收入自然增長率。如果經濟增長持續下滑,財政收入則大受影響。這就是中共當局明知今年經濟形勢不利(「三重衝擊」)仍將增長率定在5.5%的原因所在。

2022年中國經濟將相當艱難。那以後呢?根據「十四五」和2035遠景目標,中共期望2021年至2035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從中高速增長(5%以上)逐步過渡到中速增長(4%以上),GDP年均增速保持在4.8%左右。但這是很難做到的。澳大利亞智庫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今年3月發布的《回顧中國的崛起》(Revising down the rise of China)研究報告指出:由於人口減少、資本密集型增長的限制以及生產率增長的逐漸減速,中國可能會經歷長期的大幅增長放緩;即使政策繼續取得廣泛成功,基線預測表明,到2030年,年經濟增長將放緩至3%左右,到2040年將放緩至2%,而從現在到2050年的總體平均增長率為2-3%。

如果中國經濟從現在到2050年的總體平均增長率真的只有2-3%;另一方面,疫情遠未有窮期,中共又向左轉、政策僵化,沉重打擊中國經濟,這些都將嚴重壓縮中共的財政收入增長空間。

第二,中國宏觀稅負畸形的高,為托底經濟,當局不得不減稅降費

2017年中國狹義宏觀稅負(稅收/GDP)已達17.5%,雖然低於發達經濟體,但明顯高於俄羅斯、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而中國廣義宏觀稅負(一般政府收入/GDP)高達27.6%,已和大部分發達經濟體相差無幾,這表明中國各種非稅費用負擔壓力明顯偏高。根據納稅主體劃分,2017年中國的企業部門納稅占比超過80%。相比之下,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企業稅占比僅為34%、42%、50%和52%。此外,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7年中國企業納稅規模占利潤總額的比重高達67%。

企業稅負如此之高,怎有活力?經濟形勢日益不好,中共被迫減稅降費。根據中共財稅部門數據,「十三五」時期(2016─2020)新增減稅降費規模高達7.6萬億元。2021年全國累計新增減稅降費約1.1萬億元。2022年官方宣稱,預計全年退稅減稅約2.5萬億元,其中留抵退稅約1.5萬億元,退稅資金全部直達企業。目前,中國狹義宏觀稅負降至15.1%,但廣義宏觀稅負仍須下降(這也是最難的,現行18個稅種中只有12個稅種制定了法律,中共口中的「稅收法定」迄今仍未實現)。

此外,中共雖自2015年起就搞「放管服」改革(所謂「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和轉變政府職能,但對企業的陋規陳習仍多,實質性的利益格局調整舉步維艱。中國企業的體制、政策環境仍無根本改觀,甚至因為政界向左轉而在某些方面有所惡化。

第三,為了維持中國現在這個攤子,當局不得不增加財政支出

中國經濟過去幾十年高速增長,但並沒有解決三個基本問題:第一,夯實工業基礎能力(許多關鍵零部件、中間品需大量進口);第二,建立健全全民社保體系;第三,保護環境。這些問題嚴重製約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多年欠帳,現在不得不補,財政也不得不相應花錢。

再從政治角度講。習當局自稱開闢了「新時代」,「新時代」「新」在何處?其給出的核心答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的「共同富裕」(將是「二十大」報告的關鍵詞)。「共同富裕」,一方面是要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擴大內需,另一方面是爭取民心、緩解民怨,再就是應對中國人口危機。怎麼「共同富裕」呢?就是要搞中共式的福利社會。這就需要較大幅度的擴大社會福利支出。

根據國際經驗來看(見表1),在1.2萬─3萬美元的人均GDP區間,政府總支出占GDP比重和社會性支出占政府總支出比重的提高速度都快於其它區間。按照中共「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中國預計在2025年之前成為高收入國家,2035年成為中等已開發國家,可見中國未來10─20年的發展恰好處於1.2萬─3萬美元這個區間,財政支出將大幅增加,尤其需要更大幅度地提高社會福利支出水平(有研究表明,2020年中共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為33.9%,而參照組的平均水平為40.4%;中共政府社會性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為52.4%,參照組的平均水平為62.0%,兩者均偏低)。

轉摘自蔡昉、賈朋:構建中國式福利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依據。

中共獨特的三大危險

綜上所述,中共財政收支矛盾異常尖銳,財政壓力不斷加大。財政困難也不只是近期、短期的事情。也就是說,中共在可預期的時間內,都將陷入財政困局。而就中共的具體情形來說,又有其獨特的三大危險。

第一,財政政策荒唐。當前中共財政政策的三個要點是:「保證財政支出強度」、「實施新的減稅降費政策」、「堅決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即增支、減稅和控制債務。而增支、減稅和控制債務恰恰是財政中典型的「不可能三角」,意即:一國政府不可能同時實現降低稅負、保障支出和控制債務規模這三個目標,財政政策必須有一定的取捨。中共偏偏追求這三者同時實現,其效果將是惡劣的。

第二,財政債務風險高企。已開發國家政府債務雖也不斷上升,但利息支付占GDP的比例卻是下降的;中國相反。中共前財政部長樓繼偉說,2019年中央財政債務付息支出占中央本級支出比重為13%,預計2020年大約升至15%,在中央本級各項支出中排位第二。「十四五」時期,多數省市的債務可持續性堪憂,粗略計算,大約四分之一的省級財政50%以上的財政收入將用於債務的還本付息。今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債務付息支出5,608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8.8%。的確,中國的債務利息負擔很重,這構成了絕大的風險。2012年以來,利息支付已經超過增量GDP,2020年利息支付與增量GDP之比已經接近400%。

第三,地方政府搶劫。有論者指出,在經濟減速的情況下,基層權力為了補上收入缺口,其腐敗形式會從「潤滑劑」(即促進了經濟活動的腐敗)走向「攫取之手」(以掠奪為目的腐敗)。這恰是中國的一大現實。例如,去年10月,為彌補財力緊張及不合理支出等產生的缺口,霸州市在6月份已經完成非稅收入預算7億元的情況下,向下轄15個鄉鎮(街道、開發區)分解下達了3.04億元的非稅收入任務。這直接導致大面積大規模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67天竟罰款6,700萬元,真是無法無天。

結語

中共長陷財政困局,表明其已窮途末路;而其獨特的三大危險,則凸顯了其流氓本性。這樣的政權,還有存在的必要嗎?一旦財政困局突變為財政崩盤,中共也就走向解體了。

責任編輯: 楚天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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